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家暴儿童：一个是爸，一个是妈，我该为谁作证？

编者按：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暴力侵害儿童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1.33亿至2.75亿的儿童，目睹过发生在父母之间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有统计认为，在我国目睹家暴儿童（以下简称“目睹儿”）群体的数量也至少在千万量级。

8月1日，最高法《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新司法解释在证据形式上，明确将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纳入家庭暴力证据范畴，这无疑是对构筑“目睹儿”安全成长环境的积极尝试。但也有专家担心，由于“目睹儿”的心智、人格尚未发育健全，“小证人”在作证时，容易因亲情“站位选择”的心结受到二次伤害，而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又尚未将“目睹儿”明确纳入保护范围，因此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保证司法机关“取证”的专业有效的同时，如何兼具对“目睹儿”的身心健康保护？这将是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年前的一个夜晚，身为社会学者的唯怡到访深圳。当地朋友请她去大海鲜排档宵夜。恰巧遇上相隔好几桌外，几名男子起了口角冲突，其中一人还抄起旁边的酒瓶挥舞。此时，在距冲突现场还很远的唯怡突然如子弹出膛般飞奔了出去，一直跑到马路对面的大树后，等110巡警带走肇事者，她才惊魂未定地走了回来。

“我打小就对暴力充满恐惧，遇到打架斗殴的，一般都会秒闪。否则万一打架碰了街坊，我不就白白挨打了么？”唯怡回来对自己朋友解释说。由于距离较远，同桌的其他人一直都坐在原地没动。其中的一位朋友还是察觉出唯怡反应的奇怪之处。

“虽说暴力令人害怕，但如果不是从小遭受过暴力伤害，或者亲眼目睹过暴力场面，一般不会有你这样的极端反应。一定是哪些暴力情景，从小植入你记忆深处，在你内心留下致命阴影，才会让你每当遇到这类情况时作出这样的条件反射”，说出以上假设的朋友曾接受过反性别暴力的系统培训，对“目睹儿”相关问题也有多年的知识储备。

其实，此前唯怡也曾一直关注“目睹儿”群体，这也是她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为此她不但研读了大量的国外相关研究资料，并且搜集了从心理到司法各个层面的方向进展。无论是高校的家庭学科课程立项调研，还是社会民众层面的普法宣传，她都从未缺席地积极参与。

在唯怡的研究中，我国的家庭暴力特殊受害群体也有数千万之多。按传统意义的家暴受害人定义，“目睹儿”往往不是在家暴中被直接施以肉体伤害的一方，因而作为“隐性”存在，其心理伤害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乃至无视。最新研究证实，因亲眼目击见证家人间暴力，“目睹儿”受到的心理伤害度，甚至直接超过肉体被施暴的一方，负面影响有些甚至会陪伴终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这部分人群，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范畴，并有心理干预机构专业疏导，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救济还属空白。

但自始至终，唯怡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客体身份超然理性地研磨剖析，从未想过自己会和“目睹儿”有身份的重叠与链接。

唯怡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分居，直至最后离婚。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只有一个影影绰绰的轮廓。因此在唯怡看来，自己不可能经历过“目睹儿”的心理伤害。

不过这次事件引起了她对过往经历的进一步回忆。当她允许自己把与家人有关的记忆闸门打开后，曾经过往的零星意识碎片慢慢浮出水面，蓦然间，一个早已尘封的场景突然在脑海中清晰闪回：那是父亲死死抱住院子里一颗大树的画面，周围是母亲与舅舅，他们死命往下掰抠他的手，间或手脚并用发力，试图让父亲脱离树干的帮衬……

在唯怡幼小的时间感知中，双方僵持对峙的动武局面似乎维持了很久。最终，父亲被母亲与舅舅成功扫地出门，父亲环抱大树不肯放手的场景，成为他留给一旁瑟瑟发抖女儿的最后记忆。

很久后唯怡听说，父亲因不忍分居生活，试图回归家庭。母亲喊来了舅舅援手，最终赶走了父亲。离婚时，母亲教导唯怡，就说当时父亲动手在先，他们只能予以反击。

按照母亲的指引，年幼的唯怡向法官复述了母亲的证词。自此，唯怡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当她长大后得知，后来父亲如同孤魂野鬼般的生活，最后被赶去了养老院，捱过六十岁后第一年，便在那里郁郁而终。

早已过而立之年的蒙诺是“目睹儿”身份中经历最惨痛的一个。

2016年秋季某日下午，北方某市殡仪馆，接到家属委托存放的一具遗体。死者是一名55岁的男性，送来时，全身包的如粽子般严实，头部还覆盖着几块毛巾。掀开检查，死者全身有大面积烧伤痕迹。送他前来的蒙诺称，死者是他父亲，是在酒后撒疯中把自己“炼了”（当地话“烧焦了”的意思）。

