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医生也得治新冠，医院各科“秒变”呼吸科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近期开放外科病区收治内科病人，做到“全院一张床，全院一个科”，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图为2023年1月4日，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综合病区，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治疗中。（人民视觉/图）
“凡是临床医生，皆可以是呼吸内科。”2023年1月，一位麻醉科医生在小红书上这么总结。她翻出自己的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一栏写着临床：“以前还觉得职业类别有些宽泛了，现在想来，是自己格局小了。”
从三甲综合医院到社区医院，从华北到东部沿海，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如此——与呼吸科最接近的医生们在门诊，其他医生在病房。在微博上，大庆市一位肿瘤科护士自从开始照护新冠患者，她没有一天能准点下班；一位皮肤科医生在跨年夜加班，一下午就收了17个新冠患者。
据各地公开报道，多家医院近期表示，面对新冠就诊患者在短时间内出现大规模增长，要举全院之力保急诊、保重症，打破按学科、按专业收治患者的常规做法，各科室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最大限度收治患者。
对于与呼吸科差别较大的科室和从未接诊新冠患者的医院来说，这是与新冠的头一次交手。在“医院多科室变呼吸科分流接收病人”“外科大夫支援内科现场学用呼吸机”等微博话题下，医生们调侃，“翻出了压箱底的内科学”。
幽默背后更多的是沉重。更多时候，他们穿梭在病房里抢救患者，在各科室寻找监护仪、呼吸机和吸痰管，为诊断和用药感到为难。
胸外科医生看发热
“对我们整个医院来说，这是第一次和新冠正面相对。”山东省某市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祁峰说。他所在的医院虽然是发热定点医院，但在“新十条”以前几乎没有新冠患者；2022年12月初，在接诊新冠患者以前，他先感染了新冠。
一周之后，感染新冠未愈的医生们赶上了重症潮，祁峰只休息了一天就回到医院，先后被调到了ICU和住院病房协助治疗新冠患者。运动医学科、胃肠外科等科室的住院患者几乎都被清空，医生被调去诊治新冠患者。“八成的医生都在咳，有时候我要在医务站先咳完，再去查房。”祁峰说，患者无暇顾及医生的健康——他们大多是陷入昏迷的老人。
“病人蜂拥而来……这种情况下不拿其他科室的大夫当呼吸科大夫，有更好的办法吗？”2023年1月6日，网名为“手抖毛大夫”的泌尿外科医生在微博上说，他参与新冠临时病房的组建已有一个月。
面对网友们“术业有专攻”的质疑，这位医生认为，非常时期，很多事情只能非常对待。“虽然都说现代医学分工细，不同专业隔行如隔山，但毕竟都是同一个医学教育体系下出身，即便是外科大夫，学完已经忘掉的内科知识再捡起来也比从来没学过的人容易得多。”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6位医生里，江苏省某三甲医院的胸外科医生茂奇是与呼吸科最近的医生，他的同事们被分配到发热门诊，科室里开了三个诊室接诊新冠患者：“早上8点开始接诊，中午没有午休，一直到下班。”
分配到他这里的患者症状都相似，咳嗽，乏力。有些人症状轻，他会给出用药建议，有时劝对方不必拍CT，“查了也没必要”，患者偶尔不大高兴。也有人症状重一些，却不够住院标准：“放在平时肯定住院了，现在住院的都是不太行的患者，通过医院的急诊绿色通道安排。”
南京市口腔医院的医生晏子衡说，7个人的研究生同学群里，已经有4个人被派去参与治疗新冠。尽管口腔科的医生以前学过大临床的内容，但现在还是要边学边做，由呼吸科或者心内科的医生们带着，从写病历开始，再从事正常的诊疗。“医院已经是按照最大负荷在运转了，医护、仪器，都在全负荷地运转。”
而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同样是口腔科医生的王涛也多了一项新工作——看线上新冠门诊。“这是为了缓解急诊的压力，把轻症的患者都筛出来。”
线上门诊挂号的病人，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描述自己的病情。1月5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他刚在网上接了一个新冠门诊。“患者有点咳痰，我给他开了咳嗽药、消炎药，这样他不用看急诊，明天直接到医院拿药就可以了。”
