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亡在若干年后一定会到来，那么顺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运营 | 屈昕雨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三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五年才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CEO，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CEO，然后活到90岁。”这段话被写在“逆社会时钟”豆瓣小组的简介栏里，这个小组聚集了六万多豆友。
“社会时钟”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纽加滕在1976年提出，用来描述个体生命中主要里程碑的心理时钟。
纽加滕认为，社会文化期望人在一生中的特定时间按照特定顺序完成一些重大事件，比如学习、工作、结婚、生子等。如果不按照既定进程走，文化就会给予相应的惩罚。
但在“逆社会时钟”豆瓣小组的几百条帖子里，还有另一群人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做了回答——你也可以选择停留在原地，或是转过身，向后走。
下面是三位“逆流而上”的人的自述——
20岁，开始考大学
小琅 / 坐标：北京
16岁以前，我一直过着由父母规划好的人生，之后，我打乱了所有的规划，真的是我自己搅乱了这一切。今年20岁的我，经历了几年的自我撕裂与和解后，决定重新出发，那就从考大学开始吧。
我从小学读的就是北京排名很靠前的学校，老师们要求很严，印象中当时的书都会记满密密麻麻的字，四点钟放学，晚上八九点才能写完作业。其实我爸妈对我的要求也不高，可能是看到了在国内学习的不快乐，他们决定把我送出国。
小学毕业后，我就到加拿大读书了，还好有我妈陪着我。但是环境翻天覆地地变了，变得太快了。那时候我还是个非常害羞的小朋友，英语也不好，正值青春期，非常敏感，想家，想朋友，想念我成长过程中的一切，变得不愿意跟人交流。有的时候甚至起床还会出现错乱，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
刚去的时候还遇到了种族歧视，班里面真的有人对我们几个亚裔小朋友指指点点。这件事对我的影响蛮大的，之后我就更加怯于去学校、和别人交流了，中间几个月就没有去。再后来就转到了新的学校，这里的环境要比以前友好多了，我的状态也逐渐恢复了，但想起来还是会后悔，我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怼回去呢。
在加拿大读八年级的时候，我自学了九年级的数学，开学后就直接上十年级了，再加上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学业压力突然加重，当时遇到的老师是最严格的老师之一。我还去加拿大的教师评分网站查过，满分五分，这个老师只有二点几分，太要命了。我一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那段时间就很难熬。
加拿大的冬天真的好冷啊，从里冷到外。温哥华有着我最讨厌的天气，只下雨不下雪。在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收到了一个朋友因为癌症去世的消息。这是我一直资助的朋友，虽然从未谋面，但是我们一直天南海北地聊着，他也成了我为数不多想要称之为“朋友”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一周暴瘦八斤，开启了长达很久的失眠。
厌学情绪仍然暴涨，我更加不想去上学。这导致我跟我爸的关系降到冰点。我爸的工作压力很大，我的状态也不好，我们俩的性格都很犟，青春期我又非常爱顶嘴，对上了就会暴躁地吵起来。
《谁的青春不迷茫》剧照
我爸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去上学，也不认真倾听我的想法。后来我半年没有跟他讲过话，微信删了，邮件也不回。
积累了很多年的情绪终于在 2017年春节爆发。那个年三十，跟我爸大吵一架后，我开始失控地自残。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我只能选择休学半年在家治疗。这半年是我的第一个人生转折。
和爸爸的关系有所缓和后，我还和朋友参加了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夏令营。对，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重生的力量。
天高地阔，大漠孤烟，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子被打开了。
那次的旅行没有父母同行，一下就觉得我好像从小孩子一下子变得什么都可以干了。当时的领队比我大十岁，我们聊得非常投契，也有很多观点相似。至今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瞬间顿悟，原来人生还有那么多可能性，何必死抓住一些东西不放呢？
父母最初对我的规划是，出国、读大学、在那边找个工作，想回来生活也可以。夏令营回来后，我跟爸妈说打算留在国内。
他们二话没说赶快为我联系国际学校，但我确实高估了自己的愈合能力，以及对校园的承受能力。国际学校里还是外籍学生为主，开学两周左右，我的病情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自残和自杀这些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总是在发生，曾经的窒息感再次涌来，我第二次选择了辍学。
