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北京:600年前明朝永乐帝迁都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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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朔旦,迁都庆典盛大举行。

明永乐帝迁都盛典

明永乐帝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是中国都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上承元大都而下启清京师,北京因此经历元、明、清三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长达6个多世纪。

关于明成祖永乐帝迁都北京的说法有很多,有言北京是朱棣燕王的“龙兴之地”;有说他不习惯在南京的生活;又有说他在南京杀人太多而不安于内廷生活等等。上述种种说法都是从帝王一人的好恶人判断国家都城的所在,显然过于简单。一国之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中枢,都城的选择定然有着周密而详细的考虑。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政治举措。

明成祖朱棣画像

一、明代早期“两京一都”的格局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公羊传》记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都城是一个国家帝王的居所,也就是国家政治重心的所在。因此,历史上建邦定鼎历来是重要盛事。比如汤始居亳,作《帝诰》。武王克商,因思虑定都而夜不能寐。

有明一代,对于定都何处,也是慎之又慎。建国之前,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多次询问谋臣关于建都的意见。在南下平定远妙山时,谋臣冯国用就曾建议朱元璋先定金陵,他认为“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六朝及明初南京地图

海宁人叶兑献书论取天下之大纲言:“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察罕帖木儿),南并张九四(士诚),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城龙盘虎踞,帝王之都,籍其兵力、资材,以攻则克,以守则固。”

元末各地势力范围图

后来渡江克太平,朱元璋再次询问谋臣陶安,陶安对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

朱元璋采纳了谋臣们的建议,时仅有半壁江山。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他夺取集庆(金陵)后,周览城郭,遍阅形胜,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对徐达等言:“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进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

《金陵古今图考》中的明朝都城图

然而,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建都金陵,主要是因为金陵虽然地势形胜,但毕竟偏安一隅,无法从整体上统筹全国布局。对想要建立全国统一霸业的朱元璋来说,定都金陵并不符合自己的战略部署,但就当时全国形势来看,占据金陵这一位置,却有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是符合当时战争形势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即皇帝位。三月,破汴梁。后朱元璋到汴梁巡视,并部署向大都进军。时北方兵事频繁,为转输军饷,需设置一个军事后方基地,以作策应,于是效仿周、汉两京之制,下诏曰:“朕惟建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为最重。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意。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

洪武元年(1368 年)八月,朱元璋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为北京。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太祖皇帝并不满足只建都金陵的国策。而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洪武二年(1369 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下令其家乡临濠(即今安徽凤阳)为中都,并着手营建,两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

中都鼓楼

后来刘基以“凤阳虽帝乡,诏建中都,非建都地”上奏,而于洪武八年(1375 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建中都。

明初的南、北、中三都,中都既罢,唯余两京。而北京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也是“四面受敌之地”,并不适合建都,而且当时在此也并未兴建任何工程。洪武十年(1377 年),南京宫殿及太庙等工程全部修建完毕,洪武十一年(1378 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去掉大梁北京的称号,改南京为京师,至此,南京作为全国唯一的都会才正式确立。

虽然如此,明太祖自始至终都未放弃对都城问题的考虑,他认为南京虽然偎山环江,但不便控制大漠,反而容易为朔北所制,并已经被六朝、南唐和两宋的历史所证明。明太祖朱元璋征于历史鉴戒和北临故元威胁,时常有国都北迁之意,并将考察地点主要定为西安、洛阳、北平。

二、南京都城地位的正式确立

早在洪武九年(1376 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疏奏请建都关中,他认为:“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 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脉,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

四地位置示意图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派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第二年皇太子薨,此事作罢。至于建都北平,明初刘基曾说北平“东连沧海,西接晋冀,前者弥瀦大陆之利,北有重关天险之固”,是极好的建都之处。然而当时修撰鲍频却认为“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还提出“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建都北平之事也就此搁置。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到了晚年,迁都之事显得力不从心,这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年底他在祭光禄寺灶神的祭文中可以看出,祭文说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就此,迁都之事暂告结束。迁都之事的暂停固然与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年老力不从心有很大关系。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洪武后期,虽然南北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南京经济上的优势是任何城市所替代不了的。

明朝南京城

当时,江南地区仅直隶(南京)、浙江、江西三省的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而其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 14.2%。相比而言,北方人口密度却低得多。这就必然决定南京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各项制度也已趋于稳定,加之亲王守边,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北方边境也得到暂时的稳定。亲王守边与定都南京相结合,使得南北政治相互呼应,有利于巩固南北方政局。

明《上元灯彩图》(局部)中描绘的南京盛景

然而,都城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建文帝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地削藩活动,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藩王反抗朝廷,四年的“靖难之役”由此发生。这场战争以燕王朱棣取得胜利,夺取皇位而结束。随之都城问题再次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重点。

三、永乐帝的英雄之略——迁都北京

永乐帝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应天,夺取皇位后,“思继志之所先,惟都邑之为重”,准备由应天迁都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人上疏言到:“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明朝永乐17年扩建北京城

这一提议正中明成祖之意,当即便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 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 年)工程全部竣工,永乐十九年(1421 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正北京为师,不称行在,各衙门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绶监,令预遣人取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别铸印遣人赍给”。至此,北京为都、南京为留都的局面初步确立。

明代两京示意图

他迁都北京并不完是为了“继高皇之先志”,而是在运筹地理与历史、军事与民族、政治与社会等诸多因素之后,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一是巩固皇位的必然需要。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给建文帝朱允炆,而明成祖朱棣则是从建文帝手中以“靖难”之名夺得皇位,这与儒家正统观念是不相符的。在这种正统观念的驱使下,而北平为燕王“龙兴之地”及其“逆取皇位”,明成祖朱棣必然会迁都到自己的兴王之地,以稳固统治。可以说,“靖难之役”直接导致明成祖迁都想法的产生。

二是防御北元的残余势力。明朝初年,北平“三面邻虏”,明朝将主要兵力布置在以北平为中心的长城一线;政治中心在应天(南京),而军事中心实则在北平。洪武年间,先后5次大规模地对蒙古用兵。明成祖即位后,大力削藩,原来在洪武年间重守北方的几个藩王,或南迁以削其军事权力,如谷王、宁王先后徙于长沙、南昌;或削其护卫,废为庶人,如齐王等,在永乐年间都被尽削权力,吴晗先生曾说成祖削藩是“尽削诸王之权,于护卫损之又损,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抗”。然而,削藩的同时也使北方边防空虚,而蒙古残余仍虎视眈眈,这种情况下,只有天子镇守边关,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结合,才能有效遏制北方蒙古残余的入侵。

明朝九边示意图

三是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析津志》载:“自古建邦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明代学者张萱曾说到:“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北平气候温和,位于华北大平原的顶点,地当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和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各条通途的枢纽。并以山海关和居庸关为东西门户,在东起鸭绿,西抵嘉峪关,分设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北控朔漠,抵御蒙古,以固疆困。

北京地理位置示意图

四是“英雄之略”的必然选择。朱棣生于元末明初,大元帝国曾经的盛世必然耳闻熟知,恰巧他的藩邸又是元之大都,忽必烈及其子孙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举世无匹的庞大帝国,为此他多次率师出塞,又遣将南征安南。“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迁都正是为了实现朱棣“控四夷以制天下”的“英雄之略”。毛佩琦先生认为,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继承元帝国的版图,进步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并且此秩序要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和平共存共荣的要求。

可见,朱棣迁都北京是出于“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的目的,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后所采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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