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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我只看重历史的拐点”

2017-09-12南方周末

2016年12月9日,重庆永川,纪委负责人约谈铁山村党总支书记刘凌松。(东方IC/图)

全文共4986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话剧《模范监狱》实际也可纳入易中天的“中华史”。历史上皇帝被软禁,话剧里民国的权势者落难,“任何人都可能处于一种孤立无援或者别无选择的境地。”易中天问,“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最近不能工作,难受,就像丢了魂一样。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简直就是行尸走肉。”受身体状况影响,学者易中天眼下只能卧床休养,他盼望早些回到书房。

易中天惦记的,其一是《易中天中华史》(下称《中华史》),其二是《模范监狱》。前者是他从2012年3月开始撰写的32卷本中国通史,边写边出,正在写第19卷《风流南宋》;后者是他的第一部话剧作品,将于2017年9月8日到24日上演。

几年前,易中天把自己希望解决的问题归结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走。”他平日住在江南小镇,推掉许多邀约,专心写史,每卷先做年表,清楚了解那段时期的历史进程,才开始顺序铺陈。偶尔有细节拿不准,他会给历史顾问陈勤打个电话。

撰写冠以自己名字的通史,易中天非常郑重,那甚至“是跟命相连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做这些工作。”他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语速均匀,偶尔被咳嗽打断,“如果想做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做,我觉得整个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写到每个阶段,易中天会阅读相应的史书、论著。写西周,他分别阅读杨宽和许倬云所著的《西周史》;撰写特别复杂的宋代,他双手一张,比划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厚度。

住处有水泵,他可以用地下水取暖,但冬天得去女儿家住一段。出行没法携带太多参考书,易中天难得闲下来。2017年春节期间,他用其中十天写出剧本《模范监狱》,灵感来自从前在火车上听到的关于虚假慈善捐款的新闻。主创团队于6月中旬建立之后,他前往北京四五次,和大家讨论角色和剧情,有时亲自表演示范。最近一次是8月下旬,他观看剧组首次联排,当时已经感冒,到9月初还未痊愈又骨折了。

易中天曾形容自己用写剧本的方式写《中华史》。如今,他当真写了剧本,故事放在1936年秋天。那时,国民政府已经推行“新生活运动”两年,颇为艰难。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长征完成,革命有了新希望。年初的“二二六”事件使日本军方势力扩张,开始谋划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尽管时事纷扰,剧中的“模范监狱”却维持着固有秩序,如同独立王国。直到国民政府派来特派员,准备迎接“友邦记者团”参观,那里才出现了一系列波澜。虚构的故事发生于一时一地,但根植于易中天对长时段真实历史的判断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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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盛而衰,罪魁祸首是朱元璋

谈写史原则时,易中天强调两种态度——科学和法治,“科学的态度就是讲逻辑、重证据,法治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两条原则,导致他做了许多“翻案”文章。

唐朝官员李林甫一般被视为“奸相”。但易中天认为,“李林甫狡猾”或“唐玄宗糊涂”,都不足以解释前者担任唐朝宰相长达19年这个事实,尤其是此前几位宰相大多仅任职三四年。在他笔下,唐玄宗深知李林甫嫉贤妒能,但因他“懂事,执行力也强”,方才重用。

事实证明,李林甫“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简化行政手续,为帝国和民众减轻了负担。他会同法学家们整理和修订法律,形成《开元新格》和《唐六典》等重要司法文献和法典,促进了司法清明高效。但是,为排挤有才学的官员,善妒的李林甫又重用文化水平较低的番将,在制度上为“安史之乱”和盛唐转衰埋下伏笔。

虽然优缺点都写到,但《中华史》中的李林甫远离了自己的一贯形象。“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易中天在书中问道。他列出证据:被李林甫扳倒的同僚张九龄、裴耀卿并没有指责他“口蜜腹剑”,这种说法未见于两《唐书》,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后经司马光采信方成定论。

“以道德标准来谈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一定失败。为什么我们重复犯错误?就是缺乏一个科学的态度。”易中天说,他非常想通过《中华史》让大家接受这种观念。类似观念,从他的诸多著作以及《易中天品三国》里都能看到。

