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从赟壁画墓北壁守门侍官
唐末割据，
群雄纷争。
契丹南下，
燕云归辽。
大同，
曾经的北魏都城，
唐代的云州边城，
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上演了诸多领土纷争、政权归统。
许从赟，
契丹风云的亲历与见证者，
他的墓葬，
记录了那个时代……
▲东北壁壁画上的侍女
1984年10月，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西南郊新添堡村发现一座辽代墓葬。墓室为圆形，四周绘满壁画。墓主人为火葬，骨灰盛于石棺内放置于墓室后部，棺四周随葬陶器、铁器、铜镜、木俑若干。墓内出土完整墓志一盒，根据志文所记，此为辽代大同军节度使许从赟及其夫人康氏合葬墓。
由此，我们得以走近许从赟和他的那个时代。
▲东北壁壁画
生平不凡——乱世择主，戎马一生
据墓志所载，许从赟，字温毅，云州人，生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其曾祖父许景亮在唐代曾任怀州（今河南沁阳）别驾，祖父许廷秀在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6年）任宪州（今山西楼烦）长史，父昭胤任隰州（今山西隰县）都押衙。许从赟为昭胤长子。
许从赟出生的年代，正是唐王朝内部中央式微、藩镇割据，外部北境契丹崛起、伺机南下之时。许从赟出生的5年后，即907年，唐原宣武节度使朱温灭唐自立，建国号“梁”，史称“后梁”。同年，契丹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可汗。大一统的唐王朝瓦解，历史进入政权更迭、分裂对峙的五代辽金时期。
▲左：许从赟墓志盖拓片 右：许从赟墓志拓片
墓志保存完好，细砂岩石质，志盖中央为线刻双凤图案，首尾相接，作展翅飞翔状。双凤上下分别线刻九游九星与北斗七星图案，外围环以连续的曲尺纹。志盖为盝顶，在四杀收分处顺时针线刻十二生肖图，每面刻三个，等距离分布。生肖图为着交领长袍、双手执笏的人形，多数只刻出生肖的头部。志盖下面的四个立面每面线刻团花三朵，下边缘刻一圈连续的曲尺纹。墓志铭文为楷书，共30行，每行字数不等，满行36字，共计1015字。
许从赟家族故里云州和父辈任职之所，皆处在北方的五代政权之下，许氏一族顺势而为，辗转于各个政权内任职。五代是一个“武夫当国”的时代，许从赟自幼“骨貌多奇”、聪慧异常，成年后也继承其父出任武职，后唐清泰初年（公元934年—公元936年），跟从云州元帅沙公，后任马步使、武骑尉等职。
许从赟的高光时刻，是从公元936年的一场战败开始的。
公元936年，后唐清泰三年，政权内部相互攻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据晋阳（今山西太原）谋反，末帝李从珂派兵平叛。
公元936年，辽天显十一年，这已经是契丹族建立契丹国——辽国的第二十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下的辽国，内政稳固、外图中原。在一片混乱中，石敬瑭向契丹求助，耶律德光率五万铁骑来援，后唐军将终不敌契丹铁骑，当时许从赟就在败军之中。这场战争，石敬瑭灭亡了后唐，自立为帝，建立后晋。耶律德光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实现了“番汉共主”，辽国边界进一步南推，大大加速了政权的封建化。大同自此纳入辽版图，若干年后成为辽西京。作为战败方的许从赟，谋而后动，投降契丹，开始了在辽政权内征战四方、功勋卓著的一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同成就了许从赟。
▲东壁
大同地处游牧与农耕分界线上，北连契丹、南接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入辽后，辽朝采取“因俗而至”的策略来经营这一区域，“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初在云州设大同军节度，仍由汉族贵族统辖，许从赟即属此例。契丹政权借此实现了跨游牧与农耕区域的成功治理，许从赟也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降辽前，许从赟仅为武骑尉这样的低阶军官；降辽后，许从赟初为大同军节度副使，此后，一直随辽军南下征战。辽会同十年（公元947年），太宗耶律德光在灭后晋之后，以中原皇帝的身份进入汴梁，行皇帝礼仪，接受朝贺、大封群臣，许从赟因数年随征有功，加授建雄军节度使（治临汾）。同年，辽世宗即位，念其为太宗勋旧，授为大同军节度使，成为大同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西北壁
为政期间，许从赟政绩颇丰，志书其“抑酋豪而恤鳏寡，重刑罚而轻赋役。期月之间，政成事立；三年之内，家给人足”，因此被加赠太保衔。辽穆宗即位后，应历四年（公元954年）十一月，许从赟曾与彰国军节度使萧敌烈助北汉与北周争夺忻、代二州并获胜，后被擢升为南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是燕京地区汉军中步军的最高统帅。