因为拿不出医院或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死者头上的伤口又很可疑，殡仪馆提议报警。随后赶来的警察发现，死者毛巾包裹下的，是一张变形的呈塌陷状的头颅，钝器的发力击打，已造成其粉碎性骨折。而后对死者家里进行的现场勘验，更进一步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里屋的东墙上和地面，四处残留着死者的血迹：墙上是点状喷溅血迹，屋顶沾有零星喷溅血迹，地上则是轻微血迹，现场的桌子被搬开后，下面也有大摊血迹……现场勘查结论：死者若是自己摔死，血迹不可能溅这么高！

死者儿子蒙诺声称，父亲出事当天，自己并未在现场，家里只有父母两人。当他得到音讯赶回家时，发现父亲躺在地上，周围狼藉一片。因为父亲脸被烧糊了，他便没敢多看。穿寿衣时，母亲一直抓着父亲的头，并在头上捂了块毛巾，后又在头上缠了毛巾才戴的寿帽。“母亲告诉我，是我父亲喝酒喝多后，在身上缠上毛毯、门帘然后被自己燃了！”……

事后多年，蒙诺谈及此事时非常平静。他告诉蓝蜓君，因为父亲经常酒后打骂母亲并闹事，因此当时也没多想。“他俩之间的关系，不是他杀死她，就是她杀死他，这是早晚的事。”轻描淡写的描述一死一罪的双亲，蒙诺的淡漠令人吃惊。

他透露，从记事起，便目睹父亲对母亲的家暴。杀猪刀和拇指粗的螺纹钢都可能是父亲施暴时顺手抄起的家伙。因为生性胆小不敢反抗，蒙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他17岁时连夜带腿脚残疾的母亲遁出村庄逃往外市。没有想到，连躲带藏十几年后，悲剧并未能掠过。找上门来的父亲最终死于“以暴制暴”的母亲锤下。

最终法院开庭审理认定，蒙诺母亲构成故意杀人罪。辩护人曾提出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其行为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造成的故意伤害行为，但未予法庭采纳。

判决书的结论，从某一角度证实了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作为家暴目击者子女的证言，并没有充分有效地被合议庭采信。当然，在侦查审判过程中，如何通过专业发问引导“目睹儿”提供全部真相证词，则是该案中暴露的另一层面问题。

当蓝蜓君问蒙诺，作为独生子的他，是否因自己未能有效干预双亲间暴力相向，而对今天的惨状有些悔恨遗憾时，他以诘问的口吻稍带不屑地回答：“他们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妈，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让我怎么选择？”

长期从事性别暴力应激心理干预的知名心理学者刘凤琴，曾为湖南12岁因性侵“产子取证”的幼女思思、疯狂英语李阳家暴案的受害人妻子kim进行过个案干预。她在获悉唯怡因幼年时的一次“亲情站位”作证被唤醒，每天陷入魂不守舍的自责状态后指出，陷入抑郁症纠缠的唯怡现状，正是“目睹儿”心理创伤的一面镜子，少儿目睹亲人家暴造成的深度伤害，往往是在成年后才显现出来。

她告诉蓝蜓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扳机效应”，它是指一件痛苦的事件，如果不能经尽早疏导并化解而被深藏于心，就会如“枪”的扳机，一旦由特定的诱因（也称“扳机点”）或情境被触发，便随时会唤起对受害经历的回忆，从而产生更大的痛苦。

以唯怡为例分析，人对特别痛苦、特别悲伤事情的“选择性遗忘”，是无意识的，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一个人面临危险时，一般会有三种反应方式：逃避、反击以及木僵状态（即装死）。年幼时目击父母间动手，母亲又让唯怡进行“选边站队”，且证词还有一些事实上的偏差，无疑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因为对自己行为的不满，她在潜意识中“忘记”了这一幕。当突至的斗殴场面唤醒她沉睡的记忆时，她的内疚、自责甚至自罪就会一股脑强烈的迸发出来。

在刘凤琴看来，唯怡理性知性的外表之下，“目睹儿”群体常见的负面“共性”特征，会不时溜出来露面：她无法掩饰的不安全感，她对亲密关系病态依赖又渴望抽身的纠结，她在子女教育不遂时拳脚相向与纵容补偿间的任性切换，她对暴力场景深入骨髓的恐惧……无一不验证着“目睹儿”的身份特征。幼年伤害已经如影随形般延伸进她现在的生活。

与唯怡记忆唤醒后的绝望自责不同，蒙诺面对以暴制暴的双亲，一个惨死一个身陷囹圄的结局，似乎并未表露“应有的”激烈反应。他的冷漠、寡情，在宋显龙眼里，其实正是一个“目睹儿”在长期的家暴环境中，被巨大的无力感一点点蚕食出来的典型的负面特征。“当他改变不了，又逃避不掉时，要想存活下来，只能选择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作为吉林省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与亲子教育心理学领域，一直是宋显龙的关注重点。近年来，随着目睹家暴儿童这个特殊弱势群体的逐渐被看见，通过个案援助梳理受助群体的需求困境，逐渐成为他时下的研究咨询及干预重点。