为了能让自己慢慢复原，我开始摒弃了很多念想，既然这样，就把我想干的事都干一遍吧。
另一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是在剧场看的那部话剧《北京法源寺》。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每个人的不同立场，其实很难用语言形容它当时对我的影响。总之，我在戏剧中看到了人的无数种活法。
于是那段时间我又开始痴迷于看戏，一年下来看了八九十场。后来我也真的想把话剧作为我日后的发展方向，前两年也在剧场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是很有趣的。
除了看戏外，就是读书和四处旅行了。和忘年交的阿姨去了乌镇，去了我最喜欢的木心故居，去了两次日本，花了大把的时间逛京都，逛日本的博物馆，还到达了我曾经写到“遗愿清单”上的北极。
当我站在航行在北冰洋的甲板上，吹着北极凛冽又孤傲的寒风，置身在这个星球最冷的极点时，我在小本上写下这样的话：“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所体会的渺小本空无一物。我存在得渺小甚微如蜉蝣般朝生暮死。”
小琅在北极马克达林湾的冰水中游泳。（受访者供图）
在路上的感觉是真的好啊，旅途上震撼我的景和人实在太多了，我好像真的抓住了一种名为“活着”的力量。
在航行北极的船上遇到一个船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歌手，在网上有好多粉丝。我非常佩服。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在完全不相干的身份中不停切换，或者说用一个事业养一份爱好。
在我生病这段日子里，家人们也在接受我、适应一个生病的我，家人尽可能地为我兜底。爸爸从之前从来不听我说话，变成了一个可以和我认真、平等交流的状态。他说，如果我不想读书也没有关系，他们更希望我快乐。
我计划重新捡起我的课业。但是经历了几次从高中校园退学，我对于“校园”这两个字有了不自觉的排斥。于是我决定上网课，那个时候还是疫情前，网课并不是普遍的学习方式。
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原本就接受Homeschool（远程学习）的学生，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太合适了。随时随地通过电脑和网络完成课业也更符合我一直飘在外面的状态。
不过因为我的药物治疗一直没停，最多中间会停两三个月。我的记忆力从生病起就没有之前好，甚至对于以前很多事情的记忆也是片段式的。
还差1个月17岁的我，又一次幸运地成了一名初二的学生。同班同学都是比我小3岁甚至4岁的小朋友，刚开始觉得太丢人了，后来觉得这又怎么样呢？
2019年1月份到现在，这3年的时间里，我便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学习。
我试过重新参加国内的高考，但是脱离传统教育太久了，想要赶上并非易事。所以我决定申请美国的学校。现在跟我一起上网课的同学很多都比我小三四 岁。
对我本人而言，焦虑是有的，但是仅限于我的身体焦虑。如果什么事都被年龄限制了，那可真的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啊。
在我短暂的休息或暂停的日子里，我最初是有点羞耻的，但后来完全推翻了这个想法，经历了这么多，再回头看十五岁的我，会庆幸我比那个时候更加成熟，有了更强的阅历、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
所以这样的停滞对于我来说是一场准备，就像是一场旅行结束后，我们总要在下一场旅行来临前做好攻略和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或许还能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物呢。
42岁，告别体制内
田阿姨 / 坐标：四川
我今年52岁。在我那个年代，读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又是家里的长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们老家那边的女孩很少有读书的，但是因为我是真的喜欢读书，为了能继续读，就一次又一次打工、攒钱、念书。最后我考上了我们县的卫校，念完书就进了我们的县医院。
在县医院一干就干了20年，在医院还是很稳定的，薪酬待遇也不错。中间我参加了成人自考，考到了四川大学的法律系，也参加了三次考研，还两次去华西医院进修过。
但是因为我初中和中专都没有学过英语，完全通过自学考英语，对我来说确实太难了。虽然有个五千左右的词汇量，但是语感始终不够，所以我从29岁考到31岁还是没考过，就算了，法律这条路往上走，我也算是走不通了。
2005年，我去华西医院ICU进修时接触到了心理学，萌生了想要辞职的念头。我曾经做过一个DISC的人格测试，结果显示我是陪伴者、支持者、完美主义者和服从者。按照这个结果来看，我的性格还是蛮适合做心理咨询的。
《机智的医生生活》剧照
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问问题，直到成年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关于生和死，关于我自己，关于人与人。我10岁左右就看了很多书，但当时那些书也没能解答我的困惑。然后我就报名了心理咨询师的考试，觉得心理学没准是一个途径，可以解答我的困惑。
