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智库 | 邢自强:划拨国企30%股权和分红给社保基金

编者按:2018年12月15日,原子智库主办的“改革的规则与创新——2018光华·腾讯经济年会暨风云演讲”在北京大学举办,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发表演讲。

演讲的话题是宏观经济形势。邢自强在演讲中指出,供给侧改革要逐渐进入下一阶段,要靠长期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大范围的开放,包括对内、对外开放,以及更高水平的城市化来带动长期的高水平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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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我今天就想讲一下对2019年一些政策的建议。经济下行压力显然大家的分析非常的深刻,包括决策层现在用到的一个词,就是2019年国内外的情况“极度复杂,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我觉得这是比较准确的。

总共三个因素,一个是消费的增长现在明显回落,特别是像房地产和汽车两驾马车都有一些降速。第二是出口层面过去半年存在的抢出口、提前出口的现象进入尾声。明年咱们不提贸易摩擦的情况,光看美国经济我们是非常不看好,觉得它一次性的财政刺激,已经寅吃牟粮到了尽头。明年美国经济增速会由今年的3%接近砍半,明显的大幅回落。所以全球的外需情况不容乐观。第三就是我们的企业信心相对低迷,所以,可能企业的制造业的资本开支投资也是走软。

这三个因素之下,可能就业市场已经有一些逐渐走弱的征兆。今年4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可能经济下行压力确实较大。在这过程中怎么办?我们总结,可能需要两方面的做法。

一个是从短期的需求侧的托底,主要就是财政发力、中央减税、地方开前门,堵后门发债稳定基建,甚至房地产一些政策空间也有一些调整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中长期,我们看到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要靠长期更大规模减税,更大范围的开放,包括对内、对外开放,以及更高水平的城市化2.0来带动长期的高水平增长,这是我今天想主要讲的。

首先讲到减税,很多人会问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减,或者有没有必要性?能力我觉得是有的,过去三年我们的财政进行了整肃,我们看到表内的中央赤字率已经回落到了2.6%,表外地方隐性的收支加起来,我们的广义赤字率比2016年的高点已经缩窄了3.5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是有空间进行减税的,减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

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税率在全球比起来是相对比较高的,尤其是跟我们一些制造业的竞争对手比起来,我们生产环节的增值税率以及企业所得在收入环节的税率也都偏高。如果将制造业的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减了差不多6000多亿人民币,这个对于流转企业的信心有一些帮助。

这是减税,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进行减税。

第二,对于基础建设投资,可能放任它大幅度下滑也不现实。尤其今年堵住后门以后,一些非标的影子银行的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被限制了,这导致基建增速在今年上半年出现多年罕见的负增长。我们理解,关了后门之后,可能前门对地方一些比较可控的、透明的发债要逐步放开。最近两天,人大常委会会在12月底之前审议加快下发地方债务的限额,这也是把明年3月份两会之后发的专项债等提前到1月份就发,这也是时不我待,必须要做的。

这个是在中央财政之外地方的发债,稳定基建托底。

第三是房地产。房地产今年实际上2018年的投资还是不错的,对经济是有正面的贡献。但是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土地的购置,实际的建设活动已经明显放缓了,更重要由于融资条件比较紧,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奔赴海外融资发债。过去两年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净增量就有20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其实这给未来的外债头寸增加了风险,你与其让他去海外发百分之十几的高息美元债,不如在境内我们的融资条件上有一些边际改善的余地和空间。像现价这类可以保持,也逼着房地产企业薄利多销。这三个我觉得是需求侧管理的三支箭,有助于经济托底,扭转信心恶化的局面。

更重要的长期还是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认为对旧的经济板块都是产生了收缩的效应。可能对经济是下行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回到供给侧的初心,它是包含了很多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我们只是看过去两年供给侧也取得了相对不容易的成就,体现在两点,一个是提振了生产效率,一个就是稳定了宏观杠杆率。我们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在2012年到2016年产能严重过剩,整个杠杆率比较高的时候增速只有1.9左右,现在回升到2.5,抑制了一些无序较为过剩部分的投资是有关系的。

第二,我们看到宏观杠杆率连续8个季度稳定了,这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取得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供给侧也不只是对旧经济有收缩作用,它对很多新的经济动能其实是有提振作用的,但是你要回归它的本原。供给侧的2.0应该包含更大规模的降税,刚才高教授也提到,降税,到底哪来这个钱给他融资。

我觉得刚才刘世锦主任体到的一点,盘活好国有资产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社保是很多民营企业,全社会企业比较担心的一个成本上升的压力。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步入老龄化,未来每年都有社保收不抵支的缺口压力,但实际上只要盘活国企的资产,因为这两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企的利润率改善,甚至运营的状况超过了民企,在这个过程中国企上缴红利的数量比例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把国企30%的股权划给社保基金,把他要提升的这种红利分红的比率也上升到30%左右,足以去覆盖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收支缺口,这样就不用在全社会企业当中增加社保的缴费比例。中国目前企业承担的社保员工缴费比例是30%,在全球算是相对比较高的,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前提是盘好国企资产的收益。

