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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2000年前的西汉王朝每年死刑犯比苏联大清洗时还多?

2017-09-03刘三解

上期文章是为了做个铺垫,聊了一下优秀政治家的“说”,以及为什么那么“说”,也就是历史形象“包装”的意义,具体到汉文帝个人,最可贵之处并不是他没有“装”,而是他“装”了一辈子,他的子民,也因之受惠。

《汉书·文帝纪》里,东汉人班固这样撰写赞词: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同样是疾呼“仁哉”,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太史公曰”评论却有另一个视角: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这段话其实内藏毒牙。

01

司马迁的评论,包含了两个时间段,其一,是以“必世然后仁”,对此,《史记集解》引述:

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汉文帝在位23年,距离30年相去不远,加上之前的汉初20多年,40多年的政策延续性,算得上一个“仁”字。

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时间段,即“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文帝之后100年,落在谁任上了?汉武帝,那么他有没有“胜残去杀”,或者说如班固所言的“几致刑措”,也就是备刑罚而无用,天下向治?

动不动就刑杀几万人的武帝朝,自然算不上“善人”,所以,司马迁的这个比较毋宁说是在讽刺汉武帝没能延续父、祖的盛德。那么,这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汉武帝

后半段的赞词其实已经点了汉武帝的名,所谓“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廪廪的意思是“庶几”、“渐近”,也就是几乎就把服色改了、封禅去了,这个说的是贾谊、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改正朔、服色,结果,汉文帝只是做了准备,实施则留待后人,完成这项“大功业”的后人正是汉武帝。

然而,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是这么记录汉文帝的“谦让”: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一个“怠于”、一个“不往焉”,这还是“谦让”吗?这是被方士新垣平忽悠瘸了之后,恼羞成怒了,干脆完全不信这套。那信这套的汉武帝又是个啥呢?

从这个案例来看, 说《史记》是一本“谤书”还真是一点没错。

不过毒牙归毒牙,司马迁无非是“腹诽当今”,而班固却敢直斥汉文帝之非,当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放在《文帝纪》里,而是藏在《汉书·刑法志》中: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这是一通夸,说汉文帝时候,刑罚大省,可到了千古留名的“废肉刑”事件上,班固又写道:

促成汉文帝废肉刑的“缇萦救父”

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这可是汉文帝的重要历史功绩,后人大夸特夸的故事,却是“外有轻刑之名”,实际上杀人,当然,这不是班固这人比司马迁骨头还硬,而是这个问题,早在汉景帝刚登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也直白地认了账,《汉书·刑法志》记载: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

翻译过来就是说,肉刑换笞刑,结果上和死罪差不了多少,哪怕侥幸没抽死,人基本也就残废了。

因为由剁掉脚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样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针对的就是“事罪”,比如损坏公物之类,所以打个10下、30下、50下比较常见,除了“熟笞”算是情节严重要加刑,那是打满100下。

可像汉文帝这种300下、500下抽下去,脚趾头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没了,所以汉景帝元年进一步加惠于民,先是减少了“笞”的数量,500减到300,300减到200,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所以,汉景帝中六年,又下诏,减300为200,减200为100,又规定了刑具必须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规制,强调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换人。

这对父子仁义不仁义?6不6?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晚年汉文帝

02

一般的秦汉史通俗作品,对于秦汉交替之际的讲述,基本延续了《史记》、《汉书》中偏向意识形态的讲述,即秦代法网严密、百姓苦之,汉高祖吊民伐罪、约法三章,所以为政宽简,之后又行黄老、清静无为,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

这个解释体系,我们可以理解为汉代的官方解释,如果没有一波又一波秦简、汉简中律令材料的出土,这个官方解释可能还会继续发挥作用2000年。

然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给我们展示了“清静无为”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汉初年的律令制度体系完全是对秦代的继承,只是根据汉朝的政略调整,略作修正。

