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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警惕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化”

2015-08-06瞭望

■ 在急功近利、“资本化”的驱动下,非遗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纷纷让位于经济价值

■ 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间应有的相互克制在中国还未进入佳境

■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实施细则亟待出台,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力量,规范和约束各种对非遗的歪曲和滥用行为。

■ 民众整体的文化自觉还处于缺位状态,难以对盲目商业性经营和产业化开发问题形成约束力量,更难以用行动抵制各种对非遗的异化行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在国际、国内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中,可以轻易找到有关非遗价值的阐述。但是要对其实施保护,必须把对非遗价值的认知,转化为一系列可操作、能落地的举措。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启动以来,我国政府已经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多种保护方式,如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实实在在抢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促成了很多传统工艺美术、表演艺术在当代的复兴,同时,对保护理念从“死保护”扩展至“活保护”,从单个文物、单个非遗名录的保护,发展到文化生态区的保护。

但是,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非遗保护实践出现急功近利现象,使保护工作发生诸多异化,其结果,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就是“鼓了腰包,扁了精神”。

×唯利是图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告诉了本刊记者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天,他接到南方某市主管非遗保护工作的领导的电话:“乌先生,我刚上任不久,对我们这边的非遗工作,您能不能给我提一个指标,我们好去保护。”

乌丙安不明指标所指,追问:“你说的是什么指标?”对方答:“就是我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占GDP多少?”乌丙安更加不解,因为在他看来,非遗是需要政府出钱保护的事业,而不是替财政赚钱的,他更希望听到地方干部向他征询“每年用于非遗保护的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多少”。

把非遗视为“生财之道”并非个案。一些地方政府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动力和动机不是为了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而是为了出名,考虑的是出名后,对其进行商业性经营和产业化开发的可能性。

比如,一些地方热衷于申报名酒、名吃、名茶等与经济效益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目的就是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

专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确实有很多文化事项可以通过与现代商业模式的结合,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问题是,在这种急功近利、“资本化”的驱动下,非遗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纷纷让位于经济价值,有利可图的非遗项目成为香饽饽,众人追捧,市场开发空间不大的非遗项目则被束之高阁。其后果,不仅使大量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实质性保护,而且使文化遗产的社会人文价值被简化,进而失去其内核。

比如,有的地方盲目地对不宜“走市场”的非遗项目进行商业化经营,把苗族部落的祭祖仪式变成舞台表演,把沐浴礼佛的泼水节变成“天天欢度泼水节”的旅游项目,民俗仪式或节日的神圣性和内在的精神信仰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变了味儿。

有些地方,为使搬上舞台的民俗表演更具舞台表现力,一些导演和策划人便对当地民众进行各种“指导”,对节目内容和形式进行各种“改编”;还有些艺术专家教唱侗族大歌的民众用美声唱法,说是为了保护嗓子。这些做法在遗产学家看来,无疑对非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告诉本刊记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遗存下来的优质文化基因,任何力量对它的干预、改变,都会使其变成“转基因”品种,也没有保护价值,对非遗传承而言,“原汁原味”是最重要的。

专家指出,急功近利地把民间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舞台化、表演化,还会滋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让非遗的主人——民众,失去了生活的自在感和主体性。

“表面上看,所有参与者都从这些‘旅游节’挣了钱,可深层次看,非遗保护最注重的精神文化却遭到破坏了。这是我们对待非遗的短视之处。”乌丙安说。

×制衡缺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张祖群告诉本刊记者,以旅游为产业化的生存路径,是国际“非遗”保护的有效推力之一,在非遗与旅游结合的初期,很多非遗正是通过旅游业带动,走出了生存困境,但是在发展后期,随着大量资本的涌入,资本的逐利性和排他性日益凸显,而旅游管理部门对产业资本又缺乏约束力,资本对非遗的干预、破坏也就产生了。

政绩观也是影响非遗保护问题的重要因素。苑利告诉本刊记者,申报可以直接进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其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申报成功之后的科学保护,由于缺乏量化指标,又不在非遗保护的评价体系之内,所以少人问津。

山西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张卫东向本刊记者坦言:“受制于现行的考核体系,地方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就不得不优先抓基础设施建设、抢救性记录等显性工作,而延缓甚至忽略了涵养文化土壤的隐性工作。”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耿波研究发现,非遗保护的欧洲实践和日本、东南亚实践中,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主流观念上大体都认同“保护先行”,在组织实施上倾向于“政府主导”。同样,在民众主流舆论中,非遗保护通常都被视为本民族传统的当代传承,自然而具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凡此种种,使得欧洲、日本、东南亚的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保持了相互克制的关系。与之相比,这种相互克制关系在中国还没有进入佳境。

本刊记者调研得知,中国当前进行的非遗保护事业,虽然采取的也是“政府主导”的方式,且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通过立法形式彰显了政府保护非遗的坚定态度。可是由于缺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的实施细则,保护非遗项目必需的奖惩机制、问责机制均未建立,很多非遗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还难以得到实质性约束。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对非遗的歪曲使用现象时有发生。

在中国,许多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还缺乏清醒的认知,民众整体的文化自觉还处于缺位状态,难以对当前非遗领域出现的盲目商业性经营和产业化开发问题,形成约束力量,更难以用行动抵制各种对非遗的异化行为。

于是,主流话语体系尽管不断强调保护非遗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是为了留存人类发展的优质文化基因,可是,在广大民间的话语体系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仍被视为可以短期致富的资源。

!规避异化

专家指出,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都适合进行商业性经营,所以不能渴求所有非文化遗产的价值都通过货币交换来体现。但也有很多非遗门类不排除进行商业开发的可能性,关键是要警惕看待非遗价值的唯经济利益论。

对待有商业开发可能性的非遗项目,应在不损害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当下需要依靠哪些力量来保护非遗使其免受异化?张卫东以山西省的实践告诉本刊记者:“群众性的自发保护是我们的坚实基础。”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很多县级政府其实很难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要求的那样“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好多非遗保护工作都在仰赖传承人及传承群体。他们怀着对非遗的满腔热爱和珍惜,站在非遗保护的第一线。

乌丙安希望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实施细则能尽快出台,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力量,规范和约束各种对非遗的歪曲和滥用行为。

苑利建议,要给当下盲目进行商业性经营和产业化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戴上“紧箍咒”,严厉禁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当开发。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历史上,“走市场”的可以继续“走市场”,比如传统戏曲、杂技以及形形色色的传统手工技艺。但是,对于历史上并不“走市场”的文化事项,比如严肃的祭祀仪式以及短小的传说故事类非遗项目,就不要逼迫它们一定“走市场”,以避免遭受各种商业炒作的负面影响,确保这类遗产项目的严肃性和原真性。

苑利补充说,为确保传承人传承的非遗项目免受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可采取“异人、异地、异品”的“三异”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严格分开,传承人负责原汁原味地传承,开发商负责对非遗衍生品的开发,二者必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以防开发商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生态造成破坏,同时要保证二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区别,以减少工业化生产对手工产品的冲击。如此,二者虽然近在咫尺,但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撞到一起。LW

刊于《瞭望》2015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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