第二,用活全球长期资本的活力,比如说中国的国债,我们如果要增加赤字减税,显然要让国债融资,其实海外的资金对中国的国债是非常感兴趣的。目前中国的国债在全球只占政府债务的8%,是跟中国GDP占全球的比例不新匹配。美国的国债是占全球的32%,日本占19%,我们发的国债很少,但是实际上随着现在债市进一步开放,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指标会纳入中国的国债指数,我们分析显示,未来三到四年会有接近400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国债市场,海外的长期资金有这个意愿去配置。

给我们扩大赤子之后怎么去融资提高了很高的空间。这个过程中你也要做到资本市场金融监管以及资本的流动管理的很多法规和实践要做到一致、稳定,透明,而不能来回摇摆,这样才能增加人民币资产对海外长期资金的吸引力。这是这个钱怎么来。进一步的大规模的降税之后,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是其中应有之一,尤其是考虑到现在很多人担心贸易摩擦如果长期化之后,全球的产业链、跨国的企业是否会搬走。搬走了,我们享受到过去20年的支持外溢效应,对生产力提升的效果没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其实我们的分析发现,只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实际上跨国企业,全球产业链他搬不了,也不想搬。

这是我们133个行业专家,调研了75个跨国企业,31个人合写的一个报告,其中用了四个案例分析。比如说我们就看低端产业,过去十年中国的生产鞋帽衣服供到美国的市场份额大概在美国是占39%,十年过去了听到很多厂商搬迁去东南亚的故事,其实中国现在还占美国市场份额的34%,十年就降了5个百分点。有一个国家它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提升,就是越南。东南亚国家墨西哥等等,都没有从中国身上获得任何的竞争优势。

第二个案例是看资本品,比较中高端的制造业的产品,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制造的基石。比如说PCB线路板,它广泛地应用于笔记本、电脑、iPad、洗衣机、打印机以及医疗设备,中国供给全世界的一半。现在如果有贸易摩擦,不能从中国进口线路板,跨国企业在三季度报中都抱怨了现在找线路板的替代品很困难,没有中国第二个地方。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比较了12个国家,其中11个是中国的竞争对手的国别和经济体,发现确实没有好的替代国。因为中国的规模、因为中国高技术劳动力的水平,以及基础建设的便利程度,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这种巨大的内需市场。

很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像ABB霍尼韦尔,它在这边不只是看重了廉价劳动力,还看重了这边的研发的能力、广阔的市场,再加上中国高技术的劳动力,我们说别的东南亚国家有人口红利,过去五年中国毕业了3400万的大学生,在座很多可能是这里的佼佼者。3400万相当于泰国、越南、菲律宾加在起来所有受过等教育人的总量,从高技术的劳动力和工程师、研发人员的角度来讲,没有第二个替代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能够消灭这种潜在的贸易摩擦,也能进一步夯实全球产业链在中国的吸引力。比如说开放高端的服务业,制造业的股权比例,行业准入以及让我们的产业政策更具包容性。对内开放也是其中应有之一,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这个可能是很多海外国家经济体的诉求,但是实际上也符合我们自身的改革方向和利益。现在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代替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你保护了专利也是保护了本身自主创新研发的能力提升。而且这个研发和专利里面接近6成都是来自于一个叫深圳的城市,这里是民企主导的,没有太多国企的身影。这也反映了民企是创新活力的主要动力之一。你保护了产权,对内开放很多行业的准入,有助于使得民营企业信心得到提升,所以对内开放也是我们觉得下一步供给侧2.0其中的应有之一。

第三块,很多人说我们的投资有没有原动力,是不是没处可投了,我也不同意。中国的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到头,尤其是新型的城市化2.0,以五大城市群为代表的卫星城跟中心城之间互联互通远远没有到头。这里面主要是因为城市群的理念听起来不陌生,因为一旦一个城市跟周边连起来了,它有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有产业链集群效应,还有这种人员集聚之后产生的知识外溢。

中国做起这个可能会更有优势,就是我们的城市群会更大、更快、更活。实际上最近几年已经有征兆,比如说当高铁网在长三角开通以后,我们发现长三角的中小城市它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改善,开始往上海和杭州方向收敛。这种互联互通的城市群的战略对周边卫星城的带动是远远大于中心城的。包括这几年的人口流向可以看出来,最近已经有八城新增城市人口流向了二线城市卫星城,而不只是北上广这种超级大型都市。

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继续做城际铁路、高铁,尤其在五大城市群,还有空间。当然这要伴随着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土地的一些制度改革和户籍的更大范围的改革来促进城市化的2.0。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短期要靠需求侧管理的三支箭:减税、地方发债以及房地产边际的政策空间。从中长期来讲,主要靠下一阶段的供给侧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包括利用外资,利用国企的红利去融资减税。第二块就是更大力度对外开放。最后就是更高水平的城市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