一位眼科医生转岗内科，每天在社交平台更新日记。（网络截图/图）
“全院一张床”
更多的医生被调到病房。小红书博主“北大眼健康D博士”（以下简称D博士）每天更新一篇《眼科医生临时转岗内科日记》，1月6日已经发到第12篇。目前，他所在医院内科病房里只有肺部感染和合并症的新冠患者，而医治他们的则是内分泌科、外科和眼科医生。
D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安排背后也有理由——内科医生去支援发热门诊，第一时间给患者医治或者住院的建议，而眼科医生则换到内科，在病房中进行诊治，由有经验的老医生们指导。
一位四川的肛肠科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新冠病人暴增，呼吸内科和心内科已经收满，于是开始往其他内科收。“内科收不下了，从上个星期开始，院部就发文外科全力收治新冠病人。”
山东省一家综合医院的康复科医生喻言也在2022年12月中旬被调去支援呼吸内科的病房。康复科里，有过半的医生和护士都被一起调走。
她说，呼吸内科的住院部本来有40张床。如今，住院部另一个科被挪走，于是整栋三层小楼都变成呼吸内科病房，扩成120张床位，没几天就住满了，之后康复科的病房也开始接收新冠患者。目前在门诊里，一个诊室一天要接诊60到70位患者，而住院部的床位也已经满了。
喻言说，这叫“全院一张床”。症状最重的患者放在呼吸内科病房，同时各临床科室病房都要收治新冠患者。“放在病房里可以先用药，遇到问题还能会诊，所以在尽量收治。”
在2023年1月4日中午，祁峰趁着中午回了趟家，把一次会议上抽的奖品拿到了医院——一个3M听诊器，他起码4年没用过了。
科室有了听诊器，查房的时候才能放心。这是运动医学科用不上却在治疗新冠时必不可少的，同事的说法非常直白：“你自己想办法，要么借要么回家拿，实在不行就去兄弟单位顺一个、抢一个，弄来再说。”
在过去的几天里，与新冠治疗有关的一切仪器都可能成为稀缺品，以前从来不会稀缺的吸痰管都所剩无几。祁峰和同事就跑上跑下地借，“如果吸痰不及时，病人可能就会窒息死亡”。所幸其它科室里有——以前吸痰管的软硬粗细都分得很明确，现在只要有得用，就没问题。
吸氧设备、监护仪也被调来调去。“医院给胃肠外科安排的病人都症状比较轻，那他们那里几乎用不上监护仪，本来的三台监护仪，我们就要走两台。”
“有时候到了其它科室，看见仪器，抱着就跑。”他说，“你就是要先给患者用上。”
边治疗，边学习
“其实有时候就连呼吸科医生都有些懵。”在门诊接诊新冠患者的胸外科医生茂奇说，“因为诊疗经验不多，国外的诊疗经验也未必准确——所以我们只能问呼吸科医生，再参照各大医院的方案、专家意见和国际方案。”
一位来就诊的孕妇一直咳，茂奇担心又犹豫，去问了呼吸科，发现呼吸科无药可用，于是又建议她去妇产科或者专科医院；有患者得了肺炎，复查后发现用药效果不好，他也只能建议患者去求助呼吸科，“但他们有时候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有时候患者的CT结果显示有肺部结节，他才会笃定起来，“这是我们的专长了”。
各医院会在医生们工作之余组织培训，喻言说：“多数时候是支援过外地的医生、导师们介绍经验，分享治疗和用药的方法，有时候通过钉钉和腾讯会议，去不了的人就在科里（线上）开会。”祁峰说，培训包含了各种方向，“透过磨玻璃看新冠肺炎”“营养治疗”都是培训内容，2022年12月底发布的《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新冠肺炎诊疗参考方案》也成了参考文献。
即便有这些培训，病房里的医生们依然小心。D博士和其他医生一样，说自己是在为呼吸科的同事们“打下手”。
有经验的内科医生指挥他测心电图、下医嘱、写病历、向患者解释病情，但治疗中需要拿主意的地方，比如新冠治疗的规范流程、抗生素的使用等，他都要再三找文献确认，或者向呼吸科的同事请教。
D博士想，患者一定希望帮助自己的是更专业的医生，可他也没有办法。他只好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淡化身份：“我是你的主管医生。”
喻言在康复科会接触老年病，懂慢性病的用药，但到了呼吸内科也感到困惑。“刚去的时候，连普通的药也会马上问呼吸内科的医生；还有一些新药是教科书上没学过的，我也得向呼吸科的同事请教。”
不只是用药。很多患者都是痰阻气道，需要吸痰、清除分泌物。这是呼吸内科的医护们熟悉的手法，她和来支援的妇科同事以前也学过，但实操依然生涩。胸片、化验单也要经过请教，才能确认结论。
