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克
英国作家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出生于1886年，从事报业工作和通俗文学写作，在20世纪前30年，伯克发表了大量关于伦敦莱姆豪斯唐人街的系列故事，191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莱姆豪斯之夜》（Limehouse Nights）中若干短篇作品，被美国通俗剧导演大卫·格里菲斯翻拍成电影后震动文坛，随后伯克出版了《更多莱姆豪斯之夜》（More Limehouse Nights）等小说，继续讲述莱姆豪斯地区华人移民生活。
《莱姆豪斯之夜》封面
在摘得“莱姆豪斯桂冠诗人”头衔的同时，伯克也遭到了英国国内的负面抨击，舆论认为他过度美化黄种人，鼓励“邪恶而肮脏”的跨种族通婚。在当时的英国通俗文坛中，华人形象深受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笔下“傅满洲博士”系列故事的影响，通常被描绘为阴险狡诈的犯罪分子。伯克的写作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之际，他的莱姆豪斯华人故事却与甚嚣尘上的“黄祸论”意识形态相悖，呈现出一种逆流而上的姿态，突破了粗暴且含糊的种族主义叙事。
然而，正是这位以亲华态度而知名的作家，这位曾自称在华人社区莱姆豪斯长大、与华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还以华人朋友“李宗”的视角创作了诗集的作家，却又在其晚年自传中“坦言”，他从未踏足莱姆豪斯，也未曾与中国人有过接触，所有关于莱姆豪斯的故事均为虚构。这一自相矛盾的反转不免引发读者对其作品真实性和创作动机的质疑：伯克究竟写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其笔下的唐人街故事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莱姆豪斯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伯克为何要笔耕不辍地虚构华人故事，并且将其作为自己写作生涯的重心呢？
中国文化与英国社会的创造性融合
伯克的唐人街系列短篇故事，大多讲述莱姆豪斯地区的逸闻轶事、华人移民生活或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跨种族恋情，题材和情节包括凶案犯罪、英雄救美、爱情悲剧等。在这些故事的写作中，伯克所采纳的是“贫民窟罗曼司”的工人阶级小说框架——一种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聚焦城市穷人生活的一种贫民窟田园诗与现实主义混合的奇特风格。伯克在这一框架下成功突破了“傅满洲”以来的脸谱化刻板形象，塑造了一系列或是敦厚恭顺、或敏感善良、或幽默狡猾的生动多样的华人形象。曾被改编为电影《残花泪》的短篇小说《中国佬与孩子》是伯克的早期作品，故事中，英国女孩露西时常遭受父亲殴打，并被父亲卖到妓院，来自中国的男主人公程桓将其救出，二人也随之产生感情，露西的父亲得知此事后将女儿虐打致死，而程桓悲愤之下杀死了露西父亲。在该小说中，华人男子程桓作为正面英雄主义的拯救者形象出场，为露西悲苦的童年带来一丝光明和希望。作为边缘化的异乡“他者”，此时成为了故事的道德中心，对华人力量的塑造既表达了伯克对英国底层社会问题的批判，例如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父权压迫和种族偏见等，也隐含了对跨种族交流的某种期待。
《残花泪》电影海报
再如在短篇小说《红鞋》中，伯克讲述了莱姆豪斯一对不被认可的底层华人男女的爱情悲剧，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些陌生的街道都是她的一部分，她也是街道、阴沉的天空和船只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唐人街的简陋生活，因为是她所熟悉的，而突然变得高贵而令人向往。”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哑女，男主人公则是穷小子，在破败的莱姆豪斯贫民窟中，因为爱情的出现，男主人公眼中的景色仿佛被赋予了田园诗般的色彩，这种情感为阴暗的贫民窟生活注入了一种浪漫与温情。通过这些处理可以看出，尽管伯克的莱姆豪斯故事不乏耸人听闻的奇情元素，但华人角色并非仅仅作为猎奇的工具，而是真情故事的核心人物，华人移民与伦敦生活的互动，以及跨文化的情感交织与冲突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展现。这些小说赋予了莱姆豪斯地区鲜活的面貌，使之成为伦敦城市一角的风俗画卷，而华人移民作为重要力量，也共同参与了莱姆豪斯罗曼司的建构。
伯克笔下关于莱姆豪斯华人生活与中国文化的许多细节也较为扎实，例如伯克对当时华人家庭内部男尊女卑的结构、婚配时浓厚的门第观念，以及中国文化经典和民间故事的模式均有了解。如在小说《何凌之歌》中，主人公何凌严格遵循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恪守孝道，伯克这样写道：“没有人像他这般虔诚地遵守《四书》的教义……也没有人像他这般仔细地学习孝经、礼仪、礼记。” 在《红鞋》中，华人男女的定情信物被设定为一双红色布鞋，这体现了伯克对中国民间传统习俗的了解。在《完美女孩》中，伯克巧妙融入了“书中自有颜如玉”及“黄粱一梦”的幽默意象：一名赌桌上的男子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如何遇到一位富有的完美女孩，给他带来诸多好处并收留了他，故事情节颇似《聊斋》或游仙诗中的奇幻经历。这些细节表明伯克对中国古典民间传说也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与借鉴。由此可见，即使伯克的莱姆豪斯故事是完全的虚构，也是基于对华人移民生活及中国文化一定程度的了解之上写作而成的。那么，伯克为何选择了中国人？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他的莱姆豪斯唐人街故事窥见伯克所处的英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冲突和变化？事实上，伯克的写作确有更深层的含义与动因。