两种斗争在北宋尤其明显,易中天用第18卷整本写王安石变法,这也是《中华史》目前出版的最新一种。“总把一些人分成忠臣和奸臣,君子和小人,这样一种史观是很害人的。”写王安石变法前,易中天把年表精确到日,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我一定把这些成见都放到一边,完全从史料出发。而且宋史有好多本书,这些书拿来对照着看。”

轰轰烈烈的变法,被易中天写得妙趣横生,理想主义且残酷的政治斗争,又使人悲哀。他在梳理年表后发现,吕惠卿未必真出卖过王安石。吕惠卿起初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后来成了政敌。因为上交一封王安石私信,信里提及”勿令上知”——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件事,而被广泛视作小人。

“不管吕惠卿做得对还是不对,就算是犯人也不能制造冤案嘛!”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吕惠卿“翻案”,就体现出做详细年表的好处。他发现,王安石罢相,居然是吕惠卿上书之后半年。“这么大的事情不当场破密,这就可疑了。”他再查资料,原来陆游的祖父陆佃后来调查时,就发现宫中无法提供那封私信,而掌握政权的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吕二人,没有理由藏匿证据。

综合种种证据和推断,易中天认为吕惠卿不曾上交过那封私信,在这件事上遭到了诬陷。“可惜此事查无实据,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一句空话,什么细节都没有。”他在书里写道,对吕惠卿的许多劣评是因讹传和攻讦而生,“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情绪。”不过,这些“翻案”,并没法改变吕惠卿名列《宋史·奸臣传》的事实。

“我非常反对一事当前,先做道德判断。”易中天相信,对与不对,绝不简单是个道德问题,涉及到科学、技术、制度和文化等诸多方面。

“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退出,就一定是悲剧。”在全书末尾,易中天总结道。但他又看到,王安石当时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公权力和政府部门,而这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

“我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观,中华古代文明在唐宋两代达到鼎盛,从元开始走下坡路。”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后,明清两代积累了许多问题,“罪魁祸首就是朱元璋,他造成了制度性腐败。”

在写《中华史》的间隙,易中天排了一出话剧。(剧组供图/图)

2

“我只看重历史的拐点”

写史是不断获取新知和破除成见的过程。“很多做学问的人有一个通病,研究什么就会爱上什么。”易中天尽力地警惕这种倾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完全不动情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

研究宋史前,易中天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宋代“积贫积弱”。读过史料,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灭亡原因需要继续深入考察。宁宗时期,宋、金、西夏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偏安一隅,但非常富庶,海外贸易、文学艺术都相当繁荣。

“现存的宋词三分之二是在南宋。而且宋词真正发展到一个顶峰,也就是南北宋之交。”易中天在第19卷为南宋赋予的特征是“风流”,正与第20卷的元代形成对照:“北国依然铁血、南宋兀自风流。”

按照既有体例,易中天准备先写宋高宗和崖山两点,即一兴一亡,其实是海外贸易,要“浓墨重彩地写”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因为“差那么一点,中华帝国的性质都要改变,成海上帝国了”,再写程朱理学,最后是宋词。

在武汉大学念研究生时,易中天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写唐和北宋,他就辟出专章,从唐诗入手描绘时代精神,由晏殊和柳永的诗词开始描写宋代市民生活。而在他眼里,最能体现“大唐精气神”的诗作,乃是黄巢的《菊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易中天认为,唐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对诗歌与时代精神的描写当中,恰恰可以读出他理想当中的美好社会。

最开始写《中华史》,易中天听到很多质疑。“他没想到我并不是什么都要写,我只看重历史的拐点,重要的时间节点。”他说,这只是一家之言,没什么权威性,所以定名为“易中天中华史”,“我个人对所有的文字都负责任。”

虽然面对史料时很像法官,易中天更喜欢把自己称作“侦探”。撰写《中华史》期间,读侦探小说几乎是他唯一的娱乐。他非常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愿意花一晚上时间读完日本作家岛田庄司的《Y之构造》。他想把《中华史》写得像侦探小说,节奏快、悬念丛生,深入历史的幽暗之处。

