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手揎哗”里的爱：当青年学者和聋人一起写论文拍纪录片

责编 | 黄玺澄 高 磊

传播策划 | 赵 静

指导老师 | 王辰瑶

3月3日，“全国爱耳日”。

今年的主题是“健康聆听，无碍沟通”。

蛇年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推出听障版和视障版的无障碍转播。彩排也邀请了“无声骑手”等代表人士观摩。

春晚听障版无障碍转播表演

从当年《千手观音》大火到今年全程无障碍转播，春晚的变化，是众多社会公平与无障碍服务的一个缩影。

手语，是让聋人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

家书在今天推出“全国爱耳日”特别报道——“众手揎哗”里的爱。带您走进一位年轻学者和她的聋人朋友、合作者历时六年对聋人与手语议题的探究。

学者章玉萍（听人，昵称立早）（深耕六年，她和聋人共同创作纪录片和学术论文！学者章玉萍在GCCP讲述聋听协作田野调查的故事）用六年的时间，和听人顽真，聋人崔竟、孙晓婷一起，在武汉和南京两地以聋听协作方式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完成了一部纪录片《众手揎哗》，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同名论文。这也是聋人作者与手语议题，第一次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顶刊。

以下是她们和访谈对象的故事。

奶奶的家书

一张张泛黄的信纸，一行行日常的关心，这是立早奶奶写给她的“家书”。

奶奶写给章玉萍的家书

翻出这些信件属实意外。2018年2月，寒冷的天气冻裂了立早家楼上长期空房的水管，天花板开始漏水。当立早把浸湿的床板挪开，意外发现床底一个落满灰尘的塑料袋，里面是一沓20多年前奶奶寄来的信件。

在纪录片《众手揎哗》广州黄边站映后交流时，立早分享了她与奶奶的故事。立早小时候，奶奶把信写给立早妈妈。

她会在开头写“亲爱的孙女萍萍，您好”，在信的最后写“吻吻小萍萍望她长大给我写信”。

等立早学会写字，给奶奶写明信片，奶奶会非常热情地回信，很认真地对待孙女写给她的东西。

“奶奶在我生命当中，可能给予了我觉得最完美的爱。”

立早的奶奶，是一名聋人。中年听觉下降，老年后无法与人口语交流。这些信件是她晚年人际沟通与情感表达的最重要方式。

也正是这些信件让立早决定寻找崔竟一起做聋人研究。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聋人奶奶是她最重要的研究动力。

崔竟，是《众手揎哗》的导演、制片、手语翻译，也是一位聋人。

聋人和听人

崔竟回忆起校园时光，竟然没有什么感到不公的遭遇。纪录片中，她问奶奶为什么自己没有受到过歧视？原来，奶奶害怕别人欺负她，每次都会提前和老师打好招呼。“我去说了以后，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了。”此时，崔竟操着一口地道的武汉话，狡黠地冲奶奶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恐吓’别人了？”

奶奶怕崔竟吃亏，总要竭力保护这个孙女。孙女长大后，则想护住更多的人。

每每看到“哑巴”、“残疾”这样的词，崔竟总是很警觉。她们团队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对她们来说，这样的词是健全中心主义视角下对聋人的歧视，哪怕使用者并没有恶意。

“你觉得残疾人对我们来说好听一些？我觉得你们也是残疾人，为什么？因为你们虽然看起来不缺胳膊不缺腿，但你们脑壳里、心里啊，也有些问题看不出来。”纪录片里，崔竟这样“教育”起了奶奶。

让“听人”看到一个过去没有意识到的“聋人”的世界，让“聋人”真实充分地表达自我，是这个团队所追求的。可能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从名称开始的。

她们坚持使用“聋人”，而非“听障人”。

因为，如果使用“听障人”，就是认为人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健全的形象。“听障的表达不太好。你要是视力有问题，就是视障。你要是智力有问题，就是智障。”顽真在公众号“守语者”采访中如是说。

“听障人”强调听力损伤造成的障碍，而“聋人”则是将耳聋视作一种生理特征和身份来源。不过立早也解释，在聋人群体中，对于这两种叫法，也很复杂。他们有的也叫自己听障者，有的叫自己聋人，背后也有不同的价值偏好。

与“聋人”不同的，则是“听人”。

听人与聋人感知与表达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个团队尽力做的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聋人世界，因为“看见，就是一种爱”。

“盲隔绝了人与物，聋隔绝了人与人。”

“盲隔绝了人与物，聋隔绝了人与人。”这句话出自海伦·凯勒。提起她，人们会想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想到她是一位盲人。

其实她又盲又聋。但“聋”似乎不那么可见。

听人对聋人的常见误解在于 “十聋九哑”。立早说，聋人并不“哑”，“聋哑”是一种刻板印象。经由后天学习，聋人不仅可以“发声”（口语），还可以“动身”（手语）。

“聋”造成的问题是，因为难于交流，所以才让听人产生“聋哑”的刻板印象。凯勒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聋人”在交流和自我表达上的困境。

