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200万人，2021年出生人口继续下降到1062万人，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截至目前，许多地方已公布2022年一季度出生人口数据，下面是几个例子：
例一，贵阳市卫健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1-3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9420人，而去年同期该数据为10049人。两相比较，今年一季度同比去年同期下降6.3%。
例二，安徽省池州市今年一季度出生登记为2436人，而去年一季度出生登记为2966人，今年出生登记下降17.9%。
例三，山东省德州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根据2022年1-3月份通过山东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出生人数为7770人；去年一季度该市出生人数为8630人。也就是说，今年出生人数下降了10%。
例四，安徽省舒城县今年一季度出生登记为1537人，而去年一季度为1855人，今年一季度出生登记同比下降17.1%。
近两年出生人口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二孩堆积效应减弱；二是近几年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降，育龄女性人数也持续下降；三是抚养孩子的成本高昂，压抑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
此外，新冠疫情对这两年的出生人口也有负面影响。2021年5月出版的《人口研究》杂志刊登了张翠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文庄（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张许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四位作者合写的论文《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生人口变动的影响》认为，“基于国家互联互通出生人口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主要由30 岁以下人群生育数量减少、一孩出生数量逐年下降及二孩增长趋缓共同驱动。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近年来出生数量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进一步压低中国的生育水平，加速了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下行。”论文并得出如下结论：“2020 年11 和12 月由于受疫情影响，出生人口数量比2015 年同期减少45%以上，说明年初的疫情暴发严重抑制人们的生育计划，导致了年末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疫情影响出生人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疫情导致一部分人失业或降薪，收入减少，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的4月失业率数据显示：疫情影响下，年轻人失业问题愈发严峻，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18.2%，较上月上升2.2个百分点，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
第二，疫情导致很多城市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改为在家上网课，从而加重了家长照看孩子的负担，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
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以色列的生育率是最高的。近几年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1.6左右，而以色列生育率高达3.1。
以色列高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色列的幼儿入园率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小学生在校时间也比绝大多数国家要长。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小学生2015年在校天数达222天，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这样家长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时间，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第三，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有些地方暂停办理婚姻登记业务，这也是结婚登记对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例如，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仅为155.7万对，而2019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为281.5万对。2020 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同比下降44.7%，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多地方暂停办理婚姻登记业务。即使到了2022年，仍然有不少出现疫情的地方暂停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例如，5月15日，乐亭县民政局发布《乐亭县婚姻登记中心暂停婚姻登记业务办理的通告》称：“经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从2022年5月16日暂停婚姻登记业务办理（5.20预约作废），恢复办理时间待通知。”
近两年，由于疫情等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出生人口都下降了，但北欧国家却是例外。
2022年4月《财经》杂志报道，芬兰、挪威和冰岛等北欧国家在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迎来“新冠婴儿潮”。根据感染数字和各国封城政策，欧洲国家普遍在2020年5月-6月结束第一波疫情，以怀胎36周计算，人口统计学家将2020年10月之前出生的婴儿纳入到疫情前的生育率计算，之后出生的婴儿则纳入到疫情后的生育统计。
各国统计数字显示，第一波疫情期间的生育率在全球普遍出现下滑，但是北欧国家居民在2020年夏天解封时就积极受孕；其中领先的是芬兰，经过连续十年生育率下滑之后，芬兰的生育率环比在2020年12月增长2.4%，接着2021年2月和3月连续两个月大幅增长10.7%，5月和6月增长率下降到7%和5%后，6月又攀升到11.7% ，7月-8月下滑后，9月再度增加10.3%。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的生育率也在2021年3月和4月各有所攀升，受孕期正是欧洲国家2020年解封的夏天。
北欧智库Nordregio 在2022年3月底发表的人口报告也指出，北欧国家在疫情期间通过减税、补助中小企业等措施让这些国家的家庭平均收入没有因为疫情而下降。
报告作者盖森（Nora S’anchez Gassen）推断，北欧的社会安全体系足够强大到让育龄男女相信政府会在疫情期间和之后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从现实考量，政府对养育儿童的补贴也确实是个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
在疫情期间，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育。这些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冰岛国家统计小组人口问题负责人卡尔森表示，对于北欧人来说，“在危机之中，你可以将职业生涯暂停并专注于育儿，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家庭经济情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