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我经常能看到郭老太独自拄着双拐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眼神空洞地看着路上的行人。在村里人的讲述中，我拼凑出了郭老太的人生轨迹。以下文章是根据村里人的讲述整理成稿，一些信息已按当事人的意愿做了模糊处理。）

村里人提到郭老太，都会皱着眉头说一句：“她活成现在这样实属活该”。

郭老太今年七十八岁，三年前走路时把腿摔骨折了，至今还需要双手支撑着拐杖才能勉强挪步。老伴年前突然就不行了，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当时都以为老头要不行了，他们家亲戚都来看过了，结果竟然硬生生地挺过了年，不过也是过一天是一天了。”这是村里人对郭老太老伴现状的描述。

郭老太有两个儿子，她和老伴起初是和小儿子一起住。据村里人讲，郭老太小儿子的媳妇人长的好看，人品也好，爱笑，待人总是和和气气的，但是郭老太却对儿媳特别不好，“你都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们都觉得这个儿媳特别不错，对她也孝顺，但她就是看不上她儿媳，处处挑刺，儿媳吃一个鸡蛋她都要骂一顿。结果呢，儿媳生下一个女孩撂给他们后就走了。好好的家都被她给作没了。”村里人在向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流露出气愤与无奈。

把儿媳气走后，小儿子只能自己把女儿孙晴抚养长大。原本以为生活能够这样凑合下去，直到小儿子又找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也是二婚，村里人评价这个媳妇“不好惹、黑白通吃”，和第一任媳妇性格完全相反。媳妇进门后坚决不让老两口进自家的门，理由是“家里小，没地方住”。无奈，小儿子只能求助同村的一个常年不在家的光棍亲戚，问能不能让自己的父母暂住他家，得到同意后，老两口连夜搬到了光棍亲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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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再婚，连带着女儿孙晴也遭了殃。“你想想新媳妇都容不下老两口，还能容得下这个小女孩。听说天天在家对这个小女孩吆五喝六的，自己住在空调屋，把小女孩挤到一间小屋，连风扇都没有，夏天能热死。”村里人对这个新媳妇也并不待见，每每提到时，都为孙晴感到难过。

孙晴的讲述也印证了村里人的描述，“那个女人对我很差，我俩经常吵架，她经常动手，我实在忍不了，就搬去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了”。郭老太、老伴以及孙女三个人就这么挤在同村的光棍亲戚家中相依为命。从这之后，郭老太逢人就说自己现在的儿媳妇是多么的“恶毒”，对自己是多么的差，“哪有儿媳连自家门都不让进的道理”。但村里人有自己的判断和想法：“其实真的是活该，本来好好的儿媳不当回事，把人气跑了，怎么不说自己毒呢，现在好了，来一个比她还毒的儿媳，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住了两年后，光棍回来了，直嚷着家里放着的玉米少了两袋，就再也不让郭老太他们住了。“玉米是不是真的少了不好说，但人家肯定是不想给他们住了。本来就是人家的房子，你在里面住了两年，人家肯定也会嫌你住的时间太长了，总要有个由头让他们搬出去。”

两个儿子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父母无处可去，只得两兄弟分别出一部分钱在自家的田头搭建一个简陋的小砖房，郭老太、老伴以及孙女只能被迫搬进了这个既简陋又偏远的砖房。孙晴回忆这段岁月时，用了“痛苦”两个字，她说砖房旁边就是一个废品厂，平时“叮叮当当”非常吵，到了夏天，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极其难闻的味道。

在砖房住了五年，老两口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无奈之下，两兄弟又只能想办法把父母从偏远的田头接回到自己视线里面。大儿子住在街上，根本没有空余的地方安置老两口，小儿子只能说服媳妇将自家门口的猪圈拆了，然后建了一个小瓦房，让老两口住了进去。

如果用四个字形容郭老太的后半生，可谓是“颠沛流离”。郭老太骨折至今已经三年了，却依然需要拄着拐棍才能勉强行走，村里人说“这要是换别人，三年说什么骨折也好了。她到现在都没好，肯定营养没跟上。自己又没什么钱，两个儿子对她也一般，儿媳妇更是看她就够，她能好才怪”。

