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中唐、晚唐、五代”诗人有什么区别？
诗人能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所以这应该是问诗歌作品内容、体制、风格的走向变化。
首先是时代区别，中唐是指安史之乱后百年左右，大概是765年到840年的样子，850-907年唐朝灭亡，基本上就可以划入晚唐。不过实际上很多诗人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贯穿，无法明确标记。至于五代，自然是从唐朝灭亡到北宋赵匡胤立朝，相对来说时间节点比较明确，虽然也有诗人从五代入北宋，不过因为改朝换代，划分比较清晰。
很显然谈这些东西没有意义，诗人个体的生命于诗歌本身发展是有建树的，但是汇总合流，表现出的是诗风、文风的变化。而中晚唐由于词牌的异军突起，诗歌日益高端，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从大众创造逐渐走向文人专有的过程。
中唐诗人
盛唐诗人太伟大，以至于中唐诗人压力山大。在格律基本完备，诗歌高峰在李杜王等人的问鼎之后，中唐诗人无法继续在格律诗、古风领域往上突破，于是选择了横向扩展。
盛唐诗人在诗歌领域的建树，是标杆性的，属于“打天下”，而中唐诗人则要考虑的是如何“守天下”，不将祖宗基业挥霍掉，就已经费劲心力。这就是所谓的“创业容易守业难”——所幸，中唐诗人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他们在李杜的光辉掩映下，寻找着各自的方向，在那些盛唐诗人虽涉猎，但是没有专精的诗歌领域进行纵向开发。
如李益着力于边塞诗，写出不同于王昌龄的味道，甚至于更进一步；韩愈散文入诗，打散前辈诗人建立的行文结构，另开一枝；李贺浓墨重彩，专使鬼神，深化李白浪漫情怀；孟郊等人坚定不移地走在返古的路子上；白居易从乐府入浅白，开创字简意深的香山体；刘禹锡专注于怀古作品，还将“竹枝词”民歌形式带入高端，为词牌地位的上升做出了不自知的贡献。
盛唐诗人是宇宙中发光的恒星，中唐诗人群体则是璀璨的夜空银河，大而宽广，朝各个方向蔓延、拓展，让诗歌真正进入盛世。
晚唐诗人
诗是韵文，诗风即文风。文风是文人们心中最底层意愿的体现，受制于时代与社会。换句话说，日子过得怎么样，决定了他们的诗风如何。
进入晚唐，地方藩镇势力割据，中央王朝越来越无力控制局面，文治社会逐渐进入讲武时代，文人们的地位虽然比乱世要高些（毕竟社会系统并没有崩塌），但已经无法像治世一样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所以哀叹“书生无用”就成为诗人作品的底色。
在这种末世情节下，格律技巧的完善，诗人文采个性的凸显，让晚唐诗风走入纷繁复杂的派别林立。
大凡乱世，文人无非两种心思，混世者随波逐流，莺歌燕舞，今朝有酒今朝醉；少有心性自律者则避世隐身，逍遥物外，斩断世事俗尘。即使是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也会在作品中表达出对归隐山林田园的向往。因此末世诗歌，必然分出两大走向：隐逸诗和艳情诗。
晚唐还是有些不同，所谓“虎死不倒威”，盛唐中唐打下的百年基业，并没有完全沉沦。其中杜牧、张祜这些名诗人比较好地传承了中唐诗歌的文风和态度，文体上中规中矩，达意上简单直接，主旨上正统明白，暗含讽谏，体现了诗人们的入世良心。不过因为大时代的倾颓，加上风格由来已久，虽然各有文采，却无法超越盛中唐，因此也并不突出。
彼时最流行的应该是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歌态度，寄情于山水田园，抒发个人对官场的失望，并以此形成文法为定式的“晚唐体”。晚唐体情感相对薄弱，作品结构重复，注重字词提炼——也就是说讲究字词写得美，感情不是没有，只是很单一。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吟风颂月、花前月下的仿古作品，虽然很美很流行，却没有什么精神价值。