东方主义式的异国情结
19世纪末，随着中英贸易的发展，大量中国艺术品流入英国，对英国的美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罗杰·弗莱等东方艺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了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话语转型，也将中国艺术引入了英国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这一时期，在现代主义精英文人团体中流行的一个特点是去“异域”寻求精神避难所，印象派接触到了日本木版画，高更借鉴了南部海岛的原始主义，毕加索早期迷恋非洲雕塑，被遗忘已久的“中国风”也被重拾和二次挪用，随之，阿瑟·韦利等汉学大师涌现。而在当时英国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也对中国展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小说《到灯塔去》中创造了莉莉·布瑞斯珂的角色，她被赋予了一双“中国眼睛”，象征着伍尔夫对东方文明的想象；而朱利安·贝尔与中国的联系尤为显著，他不仅与中国作家凌叔华有过深入交往，还亲自来到中国，在武汉大学执教；利顿·斯特雷奇以慈禧和光绪为题材写作了剧本《天子》，这一时期亲近东方、学习中国文化成为了英国文人的文化风尚之一，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事物被先锋派艺术家美化，并成为一种潮流。
《更多莱姆豪斯之夜》封面
然而，伯克却并不在这个群体之中。在伯克活跃的20世纪前30年里，英国大众读者群体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正在生成，大众文化与占据文化领导权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裂谷也愈发明显，关系剑拔弩张：中产阶级出身并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精英文人团体吸引了严肃文学的读者；而来自工人阶级和职员阶层的人士，则普遍投入到大众新闻和通俗文学市场中。伯克本人出身中下层，自称幼年住过孤儿院，未受过正规大学教育，曾做过酒店靴子清洁等零工维持生计，后进入报界成为职员阶层，偶尔接受普及性艺术教育，1909年，伯克在《英文评论》（The English Review）上给自己的署名是：“曾是福利院儿童、工人小伙、失业者、低等人口。” 伯克声称厌恶“衣食无忧的西区小说家”对东区人士屈尊附就的傲慢态度，并多次指出，中产阶级青年对东方和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向往，通常只是一种缺乏真正了解的无病呻吟。事实上在伦敦许多工人街区，真正富于异域风情的、波西米亚式的精神是鲜活生动的、随处可见的，无需刻意模仿，也不必用力拔高，这是一种正在上演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来妆点精英阶层的前卫标签。因而，伯克通过将自己定位为莱姆豪斯的真正代言人，来争夺对伦敦工人阶级以及边缘群体生活的叙述权，这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主义精英知识分子的有意挑战。
除此之外，伯克也有鲜明的东方主义式的异国情结，但他对异域和远方的向往也根植于他对城市现代性的更深层的理解。在伯克活跃的20世纪前30年里，英国社会心态及文化精神经历了骤变与崩坏，一战带来的欧洲内部自相残杀使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而莱姆豪斯对于伦敦而言也意味着一个不安的边缘地带，表面来看这里的危险在于犯罪、毒品交易和移民乱象丛生，而内部更深层的焦虑则源于日不落帝国的衰微以及一战与外来污染的预言，莱姆豪斯之夜系列故事正写作于这样一个崩坏与重组的历史节点上。而在伯克看来，融合与杂多恰是伦敦走向多元现代性大都市的宿命，因此伯克笔下的华人移民在进入莱姆豪斯社区后，并未受到白人的拯救或是被英国文明同化，从而成为更“优越”的新人类——如吉卜林小说中的常见主题。莱姆豪斯华人移民反而作为边缘群体参与到现代伦敦这座中心城市的建构当中，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正如伯克笔下莱姆豪斯地区的很多底层白人通常野蛮无知，而部分华人移民却保留了古老的东方文明与体面，其传统风俗和尊严从未随着进入贫民窟入乡随俗而消失，华人甚至呈现出参与重塑帝国首都伦敦的集体性力量。尽管伯克的莱姆豪斯故事或许出于虚构，但其通过精心编织的叙述框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感”，这种“真实”的虚构性，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再现异国他者时的复杂结构，也提供了一种对文化身份和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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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2月10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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