对此,汉朝人心知肚明,属于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世界存在本身,对于我们,乃至于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了,因为世易时移。

我们还是从容易理解的文本说起,比如《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大篇幅地记述了从黄帝时的涿鹿之战一直到汉兴、武帝时代的军事史,简言之“谈兵”。

在我们的意识里,军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两个概念,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却明确指出:

现代油画里的汉代车战

《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上天指定爵命次序(爵位、身份),所以圣人顺应天命制定了五礼的礼制,天又要惩罚有罪之人,所以依据天的意志创制了五刑,其中最大的“刑杀”就是甲兵、军队,以下才是死刑、肉刑、鞭笞之类。

换句话说,军旅征伐和法条刑罚都是用暴力维护“天意”的手段,只是施加的场所不同,一个是在原野上列阵展示,一个是在朝堂、市井表现。

我们引申一下,用更现代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现象。

在班固眼中的《刑法志》,其实就是对于国家组织动员的规范。任何已知的政治制度体系,永远面临一个日常化和战时化转轨的问题。而在春秋末期、战国时代的“大争之世”,频繁的战事又对于国家机器的转轨效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上古时代的分封征召制度,与欧洲中世纪、日本武士时代的状态类似,采取的是多级封建主的义务征召,当战争发生时,由最高的封建主发出命令,要求自己的封臣按照封建义务,召集其下属的封臣,以至于农奴,集中后出征,编成野战军队。

这个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效率”,因为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重合,总是需要通过各种权威或博弈才能形成一个合力,同时,士、骑士、武士作为全脱产或半脱产的军人,固然具备长期战争的条件,他们统领的徒附、农兵却要受到农时的拖累,因此,封建化的军队长期持续的战争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电影《勇敢的心》剧照,参战的很多人就是农民

现实的矛盾,令封君们只能寻求直属“宫廷”力量的扩张,同时限制、收夺封臣的一部分权力,将原本在法理上并不归属自己管辖的更下一级的人力、物力集中到手上,从而拥有足够的资源为更频繁的战争服务。

但是,这个过程在原有的“身份”体系下进行,往往会面临雄主之后的权力塌陷,世卿世禄的贵族传统会把刚刚集中起来的权力、利益再度分散掉,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组织技术创新来代替旧的“封建”关系。

这个巨大的制度性“早熟”出现在了春秋末期的中国,之前的兼并战争造就了数量巨大的失去世封世禄的“士”群体,他们为全新的“流官官僚体制”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撑,君主终于可以将任命制的“廷臣”扩展到治下的各个角落。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同时,“铸刑鼎”这样的成文法公示事件发生了,这是因为“流官官僚体制”只是骨架,这个体制的运行规则,即血脉,却是由成文法塑造的。

由世卿世禄的天下,走向新的天下的过程,恰恰是春秋、战国诸国不断“改革”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就是一个新的、稳固的、自我完善的律令制度体系。

但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秦汉时代的所谓“法律”,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其最本质的立法原则,并非是规定你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规定你应该怎么活。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法”来做,你违背的就是“天”的意志,你也就不必活了。

外国人画的清代中国斩首刑罚

03

“文景之治”的“仁政”,比如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对于肉刑的一步步减轻,正是在上述成熟的制度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微调,其结果仍是“率多死”,也就是执行中被打死的人很多,这个数目究竟有多少,咱们不得而知。

只看《汉书·刑法志》中有记载的,在汉武帝删定汉律后,又经历了汉宣帝、元帝、成帝连续三代简省法条,汉帝国仍然有数目惊人的“罪犯”:

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

也就是他平均了一下,西汉中后期的各代每年的死刑决狱,占人口比例的1/1999-1/1000,即1.5万—6万人,耐罪算是最低的“肉刑”,也就是剃掉犯人的鬓发,斩右趾头则是最重的肉刑,文帝改成了弃市,也就是杀头……3倍多也就是4.5万-18万人,每年的犯罪人数合计约为6万-24万人。