这也凸显了“手语”作为聋人重要语言形式的意义。

影视剧《漫长的季节》中，蒋奇明饰演傅卫军，一个聋人弟弟。作为配角，他全剧没有一句台词，但用出色的手语演绎出丰富的内心世界。

蒋奇明《漫长的季节》打手语剧照

在接受《新京报》的访谈时，蒋奇明坦言，他跟着剧组里的手语老师学了很长时间。

立早团队的访谈，也记录了打手语这件事的困难。

团队里听人和聋人的搭配，是使用手语采访最大的优势，然而这背后的艰辛却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

如果是听人的访谈，可以直接语音转文字，手语不行。“一开始没想过这么麻烦，手语访谈所付出的后期校对的成本可能是乘以十倍以上，十倍都不止，就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把访谈的资料整理出来。”立早说。

尽管繁琐，立早觉得很值得。因为以往不少研究出于便利性，往往寻找那些能够用口语沟通的聋人，而那些使用手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聋人，则处在 “不可及”的状态。她们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个群体变得“可及”。

访谈视频资料截图

应该被“看见”的手语

局外人缺乏手语环境，但作为局内人的聋人，有些也无法学习手语。

一开始崔竟的父母不让她学习手语，访谈对象梅豆的听人奶奶也阻止她，认为“手语带不来什么前途”。

“我恨我奶奶，把我封锁起来，不让我与聋人来往，相当于把我关在笼子里监禁起来。”这是梅豆12岁起就有的记忆。

15岁的她意识到自己喜欢手语，能融入聋人社群很开心。16岁便离家出走，20岁手语才开始变流利。她之后做过许多工作，却始终没能成为奶奶想象中“有出息”的人。

一直以来，聋人草莓酱的妈妈总会告诉他，他是健全人、是正常人。可他并不这样认为，“我不仅会手语，而且我真的不愿意和听人交流，我愿意用手语进行交流，我觉得手语可以使我快乐，让我从心底觉得我是聋人。”

妈妈好面子，草莓酱在外面就闭紧嘴巴不说话，用文字和妈妈交流。在家或没人的时候，他才会和妈妈讲话。这种无形的东西让他总有种隔离感，自己与外界隔开了。

听人家长往往认为只要聋人孩子能借助助听器、看口型，能开口讲话，就“正常”了，但对很多聋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交流方式。而家长之所以不愿意让聋人孩子学手语，在于他们认为孩子一旦学会手语，就不愿意再努力开口说话了。

立早认为，这实际上不承认手语的价值。“手语是获取信息的方式，只有承认手语是一门语言，推广所有的手语，才能让聋人更好地被社会接纳。”

江滩手语角，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手语角，也是武汉知名的聋人聚集地。每周二、五，五湖四海的聋人齐聚公园交流，裴也是其中的一员。

武汉江滩手语角

裴，四岁时失去听力，但从小没学过手语。直到她在江滩手语角加入了聋人社群，手语突飞猛进，社交也变多了。照她自己的说法，是“脱胎换骨”了。

沟通，需要合力

章玉萍在南大新传院讲座现场

数字时代，聋人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你是否想过，教育、工作，甚至看医生、点外卖，这些对听人来说稀疏平常的活动，聋人需要付出多少？

一天，崔竟和立早到一家“85后无声咖啡馆”探店。崔竟对着屏幕用语音指令下单，这是咖啡馆的专属点单翻译机，能实时转文字，店家可以在预设语录中挑选，进行对话。点单结束后，立早说，“它翻译的正确率，我估计是50%。”聋人孙店主也表示，的确有许多客人会嫌沟通麻烦，放弃点单。

聋人做店家难，做顾客也难。点外卖和收快递时的电话轰炸，哪怕是听人也想要投诉，但打过去的投诉电话，多数为座机。聋人接电话难，维权更难。

孙店主想起自己曾拜托他人接顾客电话，并转达“机主是聋人，请给他发短信。”收到的却是对方不耐烦的回复，“我哪有时间发短信啊，你都接电话了，就给他做翻译吧。”

技术或许也可以成为一把打开心门的钥匙，搭建沟通的平台。浙大博导袁哲体验了“无声骑手”后，发现平台借助智能外呼的应用，可以使听障骑手的沟通障碍降低38%。但更重要的是聋人群体能被看见，被理解。

改善聋人的处境，推开阻碍沟通的障壁，需要勇气，更需要合力。

“我们通过拍摄聋人的手语描述，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聋人，这就是我们想做的。”崔竟用手语传达着这个小团队拍摄纪录片的初衷。

（注：文中梅豆、草莓酱、裴、曹、张、孙店主均为章玉萍团队的访谈人物。）

本文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WeChina 微观中国"项目、未来编辑部一流课程的学生实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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