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受害者苟晶：相比上211大学的女儿，更为不再读书的儿子骄傲

文|谢梦遥

故事至少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中，受害者两次高考均被顶替，分数被更换为他人的低分。复读那年，通过一个可能涉及庞大社会网络的暗箱操作，她被发配到一个从未报考过的中专。第二个版本中，她两次获得的高考成绩都是真实的，都不够格上大学。没有换分，也不存在第二次顶替以及“发配”。

一个版本来自苟晶对媒体的讲述，一个版本来自官方调查组的结论。两个版本中，顶替均发生过，存在受害者。

引爆点发生在2020年6月22日。据她自己的说法，在经历了接连几天的高考顶替的新闻轰炸，以及看到那则“山东省教育厅清查出2002年至2009年之间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入学取得学历”的信息之后，她决定采取行动。“242个是已经查出来的，浮出水面的。冰山下的那些人呢。再加上我一个吧。”

没有犹豫，没有心理斗争，6月22日中午，她先是在相关新闻下跟帖评论，继而在自己微博上讲述了此事。第一个媒体采访电话在当天深夜打来，苟晶与那位记者聊了一个半小时，并同意使用实名。

在以往的其他案例中，被顶替者考出的不是一个惊艳的分数，被顶替的多是上大专或者二本的资格。而这次，有了更多耸人听闻的情节。如果是情节都是真的，这就不再是个普通的故事，突破了平庸的恶。

我在6月27日晚上在湖州织里镇见到了苟晶，在她的合伙人王姐的童装工厂里。她与王姐均是佛教信徒。这个工厂的办公室供着佛像，墙上挂着佛教字画。“合伙人”只是一个说法，根据天眼查的资料，她并未持有公司股份。她是王姐公司的电商运营负责人。

就像视频里的形象一样，她国字脸，戴黑框眼镜，头上一顶帽子，说话时语气平静，逻辑清晰、有条理。一天前，她刚接受完来自济宁任城区派出的调查组7个小时的谈话。其余的时间里，她都在接待记者。当天我见到她之前，她已经接受了至少两拨采访。

见到苟晶并不容易。她拒绝了所有的电话采访，只接受面访，因为北京突发的疫情，这无形中排除掉了大量记者。自第一则报道发出后，上百个记者想要加她微信。她选择性地通过一小部分。即便通过微信，她也基本无暇回复。我直接买了上海至浙江的火车票， 并在微信上把票根发给她，才得到她同意见面的确认。

那一晚，我的采访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她便接到了新华社记者的电话，得知调查的初步结果。自那时起，她变得心神不宁。“他们说第一次就是（考了）五百多分。”她对我说，“第二次（高考）他们去查，查的我是569分，就是连离中专线还差几分，说是后面人家湖北肯要你，还是人家把那个提档线往下划了一点点，人家给你去上了中专。”

很明显，反馈而来的信息令她烦躁。很快，她请求结束采访，说需要时间静一静。

那天更晚时候，我和当天在现场打过照面的一个记者在微信上交流。她提醒我，苟晶提供很多核心信息是模糊的，如果要写报道的话留点空间较好。我查看社交媒体，主流舆论依然对苟晶予以支持，很多评论是在默认苟晶讲述的所有一切均是事实的基础上展开论述。

但如果以“苟晶、反转”为关键词搜索，能看到一些质疑已经出现。

一个在此前报道中被忽略的逻辑漏洞是，如果换分成功了，冒名顶替的意义何在呢？我与首位报道苟晶的记者探讨换分的操作手法，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他承认，他对那个年代的考试、录取流程不太熟悉，但在最初发出的报道也没有细究。

令我和同行们感到困惑的是，无论我们怎么说服，苟晶只肯自己面对媒体。她声称中专的一些同学也对学校有所疑惑，但在她的指控没有定论前，她不愿让他们出来接受采访，“你要是拉拢一大堆人，你不是有点聚众谋反的嫌疑嘛。你这个主干还没有扎根的情况之下，你的枝节就不用考虑太多。”

6月28日上午，我再去找苟晶。她情绪还是很受到影响，一夜没有睡好，也没有吃早饭。她说她把网上所有的评论，好的坏的都看了。我把网上的质疑一一抛给她，她其实没有办法回答。从她的视角里看，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她甚至无法说出，老师女儿上的学校是哪一所，只知道与煤炭行业相关。

