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探访完北线战场、即将转向战况更为复杂的松山和龙陵战场，我将在此篇与大家分享国殇墓园、纪念碑、滇西抗战纪念馆和史迪威公路博物馆。我还会简要探讨一下远征军的一些概况，尤其是指挥、编制、炮兵情况。本篇标题借鉴自余戈老师书中一章选为“西线有战事”，含义有二：一是从宏观视角讨论抗日战争“西线“远征军的整体情况和背景；二是致敬出处《西线无战事》着眼于普通士兵的立意：国殇墓园中最打动我的正是这里对每一位具体士兵的纪念，这在我国动辄血流成河的近代史上太过弥足珍贵。
整个滇西之旅，最令我内心颤动的莫过于肃穆的腾冲国殇墓园。国殇墓园的主体建立在小团坡高地上，当年第36师从侧面迫近来凤山、封锁日军退路的战场。这里从山脚到山顶排列着3,346座墓碑，从二等兵到校官都写着军衔和姓名，也包括数名“无名烈士”，第20集团军的6个师和2个军的直属人员各占一角。一排排墓碑好像紧密排列着队形向山头冲锋。在我国动辄血流成河又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上，绝大部分牺牲的个体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少数英雄、官佐杀身成仁的豪言壮举，还有一座座代表了无数英魂的纪念碑。即便如此，为数不多的墓碑、纪念碑也没有几座能在动荡曲折中保全下来。就连国殇墓园也是在众多历史学家、研究人员、热心人士的努力下才得以重修。
尽管安葬在国殇墓园的仅是第20集团军全部英烈的不到一半，但是几千名抗日烈士得以安葬在有名有姓的墓碑之下似乎全国仅剩此一处。一方面，滇西战役（至少近些年）不太“敏感”，仿佛比起其它战场更黑白分明，可以无须顾忌地去纪念牺牲在这里的烈士。另一方面，滇西战役是少数以中国军队全胜告终、我们有时间在盟邦的帮助下像盟邦自己习以为常的那样去安葬并纪念牺牲在这场征程上的烈士们。走在墓碑之间，我仿佛感觉这几千座墓碑无言地提醒着我：为了打赢这场反法西斯、争取自由和国家存亡的正义战争，我们先辈付出的牺牲不是煽情文章中抽象的“成千上万”，不是一座座代表了几千上万人的纪念碑，也不是历史书上的一张张统计表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曾经生活过的人。
国殇陵园英烈祠，下方“碧血千秋”四个字由蒋介石题、李根源书
英烈祠内部：挽联和牌匾分别由蒋介石、于右任、何应钦、卫立煌、霍揆彰、方天等人题写
除了墓碑之外，这里还重修了小团坡下方的忠烈祠，另外在两侧分别建有或修复了其它纪念碑。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上记录了两期远征军和驻印军经过确认的103,141位烈士姓名。右侧一系列纪念碑当中包括在缅甸遭受破坏后迁回祖国并复制的新编第38师纪念碑。在国殇墓园出口处最特别的坟冢是“倭冢”，日军腾越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继任守备队长太田正人大尉、第148联队副官桑弘大尉正埋尸于此，警醒世人侵略者的下场。
新编第38师纪念碑：右侧是残破的原碑，中间是复制碑
与国殇墓园有一段距离、也位于来凤山脚下的还有第198师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第198师在滇西战场上率先取得突破，在第20集团军当中也是唯一一支因为克复腾冲之功荣获荣誉旗的师级单位。这座纪念塔也曾遭到破坏，近几十年得以复原。从一定程度上讲，对于从滇西战役活下来的老兵而言，滇西战役可能是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不久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倒在同胞相残的内战战场上，或是离开大陆难以返回故乡，亦或是要将这段光辉历史深埋心底。更有少数老兵经历了大半个中国的内战之后竟然退回到滇缅边境、变成了异域孤军。希望我们能让历史的归历史。
第198师纪念碑纪念塔：“民族之光”四字由蒋介石题写
第198师纪念塔上镌刻的殉国军官名录：正中央的是在冷水沟殉国、追晋少将的第594团团长覃子斌
关于滇西缅北战役最完整全面的博物馆莫过于国殇墓园旁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大门内填满三面的钢盔墙极具冲击力，每一顶钢盔似乎都在诉说着曾经主人的故事，包括德式、苏式、英式、美式、法式在内的不同盔形更直观地表现着中国抗战的不同时期和复杂性。抗战初期中央军的精锐部队使用德式M35钢盔，其中几经换血从淞沪打到滇西战场的第87、88、36师或许还保留着少数德盔。由装甲兵团扩建、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主力第5军也曾使用大量德盔。来自云南的滇军精锐部队由于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近水楼台使用法式“亚德里安”钢盔，也曾在国境线上与远征军并肩作战。