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洞见学堂

【导语】

在之前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组合,逐渐形成完整的全球供应链。然而,2016年英国脱欧、2018年特朗普上台、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等事件的爆发,使原有的成本、效率优先的全球供应链逻辑困难重组,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深度参与者,受到很大冲击,中国供应链外部面临“前有美国围堵,后有越南、印度等国家追赶,中有法、德、日、韩等国摇摆”的挑战;在国内临疫情严控、物流停摆的压力。面对全球供应链的新变局、新挑战,我们应该作何应对?

一、 全球供应链新变局:从成本效率优先到安全稳定优先

原有的供应链体系构建的出发点是成本、效率,然而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动摇了这一基础。疫情泛滥、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以及、民粹主义的激化,正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关注点从成本效率向安全稳定的转移。在这一趋势下,全球供应链出现稳固本土、区域强化的新特点。

(一) 稳固本土

全球供应链的持续波动使各国政府更加注重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本土化,众多国家推出政策促进关键供应链回归本土。

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法律等将供应链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对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把控。2018 年生效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对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技术外流进行了十分严格的限制,《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国防授权法案》等均提到控制供应链风险和进行相关审查等。近期通过的《2022美国竞争法案》,更是不惜斥巨资将微芯片生产带回美国,扭转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芯片生产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约40%已经降至不足12%)。

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加强本国的供应链。英国制定长期且全面的供应链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供应链发展,着力提升制造业竞争优势,金融支持产业提升本国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上的竞争力。德国重新审议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以保护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德国企业不被外资恶意收购。日本政府也在疫情后拨出20亿美元专款,吸引日本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回国。而我国也通过构建“双循环”体系,保证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稳定。

(二) 区域强化

全球供应链在核心环节本土化的同时,还会依靠签署区域协议和建立多边合作来加强供应链建设。

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强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联系。东盟制定产品贸易协定,激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潜能,加深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强化本区域的供应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也充分体现了多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通过关税减免加快区域内供应链一体化的努力。

二、 全球供应链重组下我国面临的新挑战

在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面临巨大挑战:前有美国围堵,后有越南、印度追击,中有法、德、日、韩的摇摆。与此同时,近几年来疫情在我国的多点散发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供应链的压力。

(一) 前有美国围堵

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政府就开始逐步推动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的“脱钩”,挑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通过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进行301调查、攻击中国汇率政策等方式,美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的3年间已经逐步减少了中美间跨国供应链的合作。2020年前四个月,中美贸易额为9584.6亿人民币,同比下滑12.8%,占中国同期外贸总额的比例约10.6%。这一降幅明显高于同期中国外贸4.9%的总体降幅,中美供应链关系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多种手段,对中国特定产业尤其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进行打压,如限制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企业;加强在软件方面对中国的出口管控,限制涉及人工智能软件的出口等。

与此同时,美国对于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也多加干涉。如荷兰半导体设备公司阿斯麦向中国企业出售相关技术和设备便被美国政府严加阻挠,意图通过在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方式,抑制中国相关供应链的发展。

(二) 后有越南、印度等国追击

受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目前越南制造业劳动力成本2.99美元/小时,中国6.5美元/小时)、贸易战加剧等影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面临较大压力,越南、印度等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迅速崛起。

从远东各国至美国集运量份额来看,2018年后我国至美货运量占比逐渐下降,而东盟、南亚不断走强。从远东各国至美国集运量增速来看,2019年越南至美国集运量增速高达33.1%,其他东盟国家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2019年维持较高增速,分别为48%、25.2%、21.5%和17.7%,而中国2019年同比下降9.6%。

越南在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显著提升,2010年越南出口额约为722亿美元,2019年达到2643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265.8%,是中国出口增长量的4.5倍。疫情缓和后,越南出口继续增长态势,2021年出口额达到3362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13%。2022年3月越南出口额为347.1亿美元,环比增长48.2%。据估算,越南今年贸易总额有望达到8000亿美元。在这其中,电子工业是越南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出口额从2015年的473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的96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在全球电子出口排行榜中,越南从2001年的第47位提升至2019年的第12位。

另外印度在全球供应链的上升态势也值得重视。印度2022年3月,出口额达到6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据估计,今年印度的出口额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达到日本出口总量的90%左右。未来两三年印度有可能成为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出口国。美国总统拜登于去年2月份签订《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旨在供应链问题上“去中国化”,印度是其主要替代目的地。受政治风向以及经济因素考量,惠普、苹果、戴尔等纷纷在印度布局新的供应链。

(三) 中有法、德、日、韩等国动摇

一直以来,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和日、韩等亚洲国家对中国供应链的态度与美国有所不同,处于观望状态。但近几年,观望态度渐显动摇。

中国与法德之间一直以来是极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法德两国在核工业、航空工业、汽车制造业、机器人工业、人工智能产业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实力强大,而我国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初级加工、广阔的市场和盈利空间。但近两年,法德两国对于中国供应链的态度有所转变。德国工业联合会近期调研显示,有近40%的会员企业正在寻找新的供应商,简化供应链中各个环节,更多地选择本地的生产供应商。

与法德相似的是日韩对中国供应链的态度。日韩两国产业结构与中国高度互补,客观上缺乏转移供应链的内生动力。但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日韩也出现将部分原在我国供应链外移的举措。