她可能存在某些认知偏差。比如，她解释自己行为带来的效果，“至少是别的不说，今年参与高考的这些孩子，本来是要有可能会被伤害的。”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冒名顶替的案例都是10年前的旧闻，在学籍档案电子化并全国联网后，冒名顶替的操作空间在理论上不存在了。

她的恐惧也是可见的。当她合伙人王姐在闲聊时告诉我，苟晶的儿子没有继续读书时，她表现出明显的不快。她后来对我解释，其实她不愿意透露自己孩子的任何信息，“他弄不过你一个大人，还弄不过一个孩子吗。”在工厂的这些天，她不敢点任何外卖。她也不敢走出工厂的大门。她担心自己“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没了”。没了，是指肉体的消灭吗，我问。她点了点头。不过对于她的这些看法，就连王姐也在一旁劝她，是不可能的。

她并不信任还在进行中的官方调查，但她依然不愿意介绍任何人为她讲述的故事佐证。她指出，一些原来支持她的亲友、同学，很快被“策反”，请求她删帖。她的意思似乎是，她不能信任任何人，他们一旦站出来就可能就转了风向。“大家如果说为了自保，去找几个唱反调的，我觉得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这一点在逻辑上至少是自洽的，但令我们的对话陷入一个死结。

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继续报道，在次日离开了湖州。

7月初，官方调查公布，关于两次高考成绩的认定，正如苟晶在那个电话中得知的信息一样。至此，舆论彻底扭转。网友认为苟晶撒了谎，一个只能考上中专的人将自己美化为稳上大学的人，“丢了一辆自行车的人号称自己丢了一辆凯迪拉克”。对于苟晶来说，那个通报并不是晴天霹雳，她是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的。

官方调查缺少了一个关键信息，邱老师的那封信。没有证明，也没有证伪。那封信对于苟晶的判断是重要的。如果道歉存在，就像在她生命中留下一个缺少案情的线索，无论日后在细节理解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苟晶当然有理由相信她的成绩是被替换的。遗憾的是，苟晶也无法提供信的原件。她说信应该夹在老家的某本书中。

我想看看苟晶对不同时间点对不同记者的表述，同行们很慷慨地分享给我采访资料。比对后我发现，确实存在一些事实的校对，比如收到老师道歉信的年份（因为她记错了三妹高考的年份），但没有前后矛盾的明显撒谎痕迹。

在仔细读完所有这些速录后，我发现苟晶面对媒体的讲述里，一以贯之的是，那种被伤害的感受。

“接到那个道歉信以后，我是有恨的，”与她第一次见面，她就告诉我，“恨归恨，但是没有发泄的入口，所以我就强迫着自己一定要走出来。”

她用了很长时间消化恨意。她买了很多国内外心理抚慰方面的书来看，“看似你失去的，会以更好的美好再还回来，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她还尝试去做心理互换，将自己代入老师当初的角色，“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女儿未来面临要被别人叫着一个别的名字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她体会到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多了一点理解，同时也感到怜悯与鄙夷。

她承认恨没有消失，内心依然有恶念，希望看到老师某一天会遭遇某种恶报。闪念一旦过去，她回头审视，又会觉得这样想实在太邪恶。

据她自己说，学佛因此成为契机。5年前，商务合作中她接触到一个老板，是个3岁送去出家后来还俗的俗家弟子。他比她小了10岁，但她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老成宽厚的特质。“从他吃素也好，或者是从他待人的那种眼神也好，应该是佛教带给他的一种东西吧。”她去看佛经，看各类注解，从网上找讲经的片段，感到恨意在慢慢消解。甚至就连那些往事，也不大会想起来了。

被伤害感给她带来的另一种反应机制是，逃避。这些年她在刻意抹去那段痛苦的记忆。她主动放弃了很多查证的可能。

当年上中专离开山东后，她再也没有回去定居过。所有的人际关系崭新的。初中和小学同学完全断了联系，高中同学的微信群还是5年前加入的。“孤魂野鬼，万一哪一天我在外面有什么不测，或者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去世了，那么我该埋到哪里去。”她告诉我，“真的会觉得在这一个城市当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讲的话只有自己能听得懂。心里的事情，也只有自己能承受。不愿意把负面的东西去分给别人，逐渐心里自己消化。”