1. 郭老太为何从“施暴者”沦落为“受气者”——婆媳关系不是她强你弱就是你强她弱？

在小儿子第一任媳妇的时候，郭老太其实扮演的是一个父权社会压迫者的形象。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往往掌握着家庭和社会的主要资源（如财富、权力、地位等），女性在资源获取和社会地位上相对依附男性。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长期受到规训，逐渐将父权制的价值观内化，成为父权制的执行者和延续者。婆婆作为“上一代”的女性，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通常与儿子息息相关，因此希望掌控儿子的家庭生活。同时，婆婆还会将自己早年受到的压迫（如“服侍公婆”或“牺牲自我”）视为理所当然，并将这种压迫施加在作为“外来者”的儿媳妇身上，并且通过掌控家庭事务和对子女的控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威。郭老太正是如此，她把自己建构和想象成家庭中的“掌权者”，通过对儿媳妇施压来凸显自己的权威，掌控家庭事务，从而使得自己的家庭结构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而不会被“外来者”儿媳妇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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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助长郭老太这类婆婆的霸道无理行为的其实还有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孝道，这使得婆婆对媳妇的要求具有文化合法性。孝其实是上一辈人对下一辈人的一种行为规训。孝，本身是提醒下一辈人多站在上一辈人的视角去思考问题，不忘上一辈人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但是在一些农村家庭里却演化成了儿媳妇需要对公婆无条件服从，不服从则为不孝。最关键的是农村的孝是和村庄舆论深深绑定在一起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孝则“会被村里人戳脊梁骨”。这就给了郭老太此类的公婆“压制”儿媳妇的工具——你要是不服从，我就可以说你不孝，那传出去是会被村里人笑话和看不起的。因此，一些公婆处处挑刺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为何在小儿子第二任媳妇这里郭老太却栽了跟头，成为了一个“受气者”，以至于连家门都进不去只能四处颠沛流离。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新儿媳破除了父权制和村庄舆论对自己的隐形桎梏。其实很好理解——我只要不在意村里人怎么说我，那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就是说，在新儿媳的行为逻辑中，村庄的道德舆论约束力对自己是失效的，是没有约束力的。同时，新儿媳拒绝承认郭老太的“掌权者”的角色，不仅不承认，反而高调的进行反制——我连门都不让你进，郭老太无法进场，就更不用说对新儿媳进行“霸权式”的施压了。

或许到了这里，就会有人提问，儿子在这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为什么儿子会放任媳妇不让自己父母进家门呢？

2.儿子为何同意媳妇不让父母进家门——媳妇能挣钱，父母只能花钱？

在婆媳矛盾中，男性常常扮演旁观者或“和稀泥”的角色，这其实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之间的对立。当然，对于郭老太的小儿子而言，他的立场其实是偏向自己的妻子这边，默许妻子不让自己父母进家门的行为发生。小儿子这个默许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值得思考和揣摩。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妻子和父母分成两类人——妻子是家庭再生产的“生产者”，而父母则是“消耗者”。现在的农村家庭会把物质再生产和经济积累放在首位，其中包括城镇化、子女的教育投资等等。家庭中的妻子毫无疑问是物质再生产和经济积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比如和丈夫一起在外面打工，或者在镇上做工挣钱等等。也就是说，家庭中的女性角色是服务于家庭，是家庭物质积累的关键一环。

而父母，特别是行动能力较弱或者欠缺的父母在儿子的观念判断里就会自然而然成为妻子的对立面——也就是家庭物质积累的拖累，或者说是家庭物质和经济积累的“消耗者”，他们无法为家庭创造价值，又在不停消耗家庭再生产的成果，不利于家庭的经济积累和再生产。当父母被看作是拖累，再加上当代社会孝道文化的式微，郭老太无法进儿子家门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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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代农村男性，特别是再婚男性婚配难度变大，这在村里人对郭老太小儿子的闲谈中得到了印证：“人长的不怎么样，家里也不是多有钱，离过一次婚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好不容易又说到一个媳妇，他能轻易放手？”

3.谁来为郭老太的孙女孙晴失序的人生买单？

我们在剖析郭老太和儿子以及儿媳的矛盾时，也不能忽视夹在其中的孙晴。毫无疑问，孙晴是这场矛盾的唯一受害者——被后妈排挤，跟随着爷爷奶奶一起搬来搬去，受人冷眼。孙晴和我说，她对她的妈妈一点都没有印象，仅有的一些概念都是来自于周围村里人的只言片语，“他们都说我妈妈有点胖，个子也挺高的，长得很好看”。她不知道对爷爷奶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我确实非常感激他们，因为说实话确实是他们把我养大的，但是如果他们一开始对我妈好一点，会不会就不至于过得那么苦”。

按照孙晴的讲述，即使爷爷奶奶对她的照顾也算无微不至，但是在一次次的家庭矛盾和颠沛流离中，她始终对这个家以及对这个村庄都有一种隐形的排斥情绪，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父亲，也总感觉每一次从村里人面前经过，对方就会在背后对自己议论纷纷。因此，考上高职后，孙晴只有在寒暑假才会回家，并且待几天就走。现在孙晴在某个县城医院当护士，也就过年的时候会回来几天。

我在听孙晴讲述时，内心里总是会泛起一缕缕的悲伤。这场成人世界的矛盾纷争却让一个小女孩前半段的人生轨迹充满了黑暗和无助。我不知道孙晴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可能会伴随孙晴的一生，总会在某个时刻跳出来把她拽入黑暗之中，正所谓“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那么，孙晴失序的成长历程，究竟该由谁买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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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郭老太的家庭矛盾也是很多农村家庭矛盾的缩影，体现了农村家庭关系之痛：父辈与子辈的矛盾纠纷进而影响到孙辈的人生轨迹。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如何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让三代之间和平共处，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人生命题。

（文中孙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