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数第二与正数第一:胡适和陈寅恪的成绩单

2017-03-16 澎湃新闻

胡适和陈寅恪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自毋庸待言,只是当红的文化明星昔日亦有其“任性”之处,他们在少年时读书的成绩单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

先说胡适的成绩单。1908年1月18日的《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的报道。其中有云:“本埠中国公学已开两年矣!其中教科颇为完善,除今年十月间师范毕业一班外,尚有八班,昨初十日已放假,兹访得年假考试各班学生等第名姓如下……”根据名单,我们可知中国公学当时共有八班学生,胡洪骍(胡适)这个时候是在高等预科甲班。该成绩单首列胡适该班21位同学的成绩,这21人中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任鸿雋、朱经(朱经农)等,他们的成绩都比同班同学胡适要好,其中,朱经等2人为最优等,任鸿寯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 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洪骍等3人。在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为倒数第二。

这则成绩单说明,胡适当时在功课方面,并没有太用心,学业之外的社会活动及学诗、白话文等可能花费了他更多的时间。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20页)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包括学会了国语、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做中国诗词和白话文等。不过,在《四十自述》的改定稿里,胡适却说“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四十自述》,《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卷,第66页)。这就同上引成绩单中的呈现有些出入了。

简言之,在中国公学这两年时间里,胡适在学业上的收获尽管不大,但却练就了以后领导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诸般本领。特别是学会做白话文,更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暴得大名”的主要凭借,如其在《四十自述》中的自谓:“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接下来再看陈寅恪的成绩单。这是陈寅恪在1908年夏考时的一则成绩单。根据复旦大学档案馆藏的《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案卷号ZH0101-2)中的《戊申夏季期考甲乙清册》,此时陈寅恪、竺可桢、钱智修同在丁班,丁班生共21人。陈的夏考成绩九十四分二,竺为八十六分六,钱为七十七分九,其余18人的成绩分别为,曾宝权九十四分二,万培基八十八分九,高丙炎八十五分九,夏传洙八十五分八,刘本初八十一分二,刘伯雄八十分八,任传鹤七十九分三,张兴祖七十七分八,张纪常七十六分六,丁邦藩七十六分三,吴贻榘七十五分五,金镇海七十四分九,张锦诚七十四分八,任传薪六十九分五,沈文六十五分八,施允尧六十四分九,陆敬修六十二分六,苏杰四十分八。

有意思的是,上述这则资料及所谓《复旦校刊》第108期(1984年2月24日)上刊出的陈寅恪、竺可桢的成绩单,都没有说这是他们的毕业成绩,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作者却据此判断陈寅恪“是年(1909),先生以第一名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4页)。这样的表述就有点问题了。陈寅恪其实并没有完成在复旦的学业,而是提前于1909年秋离开复旦,而据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复旦学堂一览表》及珍藏档案丁班学生姓名册上的记载,我们可知竺可桢等人的确切字号、年龄、籍贯、曾祖父及祖父父亲名、住址、入校时间等信息:“陈寅恪,十九,江西义宁,伟琳、宝箴、三立,南京中正街,乙巳七月;高丙炎(嵩山),二十四,江苏丹徒,士洪、同庾、汝楫,扬州苏唱街,丙午正月;钱智修(经宇),二十六,浙江嵊县,宏道、谟楷、崇鼎,长乐镇,乙巳七月;竺可桢(烈祖),十九,浙江会稽,宏毅、大冈、嘉祥,东关镇,戊申正月;任传鹤(守梅),二十,江苏震泽,振勋、酉、兰生,同里镇,丁未七月……”

再据不同时间报上刊载的复旦公学录取新生名单可知,金镇海是1906年8月录取的,曾宝权是1907年3月录取的,张纪常、朱景宽是1907年8月录取的,张锦诚、万培基、苏杰等是1908年2月录取的,他们都和陈寅恪同在丁班。

叙述及此,问题又出来了,为什么早入学的陈寅恪能与不同时间入学的同学,甚至较他晚入学两年半的苏杰、竺可桢等人同班呢?如中山大学档案馆中陈寅恪个人档案及陈寅恪所述,陈寅恪是1905年秋季“插班入学”,按理,他当时应该跟随金通尹所在班学生一起就读,就是所谓的“丙班”,但可能是因为陈先生入学时被认为程度不够,故而才能与晚他两年半入校的竺可桢、万培基、张锦诚、苏杰等同班。由此,也涉及到当时复旦公学的分班依据问题。

宣统元年(1909)公布的《复旦公学章程》虽然标榜研究“泰西学术”,但其实际的课程建制及规划都是以传统经史之学与外语(包括拉丁语、英语和法语等)为主,加上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之前招收的学生像于右任、邵力子等,颇不乏旧有的秀才功名,十五岁的陈寅恪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自然优势不大。

而查阅不同时间的《复旦公学章程》,均有如下的分班标准:“本校各班课程系按照进步等差,预行编定。学生于入校之时,由教务长及各教员察看程度,分别插班,所有编定各学科,学生不得随性所好要请变更。”(《复旦公学预行声明简章》,《中外日报》1908年2月19日)又据复旦公学1905年8月的招生广告所言:“本校学程现定预科四年(一为实业专门之预备,一为政法专门之预备,期可直接大学),专科二年。”(《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8月18日)这样的学制规划主要应该出自校董严复及监督马相伯的规划,1907年严复担任复旦监督后得以沿袭。陈寅恪以先入学的资格进入的班级应该是“预科四年”班,或表明当时他在有关教员那里看来,程度不高,“就其所学程度插班,不限先后资格”,所以他不得不与后来的同学同在丁班,而在丁班,作为屡次“留级”的他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并不能说明他的实际程度就比同班同学好上多少。

在我们今日这个喜欢以事后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时代,胡适这个倒数第二的成绩单与陈寅恪的这个正数第一的成绩单非但不会影响它们的形象,反而还会被视为美谈。只是需要警惕的是,就胡陈的两个成绩单来言,历史当事者胡适在回忆当年之时却对此进行了有意无意的修改与遮蔽,而后来陈寅恪的研究者却为了强化陈的“高光”形象,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陈寅恪成绩单的有关语境,他们这种做法(即如何认识历史)带给我们的挑战与反思,或远比事实真相本身究竟如何(即历史是什么)更为重要。

正如钱锺书在《模糊的铜镜》一文中的提醒:“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过去并非不证自明的存在者,它要依赖历史学家的书写来呈现,故此,史家如何认识历史以及制造出什么样的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也影响着或建构了当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