作为一个心理专家，他说他对蒙诺的心理状态非常理解。在宋显龙看来，每个目睹了亲人间家暴场景的，以及参与提供相关证词的，都会有一种深度伤害，只是当他们还是孩子时意识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有诱因被触发，枪支的“扳机点”被触动，会一发不可收拾。

“原生家庭只要有争吵，只要父母间存在家暴，从少儿的认知角度，就会有自责，就会认为是自己错误造成的，更甭提再让他们去为家暴行为作证。作证本身一定是一种雪上加霜的二次伤害，且这种伤害将伴随终生。” 宋显龙不无担忧地表示。

在他看来，“目睹儿”心理疾病的“扳机效应”，为何都在成年后触发，乃是因为长大后他才知道利害关系。少儿因年龄尚小，向有关方面提供证词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作证意味着什么，并不能预测作证“后果”：比如一方因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被限制探望，抑或因违反保护令规制遭警方处置，又或因家暴事实确认入狱乃至家庭破裂……凡此种种结果对“目睹儿”都是一种致命伤害。

这是因为与一般意义上的目击证人不同，“目睹儿”提供的证言，其实又不仅仅基于事实，这和他与施暴方、受害方三者之间的特定关系有关，大多是基于血亲，起码有朝夕相处共同生活的感情链接。此时，让他或她完全“超脱”血脉、基于是非真相做“供词”，从某种意义上是进行二选一的“站队”，甚至是对其中一方的“背叛”。

其实任何是非曲直在亲情面前都显苍白，这就是为何自古就有“亲亲相隐”的说法。而在“目睹儿”这里他所面对的，是皆为至亲，他（她）将“隐”谁以及怎么“隐”的悖论难题。

无论是宋显龙还是刘凤琴，从心理专家视角反观“目睹儿”作证制度，都共同表示，虽然毫无疑问，从法律意义上审视，“目睹儿”作为家庭这个隐秘封闭环境中家暴的见证人，一般情形下单纯的他们会实话实说，从而有效提供客观证据，“更便宜”地打击家暴行为，但如果只是坚持在“裸证”的情形下进行，即不在取证的过程中，配套实施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可能会造成“目睹儿”一辈子的心理伤害。

他们一致对蓝蜓君强调，避免“目睹儿”作证二次伤害，一定要有社工或心理咨询师共同参与，除了密切关注孩子的感受，更要特别向他们传递信息：父母的问题与你无关，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他们在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而不是你作证的结果；同时更要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干预家暴的做法，即必须先行风险评估，不要让孩子陷入作证后父母“责罚”；最后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给予取证的警方与法官等相关人员，进行系统专业的理念传导与技巧培训，以期把可能的伤害降到最低。

宋显龙特别强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9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促使遭受下述情况之害的儿童身心得以康复并重返社会：任何形式的忽视、剥削或凌辱虐待；酷刑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武装冲突。此种康复和重返社会应在一种能促进儿童的健康、自尊和尊严的环境中进行。

联合国发布的《2013暴力侵害儿童全球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1.33亿至2.75亿的儿童，亲眼目睹发生在其父母之间的某些形式的暴力行为，美国心理协会已将目睹家暴列为儿童虐待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应通过方方面面的社会支持系统，为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投射足够的关注。

广西律协未保委秘书长吴晖，曾为百色性侵案、宁夏灵武师源性性侵案等性别暴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在他代理的多起未成年被害人性侵案中，受害人兼具“目睹儿”身份的不乏其人。而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比照，之前对这部分人群的忽视，以及现在涉及的“取证”可能的不规范，在吴晖看来，很可能对“小证人”造成二次伤害。

吴晖说，他目前正在搜集相关资料，打算向有关部门建议尽快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确涵盖“目睹儿”人群的保护，同时，希望能够给予取证流程中司法人员系统专业的培训，并加快建立“目睹儿”的心理干预机制。

他在建议书中说，新的健康观认为：遗传因素虽不能更改，但健康的行为、科学的生活发生、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阻止或最大限度地延缓疾病的发生。一个形象的比喻是，遗传的病理基因似乎是一颗放在枪膛中的子弹，不良的生活习惯与行为形成枪的结构，心理因素却是扳机。扳机被扣动了，子弹就不可避免会射出枪膛——疾病发生。

“如果有家暴庇护所，孩子和妈妈就可以逃脱施暴人的控制；如果有父母教育中心，夫妻、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父母就可以同时接受帮助；如果有儿童心理干预中心，孩子就可以随时倾诉；如果有危机家庭访问制度，就会有社工对’上榜’家庭实施监控；如果有戒酒疗愈中心，就可以帮助一些施暴人控制酒瘾、改善行为，如果有心理专业人士全程陪伴取证，“目睹儿”就会得到支持、减损伤害……”

吴晖所写建议书强调，仅靠法律单一的制裁，很难根治家暴痼疾。而关注“目睹儿”人间悲剧背后的制度建设，社会、政府、民间联手，才可能共同卸下家暴“目睹儿”的心理疾病“扳机”，让这颗藏在他们心灵“枪膛”里的疾病沉睡子弹，无法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