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志愿者协助千名艾滋病人就医 直言性教育补课需趁早

今天(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对于艾滋病感染者、陕西HIV感染者公益组织“爱之家”负责人吴勇来说,这一天与平时并无太大区别。“每年这段时间,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活动就会多一些,我也很愿意参与,但我更希望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感染者在就医时能被平等对待,医院、医生能一视同仁地做手术、做治疗。”

陕西HIV感染者公益组织“爱之家”成立于2004年。吴勇在2006年确诊感染HIV之后,就加计入到该组织成为了一名志愿者,2015年他放弃自己的工作,成为了这个公益组织中唯一的全职志愿者。

“爱之家”工作室在西安市南郊一所老旧的小区里,冬天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这套简陋的三居室里,坐在茶几旁的吴勇埋着头,“深陷”在两个手机中。“除了偶尔外出宣讲、参加防艾活动外,我们主要还是在做初发感染者的心理支持、治疗教育,以及高危群体的内部检测等。其中最艰难的就是帮助这些需要去普通医院治疗其他疾病的感染者获得平等就医,因为目前对艾滋病人的推诿拒诊依然严重。”

“2006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这些年来,接收艾滋病感染者的医院逐渐增多,但是在日常的就医过程中,他们仍会遇到各种难题。”因为经常帮助感染者协调就医难题,在全国艾滋病社区,大家送给吴勇一个雅号——“吴医闹”。

今年6月,陕北青年李明因为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医时,被确诊感染HIV, 如今半年过去了,李明前后已经换了4、5家医院,但身体疾病仍未得到彻底治疗。“在西安市胸科医院确诊为重度肾积水、肾结核引发右肾无功能,由于医院做不了此类手术,经过治疗体内无结核杆菌后,医生就建议我去其他医院做右肾切除手术。”

后来,李明又去了西安多家医院,但总会被“踢皮球”,有医院说自己做不了这种手术,有医生说病情不严重吃药就行,有医院说床位紧张需要等待。“在等了一个多月后,我终于‘成功’住进了西安一家三甲医院,可住院11天后就被迫出院了。”

“这就是典型的拒诊,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用法律维权,不能轻易出院,不能放弃治疗。”听完李明的讲述,吴勇有些“着急”,医院和市民都认为,HIV感染者生病了就应该去HIV定点医院就医,跟其他医院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定点医院并不是综合性医院,并不能医治所有的病症。“所以要推动任何医院都不能拒诊,特别是三甲医院、综合医院和重要的专科医院首先不能拒诊,要给感染者打开方便之门。”

按常理,感染者求医问药这项工作应该是病人和家属共同进行的,但有些感染者并不会把自己真实情况告诉家人,而有些家属虽然了解情况,可遇见拒诊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这他们找到公益组织,吴勇和公益组织的其他志愿者就只能尽力去帮助他们。

“我的两个手里有有5个HIV感染者群,总人数超2000名。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HIV感染者咨询。”除了帮患者与医生沟通,表达诉求外,吴勇还建议患者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要拿起法律维权。

在吴勇看来,实现HIV感染者获得平等就医权除了法律保障外加大艾滋病知识宣传以减少社会歧视尤为重要,相关部门更应该更新宣传理念,让艾防宣传更科学、更专业、更负责。

“今年宁波鄞州区疾控中心在宣传时,还在强调同性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主要媒介,这种不负责任的宣传就成了艾滋病泛滥的帮凶。”21世纪初,很多国家都把重点放在了禁欲教育上,南非、美国等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所谓的“abc”(或禁欲/忠诚/使用安全套)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毒,但很不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南非的HIV感染率暴增。历史告诉我们,在艾滋病预防上,禁欲教育除了反作用,没起到任何正面作用。

“性需求是人的自然需求,永远没有办法杜绝,作为相关的职能部门应该多关注青少年性健康问题,普及性教育、告诉孩子们性的风险及如何避免风险,而不是宣传禁欲思想。”吴勇认为,现在很多青少年知道艾滋病的危害和传播途径,但是全国每年仍约有3000多例学生感染艾滋病,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并他们并不能做到有效的防护自己,他们对于艾滋病的认知和实际行为是相分离的。树立起安全的性观念,在性行为中保护好自己,才能避免出现新的传播和感染。

“在性行为中我们应该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如果发生了高危行为,怀疑自己可能感染,那可以在七十二小时内服用阻断药(PEP)。西方国家这几年来的新的感染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他们都在推广预防性用药(PrEP)和阻断药(PEP),让疫情得到扭转。”吴勇说,预防性用药和阻断药是从源头减少感染者,在国内也应该得到推广,在每个城市的传染病医院提供。

“但是很遗憾,目前西安的医院还没有这两种药,如果高危人群需要购买,只能自己想办法。”吴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