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当“博士”｜人物

“博士”，是湖北东部地区对木匠的尊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先念（1909—1992），十几岁曾当“博士”，以“博士”身份为掩护，从事早期革命活动。战时他曾发挥“博士”技艺专长，带人造船强渡嘉陵江、黄河；“文革”中他一度被下放到木材厂，重操“博士”旧业，书写出了他“博士”生涯的精彩华章。

 为旧社会打“棺材”

因为家贫，李先念只读了3年私塾，12岁跟表兄袁学福学起了“博士”。他悟性高，勤奋好学，很快出师。1924年，湖北黄安（今红安）、黄陂一带遭受干旱，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手艺人的活计也很少，袁学福就到汉口一个远房亲戚的“寿器店”（棺材铺）给李先念谋了一份差事。在汉口做工期间，李先念亲身体验到底层群众的疾苦。当听说家乡黄安的农民运动搞得红红火火，他就卷起铺盖返回了黄安。

李先念积极投身农民运动，1926年冬加入了共青团。次年春，他担任黄安县高桥区工会主席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带领受苦的工友、农友同豪绅地主作斗争。有豪绅讥笑他是“一个打棺材的”，他响亮地回答：“说得对，我就是为旧社会打‘棺材’的！”是年11月，李先念带领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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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时的李先念

经区委指派，李先念不久回到袁学福家中，以“博士”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一次，他干活时，不慎把掖在腰间的手枪掉在地上，袁学福见状大惊，李先念只好如实相告。袁学福了解表弟的秉性，相信他不会搞歪门邪道。在李先念的影响下，袁学福也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1929年春，李先念担任黄安县九龙冲乡的游击队长，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在黄安县、黄陂县交界处成立陂安南县，李先念担任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召开“扩红大会”，李先念带领3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有袁学福的弟弟袁学刚、袁学强以及李先念的师兄弟10余人。

两次造船破天险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移到四川大巴山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部队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李先念由红11师政委升任第30军政委。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嘉陵江两岸山峦耸立，水深流急，国民党军掠走了江上所有船只。强渡嘉陵江，必须短期内至少造出70条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把造船任务交给了“博士”出身的李先念。

李先念带人踏勘，将造船地点选在王渡场。第30军抽调220余人组建工兵连，专门承担起造船任务。同时，李先念依托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150多名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集中来到王渡场参加造船。为方便指挥，李先念搬到离造船地点不远的村子住下，一有空就往工地上跑，还拿起锯子、斧头同大家一起干活。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赶工，75条俗称“毛蜂壳”的木船打造完成。这种船长约4.7米，可容纳一个班的战士，一人划船即可，十分轻便。

3月28日晚9时许，李先念指挥红第30军第88师263团两个营迅速登上木船，向西岸疾进。离江岸20多米时，红军战士弃船涉水，杀声震天，一举突破嘉陵江天险。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中央军委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徐向前对李先念说：“去年强渡嘉陵江是由你们第30军实施的，你有这方面特长，造船有办法，造船、强渡的任务就交给你啦！”

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领命率第30军开赴甘肃靖远县。他们将造船地点选在靖远大芦子村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造船人员和材料，突击造船。斧、锯、刨的响声和部队的操练声，打破了黄土高原的寂静，不到半个月，就成船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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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亲手做的椅子

10月23日晚，李先念把强渡黄河的先遣任务交给了第263团。李先念靠前指挥，一条条船劈波斩浪，像一支支利箭向西岸射去，一举刺破黄河天险。接着，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9军、第5军也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央军委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孤军奋战，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李先念等率余部历尽艰辛，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花甲之年操旧业

“文革”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遭到批判。1969年2月8日，他在花甲之年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到厂当天，李先念到二、三、四、五连（车间）参观。三连是木工车间，看到工人在刨木板，他说：“我以前也是干这个的。”随即他兴致勃勃地接过工人手中的推刨干起来，连长感慨地说：“你是内行。”此后，李先念经常到三连劳动，每当拿起刨子做工时，他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把一块块木板刨得又平又光滑，棱是棱，角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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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用过的锯子、刨子

休息时，李先念和工人交谈，讲述自己年轻时学手艺、当“博士”的经历。中午，他和工人一起吃饭，一起拉家常。他发现，有一些人由专人带着到食堂排队打饭。经了解，原来这些人大都是公私合营后的资方人员或有“历史问题”的人。他感到这是关系到落实党的政策的大问题。在召开老工人座谈会后，他对军宣队负责人郑重指出：“资本家，一种是反动资本家，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接受改造、守法的资本家；一种是小业主也不够，就划出来。第一类属于打击对象。”特别是将不够资本家杠杠的人“划出来”的意见，是他经过调査研究、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

根据李先念的意见，厂军宣队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后，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对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先念后来多次谈起在北郊木材厂的往事，说厂里的工人好、干部好，“如果不是他们好，还要被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