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已成为上海中心大厦(最高)的“超级租户”。（视觉中国/图）
“对面上海中心的小摩刚租下几层，我们这栋的大摩还在扩大场地。”就职于一家外资银行的汤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两年，外国搬来的新邻居愈发热闹。
他所在的外资银行设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一座近五百米高的摩天大楼。因为进驻了不少金融机构，尤其是外资银行，这里也被称为“洋行楼”。
汤晓口中的“小摩”是美国商业银行摩根大通，“大摩”是投行摩根士丹利。据彭博社4月报道，摩根大通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等公司在上海已成为“超级租户”，拥有的办公空间至少100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曼哈顿街区的面积。
最近一年，已有数十家国际投行、资管、保险机构，扩大了办公场所或进入中国。已经进来的也想尽办法扩张业务版图。
2020年8月21日，全球资管规模排名第一的贝莱德率先拿到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牌照，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持股的公募基金。4月1日，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放开外资股比限制，贝莱德正是于当天向证监会递交设立申请，不到5个月即获批。
华尔街巨头为何接连涌入中国？
越来越短的清单
中国对外商投资实行的是“负面清单”制度。2013年第一张负面清单推出至今，限制条款已经从190条压缩到30多条。其中，金融领域的开放有特定的时间安排。
最近一轮开放的是外资股比限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在2020年4月1日取消。1月1日，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取消。
2017年12月，银保监会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紧接着在2018年和2019年发布了一系列开放新政。2015年，外资对信托公司的持股比就已放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曾在2017年发布了一次“径山报告”，研究课题是“中国金融开放下半场”，将中国金融开放分为了四个阶段。
1978—1991年是金融开放的探索期，标志性事件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汇率调整措施，通过人民币贬值人为地支持出口增长。
1992—2000年的最重要举措是实施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吸引外商投资。
2001年正式铺开了金融开放政策，外资金融机构第一次涌入中国，这是由于WTO后政府承诺逐步放开金融市场。
2009—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监管部门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渠道链接境外资本市场。
按照2018年的最初计划，全面开放外资持股比例的举措要到2021年才能实现。当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放开金融业外资股比限制，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年。
此轮放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已全面开放。
全球资管规模排名第一的贝莱德率先拿到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牌照，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持股的公募基金。（视觉中国/图）
拿到控股权
外资金融机构此番快速进入中国，显然看中了开放的力度，最重要的莫过于可以100%控股。
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3月27日同时宣布，对旗下合资券商高盛高华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持股比例均增至51%。高盛的高管对媒体透露，获得多数股权后，高盛将着手准备重组在华业务的实体结构，同时寻求尽早实现100%的所有权。
摩根大通的步子更大。近期公司不断收购旗下合资基金公司上投摩根的中方股份，同时又谋求提高旗下在华控股证券公司摩根大通20%的持股比例，早在6月中旬，摩根大通期货已获批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
保险也不甘落后。2019年12月，法国安盛集团宣布完成收购安盛天平剩余的50%股权，掌握其全部股权。至此，公司更名为安盛保险，并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独资财险公司。
此前11月，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开业获得银保监会批复，成为在中国首家批准开业的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有媒体报道，安联还在与监管洽谈拿下保险资管牌照。
中国金融开放近30年，诸如保险、银行的外资机构业务占行业总规模的份额也只有个位数，与持股比例限制无不关系。
股比有限制时，大部分的外资金融机构都是以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其中不少机构是外方、中方各占资50%，双方均没有实现控股。这意味着，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外方和中方很容易陷入“无法说服对方”的境地。
以金融开放程度最大的保险行业为例。国际保险大亨莫利斯·格林伯格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金融企业家，他曾在1980年联手国内当时唯一的保险公司中国人保，成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中美保险。
这家带有试点性质的合资保险公司坐落于香港，格林伯格意图通过香港曲线进入中国内地。而彼时的外汇管制相当严苛，人保则想通过合资公司争取外汇。双方的经营理念、目标无法达成一致，中美保险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在建立友邦中国的时候，格林伯格坚持要以独资的形式开设公司。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曾公开回忆，格林伯格对这一条款相当坚持，甚至不惜将这一条件添加在中国WTO入市谈判中，招致其他国家不满。
最终，格林伯格胜利了，友邦顺势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外资独资保险企业。
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监管在做牌照资质审核的时候一般要求“三个落地”。比如对券商或基金业的要求是，募集资金、投资、管理人及其团队均在境内。“这加大了机构的设立成本，因为需要完全的本土团队来替代外资一手培养出的人才。”