所以并不是我厌倦了护士工作，而是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心理咨询师，也更喜欢这一行。接着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打破舒适圈、更险但是我更热爱的路。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不停地向华西医院以及医院外的心理学老师学习，并且考心理咨询师的证书。证书一次就考下来了。直到2011年这六年间，都是一边做我护士的本职工作，一边参加各种培训，一边带娃、学习。这几年可能是我最忙碌的几年吧。
2011年我辞掉了县医院的工作。那个时候对于心理学的学习越来越有感觉，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干了。但在我们那个地方，开展心理咨询这个业务真的特别 难。
辞职后第一年，我在县城比较偏远的地方租了一个二三十平的小店。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才正儿八经接到了第一个咨询，这还是医院给介绍的孩子。
第二年，我就去了成都，不过这不是啥开心的回忆。因为当时是应了朋友的邀请，去成都跟他一起开培训公司。后来发现，我们俩的经营理念有很多不一样，合作不下去就只能分道扬镳了。那段时间损失了点财产，耗费了些时间和精力。
2014年，我重新回到了老家，这两年也是经历了很多生活上的变故。跟丈夫离婚后，我自己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起色，还分了一部分他破产后的债款。
我辞职一年后才告诉我父母，他们都不太理解，现在说起来还是会怪我。总之那段时间的日子过得太艰苦了，是女儿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力量。她一直都鼓励安慰我，她就是我的爱的源泉。
这让我想起来，大概2000年左右，我考研失败了，自己在书房里掉眼泪。当时才四五岁的女儿走过来，抱抱我说：“妈妈，你是不是没考好？是不是要把这里所有的书都看完才能考好啊？那妈妈你不要气了，等我长大了就好好看书帮你去考。”这个画面我记了好 久。
日子还要继续。我开始做公益，免费为学校、留守儿童、中心医院等很多地方讲课。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一边做咨询，一边继续学习，又学会了催眠疗法、叙事疗法等很多新的方法。
大概两年左右，咨询就渐渐多起来了。现在最忙的时候每天上午两个，下午两个，晚上一个，每个一小时左右。
虽然有的时候会很累，但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倾听别人的故事，感受他们对我的信任，帮助他们释放情绪、解决问题，尊重每个人的命运，这个过程也是我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所以每次都会觉得，还好我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我的工作中有六成是学生个案，四成是成人案例。其实跟这么多人聊过后，我发现现在的焦虑问题是遍布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也会有很强的容貌焦虑、对未来的焦虑，由此就会有各种问题。
我个人从来不觉得年龄是限制因素，喜欢就去干嘛。我认识的一个老先生，他早年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他在60岁退休后才去学画画，70岁开了画展，所以真的不晚呀。
我现在还有好多东西想学习。最想实现的三个梦想是古琴、茶艺和插花，我肯定都会实现的。
35岁，换了三个专业
顾汐 / 坐标：墨尔本
我出生在一个刚好能够到中产的普通家庭，我爸个性温和老实，我妈非常强势。从小我妈对我的期望和要求都非常高，数学必须要满分，如果我考了97分，回家我妈就会抽过来。我明明文科更有优势，却强迫我学理科。除了学习以外，我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发，她都要直接决定，只要有一丝不满意，语言和肢体暴力就会在那里等着我。
我小时候的性格是贼活泼的那种。大概在四五岁左右，我家人突然心血来潮要教我学英文。他们就会教我一些单词和简单会话，如果记不住，就又会抽上来。那之后过了一年，我突然就变口吃了。上课回答问题，经常憋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字，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人。
我高中前的学生时代还是很争气的，一切也能应付，就一路重点学校、重点班扛过来了。但是读了高中，我就彻底掉队了。
电影《青春派》剧照
我们班放眼都是智力超群的人，而且班级的教学进度也不一样，期末考试的试卷也不一样。高一就被灌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一些同学高二就可以去参加竞赛、拿奖。真的太难想象了，对于我来说是听天书，而同在一个教室的人可以考满分。于是我很快就崩溃 了。
也是那时，我开始认识到两件事。第一，我注定是一个平庸的人，以后也会平庸地结婚生子，平庸地结束这一生。第二，每个人出生时拿到的牌都不一样，这可能是命吧。