喻言所在的医院里，在过去半个月，呼吸内科的主任几乎从早晨睁眼忙到睡觉。“全院一张床”的情况下，所有科室的新冠病例会诊都会请他参与，他连续一个月没有休息。“24小时带着手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接电话。”
尽管如此，喻言仍能感受到力量。“一个病号上午还喘不过气，但做了治疗、打了针，到下午就还不错，他就会很感激我们——康复科的治疗很少有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成就感比以前高了不少。”
2023年1月6日，沈阳市红十字医院，医生在给患者诊治。（人民视觉/图）
沉重的转岗
喻言说，时常有新冠患者的情况急速恶化。“在病房里时常会有患者打着针，就不行了。”
对后期危重症患者来说，“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医生试着更换治疗方案，也拼患者自身的情况”。她提起一位55岁的男性患者，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大白肺”，所有药物、增强免疫的蛋白都用上了，但病情依然不断加重。“他女儿和我年纪相仿，可能也刚工作不久，有能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如果这位父亲走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就不完整了。”
无论病房还是抢救室，医生们在不断送走患者。
在北京的医院里，D博士上一次目睹病人死亡还是在5年前，当时他是实习生，逝去的是血液肿瘤病人和肺癌病人。但2022年底到内分泌科支援第一天，他就经历了从医以来第一次心肺复苏，一位患者心脏骤停，“短暂地救回来几个小时后，还是失败了”。
他在2023年1月5日夜里11点30分接受采访，语气里透出疲倦——在过去的两周里，他每天8点以前到医院，下班时间是下午6点左右，但这一天遇到本专业的文章要修改，直到11点多才结束工作。
他收治的患者里，超过六成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二成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不少患者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肿瘤等基础病。过去10天里的病例太多，他甚至难以回忆起细节，但能感受到轻松与沉重的情绪在家属中起伏。“有些家属怀抱希望，但老人的病情迅速恶化，很快走了。有些家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老人的病情慢慢缓解，甚至快要出院了。”
祁峰在不久前刚去ICU轮岗过，于是在医院病例数激增时第一批被调到ICU。“ICU、呼吸科乃至全院几乎都是老人，‘大白肺’很多。”
ICU里一天会经历三到四次急救，患者的氧饱和不够，或者开始抽搐，马上就开始打开静脉通路、做心肺复苏，有时做气管插管和电除颤。他说，情况不好的老年患者入院时，医生往往都会先询问家属抢救的意愿，“到时候急救就只有黄金30秒，不可能再去询问患者家属”。
祁峰说，如果患者家属没有要求气管插管，那么死亡率就会高一些。但重症患者依靠呼吸机能维持多久的生命，他不敢给出太乐观的估计，“很多人会在脱机后死亡”。
他回忆起一位ICU的患者，在患上新冠4天后病情迅速加重，女儿请求医生：“我妈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我砸锅卖铁也要救她。”ICU费用不菲，她在医院里一直住着，直到祁峰离开ICU时依然插着呼吸机。
在ICU工作几天后，他转到了运动医学科的病房，依然是医治新冠患者，不过抢救的频率有所下降——一天一到两次。
“有些人选择口腔科的原因就是想做医生，又不想经历沉重的生死。”晏子衡说，但这一刻还是来了。他的朋友在研究生同学群里说，“眼看着病人逐渐窒息，然后死了”。
转岗到内科第五天，因为有小患者需要复查眼轴，D博士回到眼科加了一天门诊。他看着一些小朋友叽叽喳喳地进来又出去，摸摸这，看看那，充满了好奇心和活力。
“换做一周前的我，恐怕只会觉得小孩子精力真好，心疼家长付出很多。但现在，看到的很多都不一样了。”D博士说，小朋友给整个眼科诊室带来生命力，家长脸上表情无奈但又挂着幸福的底色。这是他在治疗新冠患者的一周里不曾看见的。
（文中祁峰、茂奇、王涛、喻言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庞礴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邹露 陈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