写《中华史》之余,易中天又编著了一套《中华传统故事》。许多老师和家长向他反映,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读物,能让孩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依旧是《三字经》《弟子规》,那些陈旧的东西。”易中天看重经典之作的现代阐释,“要站在现代人的高度、角度去解读这些经典,重新解读,不是把它原文照搬过来就可以了。”

写《论语》故事,易中天分成两册——《同学们好》和《老师好》。前者写孔子的学生们,分别配上打油诗,譬如子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背起书包上学堂。老师教我恭俭让,我跟老师死抬杠。”

“《论语》相对于后面诸子的书来说,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易中天注意到,由墨子开始,大家就只记录自己获胜的辩论,相形之下《论语》很可爱,“孔子很囧,后人看着不那么光彩或者得意的事情也有纪录。而且人物都非常真实,跟老师吵架的、顶嘴的、抬杠的、设陷阱的,它全部都有。”

3

“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监狱的”

由通史到话剧,时代由南宋一下跳到民国,但《模范监狱》实际也可以纳入易中天的“中华史”。

“模范监狱”一词,在《中国史》里出现过。反抗宦官失败后,唐文宗李昂遭到软禁,易中天形容,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这个譬喻源自陈寅恪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皇帝废立之权既归阉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广义之模范监狱罪囚。”

皇帝面对的“模范监狱”,是制度造成的个体悲剧。剧中的“模范监狱”则更像当时社会的缩影:古今中外的制度、观念混杂在一起,格格不入,气氛荒谬且悲凉。在积弊丛生的制度中,皇帝或国府特派员等权势人物,都逃不掉个人无法突破的困境,遑论真正的囚徒。

国民政府1934年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兼具儒家、基督教,以及社会现代化的观念。“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引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口号。易中天在剧里调侃了“新生活运动”的方方面面。“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三条原则之后,剧里的诈骗犯非要添上“生活娱乐化”:运动开始后,他玩麻将时不能赌博了。

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意在革除积弊,促进社会现代化,“生活军事化”则是其中极重要的一点。“为了实现一手抗日,一手反共,就要有能打仗的军队和有战斗力的国民。改造国民性就要从生活入手,比如说学会早晨起来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但是,目标、观念混乱,且与社会现实脱节,使运动收获微小。当时有海外媒体讽刺,说这是由牙刷实现的民族复兴运动。

在易中天眼中,监狱是呈现新旧杂处的合适场所。“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监狱的,只有牢房传统。”他认为监狱、牢房分别是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产物,后者服务于王法,“现代监狱强调犯人在监狱里是有人权的,不能受到虐待,不能逼供;这个概念牢房是没有的,你一旦进了牢房就不是人,一丁点人权都没有。你为了求生存或者日子过得好一点,除了行贿,没有别的出路。”

何靖扮演的看守长,戏装起初是制服搭配绑腿,后来换了皮靴。虽然服装现代化了,但他的观念并无变化,时常提起前清时爷爷在牢房当差,视行贿、“捞人”、刑讯等行为天经地义。他的典狱长上司则毕业于法政学堂,按照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实习、升迁,是个相对现代化的角色。

《模范监狱》仿佛带有悬疑色彩的《钦差大臣》。剧中先后出现三位特派员,其中一位观念相当现代,留洋归来,满脑子现代法治观念。而在1936年5月5日,民国政府刚刚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他向囚犯宣讲法治、人权的观念,而与监狱管理者发生冲突,处境最为悲惨。

有权势者落难,成了普通人的试金石。易中天一直向导演韩清、杨佳音强调,囚犯作伪证那场戏非常重要,“一定要把戏做足了”。“我很想表现一种观念,任何人的人性当中都有善恶两面。”易中天把善恶抉择置于极端环境中,“他的内心是冲突的,所以我特别强调,犯人那时候不得不做伪证。”

剧中囚犯选择作恶,源于监狱管理者威逼利诱,更深远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与历史积弊。易中天又保留了希望,在稍后的情节中,他让囚犯们表现出了赎罪心理。“任何人都可能处于一种孤立无援或者别无选择的境地。”易中天问道,“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促使人行善还是作恶,“新生活运动”的确没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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