应历八年（公元958年），许从赟病逝于燕京肃慎坊的家中，享年57岁。
许从赟妻康氏，为云州都指挥使康敬习之女，二人育有6子7女。在许从赟去世18年之后，康氏于保宁八年（公元976年）三月五日卒于云州丰稔坊的家中。乾亨四年（公元979年），许从赟尸骨由燕京迁回，与康氏合葬于云中县宝权里的家族墓地。
▲南壁
魂归之所——晚唐遗韵，契丹新风
许从赟夫妇合葬墓，是辽景宗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建的一座穹隆顶仿木结构砖石墓，是晋北地区唯一一座辽代早期纪年墓。同时，它也是大同市已发掘的50余座辽墓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座，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时代和蕃汉杂糅的特征。
▲北壁壁画
壁画
该墓平面呈圆形，直径5米，为辽代早期汉人墓葬中规模较大的。墓室为仿木结构，从墓顶到四壁绘制壁画，共分为三层。第一层位于穹隆顶四周，应为星象图，现残存北斗七星和残月云朵图案。第二层位于穹隆顶与墓壁上端，为仿木结构的梁架。第三层环绕墓壁四周，为壁画主体，由影作立柱6根将墓壁分成6个空间，正北和正东、正西壁为门和守门侍者图，西北壁为巾架侍女图，东北壁为窗棂仕女图，南壁也就是墓门两侧，则是面向墓门的男侍和灯檠侍女图。
除了壁画之外，墓志志盖上也绘制有九游九星、北斗七星图案及十二生肖图像。星宿图象征天，十二生肖象征地，主体壁画中的建筑与场景居于其间，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空间。
▲西壁砖雕影绘
随葬品
墓中出土3件陶器，均为塔式罐，体量巨大，尤为突出。它们分别出土于墓室西边、棺南侧。其中一件是与胡瓶组合放置，其功能如下：胡瓶（即枭首壶）用于装“三浆水”，而塔式罐则用于装五谷，即谷仓罐，一般都放置于墓主人头部，在墓葬中起到供死者亡灵不致饥馁，从而得以安息。有学者认为，它与佛教有关，一是其造型形似佛塔，二是器身开孔，类似香宝子，一方面抑制尸体腐败散发出的气味，另一方面意为吸引亡灵。
▲许从赟墓出土的魂瓶、魂塔、魂罐
墓中出土铁器15件，多为釜、臼、碾、鏊盘等炊器，虽为明器，但也是辽代发达的冶铁工业和汉族贵族日常生活的反映。在民间信仰中，铁器也有驱邪压胜的功能。
▲许从赟墓出土的铁鏊盘
壁画及随葬品组合在一起，为墓主人夫妇构建出一个理想的死后世界：壁画中的门窗是对墓室的延伸，门窗背后可能是墓主人夫妇的地下生活空间，墓室顶部的天象代表死后灵魂抵达目的地——天界，随葬的铁器和塔形罐在保障墓主人死后世界的正常生活之外，还可以驱邪压胜帮助墓主人夫妇的灵魂顺利升天。
▲许从赟墓出土的双耳铁釜
墓葬镌刻了太多的时代印记，既沿袭了晚唐五代旧制，又保留了地域特色，同时还纳入了契丹——辽王朝的民族、宗教属性。晚唐五代以来，仿木结构的砖砌墓室建筑逐渐兴起，并在四壁绘制门窗，在墓葬图像中，仕女图和十二生肖等要素，是关中地区晚唐墓中的元素。“假门”和“一桌二椅”的图像，很可能源自河北一代，目前现存最早的实例就出现于中唐时期的河北墓葬中。许从赟墓中的仿木构砖雕结构、侍女图、十二生肖图以及假门等图像，应当承袭唐五代而来。
壁画中男侍头戴展脚或弓脚幞头，身着圆领、广袖、两边开衩的长袍，腰束带，足蹬布鞋，行叉手礼，应为大同府一代的汉人装束；女侍则单髻，用发带扎束，外罩交领广绣短褥，内着抹胸高腰拖地长裙，飘带垂落，颇有晚唐五代遗风。墓葬中出土的塔形罐，在本地区唐代中晚期墓葬中较为流行，组合方式也较为固定，具有典型的时代与区域性特征。
▲东北角侍女
许从赟夫妇为火葬，骨灰盛于一小石棺中，并在其上加盖四角有风铃的木棺罩，颇具契丹风格。墓葬中隐约显现的佛教因素，应当与契丹崇信佛教有关。墓室东北壁的壁画中，绘二侍女一手持拂尘、一持毛笔相对而立，这可能表达的是与抄诵佛经相关的场景，传达的是墓中抄送佛经可以免除地狱之苦的信仰。在同时期的契丹贵族墓中，也有类似表现。同时，墓中还出土一枚铜镜，应悬挂于墓顶，这是辽金丧葬定制，它与莲花一样，代表佛陀圆满无碍的智慧，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此外墓志记载，许从赟的子女中，其中一女出家为尼，这些可能与当时辽朝社会普遍信仰佛教有关。
如今，许从赟墓已被原址保护，1996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壁画和文物均保存于大同市博物馆。这些遗址和文物，静默地讲述着一个人，一段历史，一个时代。
从微末武职，到一方军将，许从赟在动荡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他和他的故乡，亲历了一个时代的纷争和融合，见证了多民族的对抗和共生，正是这些，造就了这片土地的不同凡响和赫赫风骨。
▲许从赟墓已被原址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