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美国对华的“斗而不破”
这篇文章灵感来源于最近读的一本书——基辛格的《大外交》，在细思冷战时期美国的对苏政策上，不由自主将其和今天的中美对比，得到了不少收获。
本文引用的观点均出自历史材料，旨在于带大家更好地理解美国是如何制定对华政策的，所谓知己知彼。请不要用“五毛”和“美分”之类的幼稚立场来评判我的文章。
先说观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冷战时期对苏的翻版，结合了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和李普曼的“现实主义”，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持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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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在雅尔塔的美梦破灭，杜鲁门和斯大林走向对抗之后，美国将苏联视为头号对手，并涌现出一批顶级外交政策专家和各种理论学派，来为对抗苏联提供政策方向。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外交官乔治凯南为代表的“遏制政策”和传播学大师李普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两种意见刚产生时趋于对抗，但后续的美国政治家，将其进行了融合。
双方从底层逻辑上没有本质区别，都认为美国在资源和制度上具有优势，因此要避免直接冲突，用时间跨度来赢得美苏竞赛。
乔治凯南作为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优势在于极为了解苏联的社会情况。乔治凯南认为苏联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无法处理的内在危机，第二，它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与美国价值观有本质矛盾。
因此，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主要方向是：
军事遏制：美国通过在欧洲和亚洲部署军事力量来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
美国与西欧国家建立了北约军事同盟，以对抗苏联及其盟国。
此外，美国还积极支持反苏联的游击战争和反共叛乱，例如韩战和越战等。
2.经济和科技遏制：美国实施贸易禁运和限制，限制苏联获取重要的技术和资源，阻止苏联与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另外，对人才方面加大审查力度，防止技术外流，同时在专业人才和领域加大国家投入，拉大和苏联的科技差距。
3.外交遏制：美国在苏联影响的国家中，支持民主派和亲西方政府，鼓励苏联内部的民主化改革，积极推广西方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并试图在北非、中东等苏联势力地区建立亲美盟友，扩大美国“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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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遏制政策”有个明显短板，就是只告诉了美国政府“该做什么”，而没有说“不该做什么”。如果完全按照意识形态至上在各个领域和苏联对抗，会让美国陷入资源的过度消耗中。
而且，一些新兴国家比如纳赛尔主政的埃及和尼赫鲁主政的印度就很会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向双方反复要价、左右逢源。遏制政策使美国政府在对待苏联问题上过于敏感，而造成资源浪费。
尤其是越战，美国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和苏联的威胁（其实越共和苏共只是同床异梦），打了场完全不必要的战争，激化了国内的矛盾，更在外交上丢了脸面。
这时，李普曼的“现实主义”成为了“遏制政策”的最好补充，在对苏联的看法上，李普曼和乔治凯南没有本质区别，但李普曼认为：
只考虑遏制，会把美国带入无休止的军事纠缠中，使苏联拥有“挑衅”的主动权，通过挑动区域争端，让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陷入被动卷入的局面。
美国应该建立评估标准，以美国的重大利益优先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由此界定美国做哪些事是没有收益，不值得做的，哪些盟友是不值得投入的。要将资源聚焦在如何击败苏联，而不是针对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斗争上。
在“现实主义”对政策的校正下，美国开始聚焦。在当前不紧迫的问题上，尽可能与苏联和谈，减少资源消耗。并修复西欧国家的同盟关系（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一度和英法搞得很僵），集合力量共同对抗苏联。
同时，在不关键的冲突地区脱身，以避免损失增加，比如越南战场。甚至开始放弃意识形态，与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交涉，共同对抗苏联，比如尼克松访华和三角外交正是基于“现实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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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各位对拜登的对华政策基本有个框架认知，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在各个领域遏制中国的影响力，但又不能过度挥霍美国的力量。
拜登作为冷战后期美国国会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外交经验上可谓老谋深算。和政治素人、善于表演而没有实际威胁的特朗普相比，拜登的策略更有章法。
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是雷声大雨点小、阵势大效果小，把“美国优先”挂在嘴边的特朗普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技术、产业链的分散性，采取的贸易制裁效果不仅没有让中国外贸萎缩，还拉近了中国和欧洲、加拿大的关系。
而拜登则是表面上表现出随时愿意沟通谈判的态度，甚至派国务卿主动访华。（气球事件完全是黑天鹅，如果不是媒体舆论导致美国公众发难，我想拜登会对此低调处理。）并在没有必要的冲突场所脱身（比如阿富汗），集中资源应对主要对手。
然而无论是国情咨文的讲话中，还是在产业、外交层面，拜登政府都比川普时代加强了对华的遏制，甚至愿意让渡一部分美国利益，来组建诸如“chip4”的芯片联盟，在产业链上遏制中国芯片，甚至在亚太地区大搞朋友圈，明显针对的是中国。
拜登在外交领域的活跃表现，让美国国务卿很罕见的如此没有存在感，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拜登在内政方面没有做的很出彩（当然特朗普更差）。美国当前面临的债务危机问题，拜登政府除了和国会妥协，没有太多办法。
在成功调整债务上限以前，拜登都需要缓和对华关系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从11、13年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和国会不会很快对债务上限达成妥协，至少要拖到五月左右（耶伦说财政工具会在6月到期）。
除了内政问题，俄乌战争也将持续牵扯拜登政府的注意力。从美国的外交策略看，当下和中国缓和关系是最要紧的。用延长对抗的时间来减少对抗带来的损失，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优势，这便是拜登政府外交策略的核心理念。
关于作者
仝麟阁，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作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为多家地方政府、智库和企业提供咨询，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