“外资拿牌照的成本很高，如果控股权不在手中，估计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他说。
闷声发财
眼下一波快速进入中国的华尔街资本，多为资产管理公司。
就在公募基金外资持股比放开限制的4月1日当天，贝莱德和另一家美国知名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路博迈，同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募基金牌照申请。据公司官网介绍，贝莱德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总资金高达7.32万亿美元。
9月22日，全球最大公募基金先锋领航集团进行了重大人事任命，任命前大成基金总经理罗登攀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以加速推进公募牌照申请的筹备工作。
这意味着，外资盯上了中国人的钱袋子。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巨大，尤其是养老金市场。几乎所有的外资资管机构都会盯上这块蛋糕，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7家中资银行的理财子公司正在组建或运营。这些理财子公司应资管新规要求，从银行独立出来，正是为了满足中国老百姓的投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理财子公司选择与外资资管公司合作。如中国银行的财富管理子公司就与法国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Amundi)共同成立了一家理财公司，由东方汇理控股。
中银理财董事长刘东海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合资成立的理财公司将依托东方汇理在资产配置、IT系统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经验，为全球客户提供人民币投资方案。
外国资管公司也可以借助中国的银行，开辟一条进入中国境内零售基金行业的途径。
与此同时，外资也在买入中国资产。
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华尔街相信金融业的重心将东移。截至2020年6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股票和债券规模比2019年同期分别上涨50%和28%。过去一年，中国资本市场资本流入金额约为2000亿美元。
在刚刚举办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峰会上，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表示，全球“宽货币、低利率”为中国提供了以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发展优势。主要经济体维持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使中国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维持了较高的息差，决定了近期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不过，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选择闷声发财。南方周末记者向十多家外资机构发去了采访要求，其中三分之一没有回应，剩下的多半拒绝了采访。
本土化挑战
更多外资进入中国，意味着国内竞争又将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余永定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中国完全应该大幅度地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让海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竞争压力的增加将促进中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
内资券商已于2020年初开启一轮并购潮。先是中信证券并购了广州证券，天风证券又收购了恒泰证券部分股权。此后券商合并传闻不时出现，市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两周前，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突然宣布了合并意向，双方正在筹划由国联证券向国金证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国金证券。仅按当天收盘日数据估算，双方合并后，市值近千亿元。
在某外资投行担任高管的秦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并购潮并不完全是因为外资压力，不过，近年来监管曾多次提出要打造航母级券商以及金控公司，未来确实有可能迎来一波内资券商并购潮。面对强者恒强的现状，中小机构只有抱团才能过冬。
更明显的政策助推在银行业。2020年6月，证监会表示，正在推动商业银行持有券商牌照。具体如何推进、选用哪种方式目前尚在讨论中。根据国泰君安分析，两张试点牌照最有可能花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彭博社评论称，“监管部门据悉正考虑向部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率先试点发放券商牌照，以应对金融业加速对外开放过程中与华尔街投行的竞争。”
不过，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后，仍要面临本土化挑战。
径山报告指出，早年间，中国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截至2016年底，外资银行资产占全国银行类机构总资产的1.3%，在华合资证券的总资产占比为4.5%。金融机构开放程度明显滞后于国际水平。
一个原因是，在具体开展业务时，内外资规则不同。譬如在基金销售环节，网点多的大银行受到各类基金公司的争抢。哪家基金公司给予银行更高的佣金和中间业务费用，银行就为哪家基金公司提供服务。
在国内，基金公司将销售渠道放在一家银行的同时，往往也会将基金公司的托管业务也交给这家银行。这导致银行向基金公司收费非常高，最后基金公司只能把这笔钱转嫁给投资人。目前国内大多公募基金的主动权益管理费为1.5%左右，贝莱德的这一数字约为一半。
“这在很多国家是被禁止的。”担任某合资基金高管的卢俊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外资基金选择的销售渠道和托管银行应该是不同的两家。
卢俊杰说，这可能会导致国内银行不愿意跟外资基金合作，显然国内的基金公司给银行的费用更高。而且为了规避风险，外资还会主动砍除有风险的业务，外资必须同时符合两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应受访者要求，汤晓、秦风、卢俊杰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 卫琳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