17%的全球三星手机原有是在惠州生产的,但2019年9月,三星惠州手机制造厂停止运营,三星在华加工业彻底告别中国。目前,越南成为三星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三星超50%的手机产能都在越南,其次是在印度。日本在疫情暴发后,将供应链转移提上日程。安倍晋三在2020年3月5日提出,因为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从中国等国家出口到日本的制品供给减少,进而对日本供应链构成不利影响,因此考虑将那些对特定国家依存度过高附加价值较高产品的生产搬回国内,并提供配套支持。对于其余附加价值较低的生产活动,则遵循生产地多元化原则,考虑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以强化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四) 内有疫情防控压力

目前,我国疫情在大部分地区多点散发,致使多地实施封控管理,对供应链造成了明显的冲击。随着散点疫情的持续多发,此轮供应链承压持续时间或将更久。

受上海疫情影响,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兼商会副主席许倍帝表示,预估上海港口的吞吐量周环比下降约40%,船舶拥堵现象已经扩大到附近其他港口。根据彭博航运数据,截至4月11日,上海港有222艘散货船等待入港,较一个月前增加了15%;在宁波舟山港有134艘船,较上个月增加了0.8%,而更北边的日照港、董家口港和青岛港的拥堵情况也增加了33%,三港合计达到121艘船舶。天津港有54艘船在港外待泊,1个月的时间里增加了29%。

上海作为全球供应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次封控让全球的供应链继续承压。对此,中欧商会主席警告,这势必会影响到全球的商品供应、价格和选择。如果上海这种情况继续延续,市场信心持续下降,那么很有可能会促使全球供应链上的外企考虑从我国转向其他国家。

三、 中国企业作何应对:

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源优势弱化以及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我国在中低端供应链原有优势被削弱;另一方面,高端供应链仍主要掌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中,我国高附加值产业在供应链中面临残酷竞争。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供应链的调整发展。

(一)储备物资,未雨绸缪

面对愈发脆弱的全球供应链,企业应兼顾成本效率和安全稳定,居安思危,优化库存结构,考虑生产资料的战略性预先采购或留存。

隆基股份总裁李振国曾表示,对于通过运输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的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布局以效率优先以及成本优先为基础。但对于独立性相对薄弱的供应链,则要考虑安全库存,做好企业“战略”物资的储备。“有些零部件要早买,多买”。

(二)海外布局,分散风险

企业还应适当拓宽全球供应链中上下游选择性,考虑分散化获取资源,减少对某些地区或国家的资源依赖,从单地区、单渠道向多地区、多渠道的布局方向发展,分散风险,保证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加强生产资源调配的灵活性,提高供应链薄弱环节应对风险的能力。

TCL在面对美国对中国企业加增进口关税的情况下,选择产业链外移,在墨西哥建立工厂供应美国市场产品,并逐步建立配套工厂完善供应链,通过多样性的供应链布局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近些年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企业也纷纷在越南建厂,规避供应链风险。

实际上,我国目前一些处于饱和状态的纺织、服装、初级产品加工等产业,也可以考虑适度向周边欠发达国家转移。通过适当转移部分国内过剩或即将淘汰的产能,不仅有利于分散企业供应链风险,而且有利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还有利于周边国家与中国构建深度连接的区域供应链共同体,共同抵御全球供应链的变局。

(三)国产替代,打破垄断

面对贸易战、疫情、逆全球化等多重压力,我国上游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波动的局面,因此企业应有意识地主动寻找国产替代产品,提升对国产产品的包容度和信任度。

在手机芯片领域,MEMS的陀螺仪、传感器、3D传感器等产品原来都大量依赖进口,近年来,企业愿意尝试使用国产品,并协助国内企业不断优化改进,国外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

(四)智造转型,优化升级

与东南亚、印度等替代国相比,我国企业在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相对领先,国内很多工厂已经过了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用上了机械臂,成了24小时运转的“熄灯工厂”。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减少对人工的依赖,对冲人口红利削弱的不力条件,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建立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壁垒。

(五)加强研发,提升技术

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也是解决供应链中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因此,尽管面临不利的经营环境,企业还是应重视核心技术的开发、获取和应用,一方面,提高国产替代的价值性,另一方面,推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向上延伸,稳固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同时,抢占话语权。

(六)共创价值,合作共赢

新希望在探索海外业务时坚持共享、共赢理念,实现三方共赢。比如,在印尼、越南、埃及等亚非发展中国家,通过投资设厂,利用中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当地落后地区的农业加工发展。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依托当地最大的牧场和公司,向全球供应优质的动物蛋白产品的同时,共建基础设施建设。在发达国家通过投资并购来获得先进的资源、技术专利、品牌。通过在美国波士顿设立生物农业、和法国、英国、荷兰、以色列科研机构和民营企业合作,开展生物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来实现在农业先进技术、经验和管理信息等方面的共享。

(七)绿色低碳,持续发展

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碳排放量剧增,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提升至30.7%,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这暴露出一直以来,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结构性问题,发达国家靠全球供应链将重工业、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转移了巨量的碳排放。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中国企业实现供应链绿色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供应链尤其是制造业供应链中的能耗绿色转型升级将成为重中之重。对此,已经有企业开始采取措施,比如宝武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正在其供应链上推广脱碳技术,增加对回收钢材和更清洁燃料的使用,如低碳氢燃料等,实现供应链能耗的绿色转型。

【小结】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迎来新变化,给中国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挑战,应重视这一问题,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尽量维持住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