这是前朝,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的死刑数字则是:

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为方便现代人理解,三解举几个不恰当的数据来看一下:

1972年汉景帝阳陵刑徒墓出土的汉代刑徒铁质刑具

从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恢复死刑制度开始,这40年间一共有1436名罪犯被执行,平均每年36人。(王禄生:《美国死刑数据下的真相》,刊于《财新网》)

1954年,内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镇压的积极参与者、强制迁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组织者)报呈赫鲁晓夫:1930年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 年)

前者是美国的死刑执行数字,2014年美国人口数约为3.19亿;后者为苏联大清洗的死刑执行人数,平均每年约为3.33万人,而1937年苏联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为1.62亿。

请注意,西汉建国初年估计人口数为1500万-1800万左右;汉文帝末期,估计人口数为3000万左右;汉武帝末期,估计人口数为3500万左右;汉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人口数为5959万左右;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全国人口为2100万左右。

即便是苏联大清洗这样规模、效率的现代国家的大规模镇压,在死刑比例上,也远远比不过西汉帝国……就更不用说美国这样的现代法治国家的死刑比例了。

而更可怕的是,《汉书·刑法志》中的数据,只涉及到了“死刑决狱”,而没有涉及“非正常死亡”,因为汉朝的“犯人”,除了砍头和赎罪脱罪的之外,肉刑或许不是人人都捞得到,徒刑、甚至终身劳役却是跑不了的,这个群体的名字就叫“刑徒”,对他们而言,死亡可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汉阳陵刑徒墓地位置图

1972年,陕西省泾阳县高庄镇狼家沟村修水渠时,在村子的南边,景帝阳陵封土的西北1 500米处,发现一处占地8万平方米的刑徒墓地。随后陕西省文管会和陕西省博物馆对刑徒墓地进行了部分清理,发掘了29座刑徒墓,共有35副骨架。许多尸骨都戴着铁钳、铁釱等刑具。经过预测,刑徒墓地有8万平方米,可能埋葬有上万具的刑徒尸骨。

从已发表的汉武帝茂陵、哀帝义陵的调查简报看,武帝陵园也有刑徒墓地(报告称修陵人墓园地),义陵没有发现刑徒墓地。武帝刑徒墓地试掘后和汉阳陵的情况大体一致,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埋葬至少2万具尸骨。(石宁:《汉阳陵刑徒墓地考古与西汉刑徒生活探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1月)

类似的刑徒墓地,在河南省偃师县西大郊村,于1964年发掘了522座,系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永宁二年(121年)征调到都城洛阳服役的刑徒的墓地。经鉴定,刑徒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脊椎骨有明显的劳损痕迹,有的骨骸上留有被器械刺杀、砍击造成的创伤。这表明刑徒多是在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下被折磨致死,有的是受酷刑死亡或遭残杀的。

这已经是“文景之治”200年后,据统计,大郊村刑徒墓地的墓主,输作前的郡县狱所遍及9个州所辖的39个郡国167个县,当然,他们比较幸运,在棺木上还会扔上一两块青砖,镌刻死者姓名、刑名和输作前所在的狱所,不算是无名鬼。

1964年在河南洛阳出土的刑徒墓青砖铭文

在汉景帝这么一位“仁君”的陵墓旁边,草草埋葬着10000多无名刑徒的尸骨,为他的王朝做见证,才是真正的讽刺。

更加讽刺的是,与文景前后的诸位雄才之主比,文帝、景帝父子生前的施政又绝对当得一个“仁”字,而他们所体现出的残酷,恰恰说明了在他们的“仁政”前后,整个秦汉制度体系的残酷性更令人发指。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回顾了上文中数以万计的“犯罪受刑”人数之后,想象一下,汉文帝时代在更近似于秦代法制体系的背景下,如何做到年决狱不足四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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