16岁的一天，我决定去死。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和一瓶烈酒后，我睡过去了，第二天晕晕乎乎地醒来就往屋外走，走两步就摔倒了，反复了好几次发现自己完全不能正常走路了。家里人当时吓坏了，但我没有说出实情，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家人赶紧拉我去医院检查，查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动手术。
于是高三时，我休学了。
电影《青春派》剧照
在此之前，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学校运动会的长距离比赛我几乎每个都参加了，1500米、800米、4乘400米接力赛。每次都是银牌，因为金牌都是体育特长生。那个事件过后到现在，我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受到了影响，心电图也不太正常。
高考结束后报志愿，我更想学临床医学，但我家人在我外出期间，直接把我的志愿改成了牙医。他们觉得我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门口当一名牙医。我回来才知道这个决定。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可能真就崩不住了吧。
报志愿的时候，我报了三个平行志愿，也算是命运眷顾吧，最后被第二志愿的双非学校录取了，终于去了离家远一点的地方。
读大学期间，虽然就是规规矩矩的大学生，但我也算是开启了新生活。我把自己浸在图书馆里，周末有空就去徒步爬山。正常上课学习之外，发表了一些研究，跟着教授参加了项目，靠翻译赚了生活费。
双非学校申请全额奖学金的概率不大，不过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小概率的人，毕业之后由于大学不错的成绩，还有一些学术成果，我直接破格跳过硕士申请到了澳洲的博士。
因为家人还是执意想让我在家门口当牙医，所以最初我申请澳洲博士时他们明确提出，不会提供任何经济支持。这样我觉得也好，比以后都被家人管控起来 强。
对了，我还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毕业后的一天我俩说明天结婚吧，第二天就直接去扯证了。后来我们俩都去了澳洲。
在南极的顾汐。（受访者供图）
22岁是我第一次开始折腾，那年假期我没有回家，跟着一支商业队去攀登海拔5296米的哈巴雪山。站在山顶的一刻才发现，我从前对世界的认知维度是多么肤浅。
毕业，结婚，出国，读博。在此期间，我的抑郁症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发作。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澳洲学生物医学专业。有一个项目是要做动物模型，我参与的就是用小白鼠做抑郁症模型。我们会用各种方法折磨它，折磨到它抑郁为止。比如把它丢到水里观察它是否出现抑郁症状，然后再对它进行药物治疗。
就这么反反复复，一年之内我杀了200只小白鼠。当时晚上都会做噩梦，而且会反复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的病情很严重地发作了。
在很多人的反对下，我将专业从生物医学转到了流行病统计。
27岁，因为调换了专业，中间有些项目进展得不顺利，我面临延期毕业，第二年博士奖学金也断了。
我开始找工作，第一份工作很幸运，我找了一份联邦政府的临时职位，做数据分析。后面为了转正，我加入了澳洲国籍。后面的日子一边写论文一边工作，还第二次参加完了100公里越野跑。
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家人几次还是想要插手我的生活，但距离太远了，也没啥招了。还有一点是，我很早就经济独立了，所以很多事情也可以自己做主。
对于生育这件事，我很早就决定丁克了，我周围的朋友也知道。出于原生家庭的缘故吧，很多童年成长的阴影都早已渗透到了我的骨血里了。后来因为这件事，中间和我爱人短暂地分开过。那段时间我确实非常痛苦，也辞掉了政府公务员的工作，从堪培拉搬到了墨尔本。
痛苦无法消解，当时32岁的我一时冲动报了160公里的越野跑，年底带着本来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船票独自去了南极。第二年，我参加了全马，跑进了3个半小时，年底去了乞力马扎罗，实现了自己守护很久的愿望。
在坦桑尼亚跨年的夜晚，他的短信来了。分开一年，在想通很多事情之后，我们重新在一起了。现在虽然我们仍旧没有恢复婚姻关系，但也同吃同住，一起玩，共同财务支出AA制，其余自理。我们现在的状态都很好，开心又自在。
中间的三年间我跳槽三次，目前以35岁的年纪初步踏入咨询圈，也修起了我的第三个学位，数据科学硕士。但也没有白折腾，毕竟薪水翻倍了。
总之啊，我30岁之前的日子如履薄冰，总是在内部需求和外部评价中战战兢兢，之后经历了无数次自我斗争以及同家人的斗争，现在终于在自己的人生坐标里活开了，可以完全无视社会时钟去生活了。
关于年龄焦虑这点我在澳洲的感受比较弱。首先是这边的很多工作都不会有类似35岁这种年龄限制，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想做的职业。
我在读博士时有一个“学妹”，75岁开始读流行病统计学博士。她之前的工作是中学老师，退休后读了医学人类学的硕士，之后又申请了博士。我还有一个校友，一位88岁的老先生断断续续修了20年后，在临终的病床上拿到了文学学士。
因为我们无法预期自己的寿命，所以我从来不会为自己设定远期的目标，只会一心一意地专注当下。
如果死亡在若干年后一定会到来，那么顺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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