李商隐是晚唐诗歌一代宗师，他开创了朦胧诗派，成为北宋西昆体的祖师，朦胧的表达方式更是成为后来千百年诗人们模仿、学习的对象。李商隐的作品也是以塑造情感为主，虽然也有对仕途不达的表达，但多是基于自身情感的抑郁和沉沦。
为什么李商隐在晚唐诗歌，甚至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那么高呢？那是因为他的个人情感契合了时代。
诗歌史上将个人情调作品与时代社会大背景紧密结合而成为大家的，仅有两人，而且这两人还都姓李，李商隐便是其中一个。
他曲折朦胧表达技巧是文学水平发展到晚唐，以他个人文字能力凸显开创的，他的作品情感表达则结合了当时社会大多数郁闷文人的心思——处在末世中，党争中的文人对未来的迷茫，对自身的迷失，对现实的无可奈何，都是契合大多数人的内心情感的。
和李商隐的作品风格相对的是白居易的“香山体”，前面说了，白居易是中唐诗人，但是白居易命长，读了李商隐的诗，还说下辈子要做李商隐的儿子——可见中晚唐的诗风是衍进的，各种诗风、技巧都在进步和混杂，我们只能大致进行区分。
香山体重在字浅而意深，可惜的是后人常常学到字浅，却无法学到白居易的意深。
真正的晚唐诗人，甚至进入五代时期，应该是韦庄、温庭筠这些人。注意温庭筠并没有活到唐朝灭亡，但是他对词牌的贡献不可小觑。他也就是上面说的艳词派代表人，不过有区别的就是，艳词派的诗人们将宴乐作品，写女子的作品都放入词牌，从而为词牌的出生、发展打下了柔美、委婉的基色定调。
当然了，艳诗也多的是，李白写过，白居易弟弟白行简的大作，更是畅所欲言，毫无禁忌。词牌开始风行后，文人们逐渐在诗上有所收敛，艳情作品大都进入词牌创作，诗词开始分野。
韦庄是一个真正跨越晚唐五代的人物，而且他非常有意思，在晚唐的时候写诗，并且有《秦妇吟》这种足以媲美《长恨歌》的大作传世。随着唐朝的灭亡，韦庄入蜀为相，从此绝不再写诗，转而写清丽小词，成为花间派中间力量。
他的诗留在了唐王朝，他的诗心也跟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死。
五代诗人
五代迥异于前朝政治形势，自然影响到诗人的创作。从后梁朱温代唐，李存勖以后唐代梁，“梁唐晋汉周”五代轮替，加上国家林立，直到北宋统一，不过五六十年，兵荒马乱，学废才凋，文学发展因此乏善可陈，少有作为。因此一般将“五代”和“晚唐”并立，称为“晚唐五代”。词牌史上如此称呼，因为词牌的发展在这一阶段非常迅猛，而诗就类似于唐诗与宋诗之间的低谷，发展进入了一个休憩期。
由于政治混乱，中原文化人士面临着选择，跟随着人的流动，五代诗人大致分为三个方向。
一是留在中原的，如王仁裕、冯道这些文人，作为中原王朝的高官，是中原诗的主力。中原诗延续着唐诗的味道，政治上、文学上都保持着大唐的正统地位，可以视为晚唐诗的延续。不过由于进入朝代轮替创建时期，五代中原诗的特点，和晚唐诗歌颓靡的风格是相反的，算得上对中唐、盛唐诗的回归。从气度上，风格上和晚唐诗相比更加刚健、疏朗。
一部分文人流入蜀地，蜀地相对封闭，关着门过自己的清闲日子，因而也成为花间词的重镇。蜀地诗的风格，走的是末世享乐一派，和蜀地花间词“同流合污”。早期的韦庄，后来还有欧阳炯，以及各地游士、僧道进入蜀地，都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
另外一脉就是吴越之地，如韩熙载就是由北入南，成为南唐重臣。南唐诗也是末世情结的享乐一派，并且比蜀地诗走得更远。风格上更加靡丽，内容上更加不可描述。南唐诗和当年的南北朝时期的南朝诗是很接近的，属于“齐梁体”的再现。
中晚唐诗人和晚唐五代诗人，无不裹挟在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动荡之中，用自己的文采与才情，在世代中生存，记录，表达。
诗本身在中晚唐已经完全成熟，技巧上到李商隐后再无进步，只是内容、情感的不同。而诗人们的作品情感，无不受限于时代的倾颓、混乱、开创。
所以“中唐、晚唐、五代”诗人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是天下大势，时代诗风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