她跟丈夫说过高考顶替的事，但没有展开细节，“我跟他本身就是比较缺少共同的语言。”孩子更是完全不知道。

她承认，她是一个高傲的人。“除却亲情以外，我就所有的圈子都是冰凉的。”她的合作伙伴王姐表示附和，对于一些做事笨手笨脚的同事，她缺少耐心。“如果你看得起他，你从内心相信他能够学会，你就会去教他。但是你没有教呀，所以我就说她骨子里是傲慢的。”

“像个刺猬，为什么一定要外表表现得那么冷漠，还有多刺，那是因为内心有柔软的部分怕被伤到。”苟晶将根源归结于高考失利。“小时候的这种经历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你惨痛的童年要靠一生去治愈，快乐的童年是治愈一生。”

初到杭州时，因为没有学历，她数次应聘阿里巴巴失败。2002年起，她进入销售行业，逼着自己改变内向的性格。积累了几年销售经验后，她发现在这个行业里，再没有人问她要学历了。

她的教育观也经历了一番重塑。“当时真的是太傻太天真，就是太一门心思地去想要通过好好学习，去改变命运，反而忽略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东西。”相对于已考上211大学的女儿，她说她更为2006年出生的儿子感到骄傲。儿子已经不在中学读书了，至于在哪里，她语焉不详，“我把他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有在学东西，只是不是学校的课程。”她看重的是儿子品性里的良善。她举例，老师曾对她说过，有同学骂过她儿子，外面落起雨，儿子愿意将雨伞与骂他的人共用。

当然，我们很难阻止一些人这样想：以上所有故事，记者难以逐条甄别真假，统统不过是苟晶早有预谋、构建起来的一套合理性论述。

事实上，接触她、观察她的时间越长，记者的感受就越复杂。“每个人都想有表达的、隐藏的，在突然上热搜的情况下，感觉她的反应是真实的，不是有预谋的。她要强、有想法、自尊强感觉也是真实的。”那位一早提醒我要小心核对事实的记者，最近这样对我说。

“这个事情后来升级到很大的舆论场。”第一位采访到苟晶的记者告诉我，“我觉得总体还是应该支持她，不然就中了水军的圈套。”

“当时觉得帮不了她什么，就陪陪她。我在湖州待了五天，每天她讲的话都更谨慎一些。”文夙回忆，“她是缺乏安全感的。她应该一直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环境里，外界对她不友好，她也需要保护自己。”

不可否认，一个人看待过往时，也许不可避免带上滤镜。苟晶的故事如此特殊，那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如此久远，而她选择逃避、自我消化的时间又是如此之长。记忆与理解偏差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受害者，站出来之前都仔细检视自己的话，要求没有任何的错漏与认知偏差，这会阻止了那些本可能说出真相的人，这会令他们迟疑。

记忆偏差就连记者也不可避免。文夙可能是苟晶最信任的记者，她也是唯一采访到她亲戚的记者——苟晶拨通电话，让堂弟与文夙对话，但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文夙向我指出，苟晶对她改口说，复读时模拟考试考了任城区第四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初中的事。但在采访速录中，我找到这段对话，发现是文夙记错了，苟晶并没有说那是初中的事。

我更愿意去这样理解，苟晶的故事，应该是一个错认为自己的人生是被替换的女人，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这种相信不是今天出现的。这些年不断浮现，她又不断逃避。这些伤害当然留下了痕迹，否则怎么理解她对高中同学和故乡的疏离，对佛教的皈依，她用心理类书籍纾解负面情绪，她对高等教育的全新理解。这些年她的痛苦、怨恨、隐忍、内心纠缠、对父亲的愧疚都是这伤害的一部分，如果她今天沦为笑柄，那也是这伤害的一部分。

我想进一步写作这个故事的可能还是被打断了，微信上，苟晶不再回复我的采访请求。

“感谢调查组的认真调查，虽然对目前的调查结果我还有自己的一些保留看法”，她最后的留言是，“多晚都不会迟，我要的是真相。”

（感谢同行文夙、陈龙、周小琪、马宇平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