随着德日交好，中国抗战的第二个主要外部支持者是苏联，依靠苏援编成的首批四个苏械“攻击军”就包括1942年入缅作战的第5军和1944年反攻滇西的第2军，他们使用的部分苏式SSh-39式钢盔也就留在了这里。随着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生效，苏联对华军援也就此结束，中国抗战陷入了最孤立的阶段，直至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抗日战争融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于是，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在印度北部编成的驻印军大量获得美英军援，为数不少的美军顾问也配属至驻印军或云南的第二期远征军，钢盔墙上占绝对多数的英式Mk.I或Mk.II以及美式M1钢盔就此到来。不过，如果按照当时实际比例来代表远征军、驻印军官兵，那么占据绝对多数的应该是棉布军帽：即便是在获得“美援”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第二期远征军官兵也都没有钢盔这样的“奢侈品”。这里有远征军和驻印军使用过的各式钢盔：包括英式（例如第一排）、美式（第四排大部分）、德式（第二排右三）、苏式（第二排右二）、法式（第五排右二）纪念馆内的展品非常丰富，我也在此前（还有之后）的具体战场探访文章相关处插入博物馆内拍摄的藏品。不过还有很多不太方便具体插入具体战场介绍的照片，放在这里与读者们分享。展厅内的第一大块为抗日战争的总览，然后介绍了滇缅公路筑路的过程和重要性。滇缅战场缴获日军单兵装备，包括38式步枪、来自第18师团的出征旗、91和97式手榴弹，其中更长的91式手榴弹可以由89式掷弹筒发射，而97式是专门的手榴弹滇缅战场缴获日军单兵装备：这些标配的单兵装备指向着日本当时已是工业国的事实云南各区县的征兵令和手铐：极为可惜的是当时绝大部分壮丁是用绳子捆绑送往前线部队的，经常到达战场之前就死走逃亡近半描绘修筑滇缅公路的场景：这条交通线乃是用民工的血肉筑成的纪念馆的第二个大主题就是1942年的第一期远征军。日本与美英开战后，国民政府派出精锐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的远征军入缅作战以保卫滇缅公路这条最后的生命线。第5军在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都有上佳表现，新38师援救被围英军更被宣传成“仁安羌大捷”。可惜英联邦军队当时已经兵败如山倒，日军第56师团又从东侧山脉奇袭远征军后方重镇腊戍、截断了远征军的退路。在此情况下，除了新38师、新22师先后撤往印度北部成为驻印军的种子，远征军大部被迫翻越野人山回国，在原始丛林中遭到了极为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出征的103,000人当中伤亡56,480人，其中大部分死在了撤退途中。作为此次入缅作战的尾声，第56师团仅用两天就从畹町国境追击到了怒江，而第二期远征军在1944年足足打了七个月才从怒江打回到畹町。抗战期间国军使用最多的武器：汉阳造步枪（上）和马枪（下）上了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和当时远征军使用的各型手榴弹（左侧为德式长柄手榴弹；中间和右侧分别是国产、苏制、英制、美制卵形手榴弹）、迫击炮弹（从左到右分别为120mm、60mm、82mm迫击炮弹）；由于当时中国失去了自产身管火炮的能力，各型迫击炮（尤其是81mm-82mm迫击炮就成了国军主要依赖的支援武器）加装榴弹发射器的中正式步枪以及勃朗宁、伯格曼、柯尔特手枪加装榴弹发射器的中正式步枪以及勃朗宁、伯格曼、柯尔特手枪；当时中国军官使用的手枪型号极为繁杂，绝对堪称“万国造”第一次入缅作战时第5军装甲兵团摩托车兵使用的德制钢盔、风镜和装具；可惜大部分都损失在了缅甸野人山发现的远征军女兵头盖骨；随远征军翻越野人山撤退的女兵仅一人幸存随着入缅作战失败、国军与日军隔江对峙，日军对腾冲、龙陵等地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占领。国军则在美军帮助下编练第二期远征军，还开设了军委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为远征军培养基层军官、情报人员等等。
日军占领滇西期间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装备、旗帜、“祝贺参军”标语
日军在滇西发行使用的军票；由于侵略滇西的日军来自南方军，其中很多是日军在缅甸发行的伪币
国民政府于民国29年（1940）发行的军需公债；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早已濒临崩溃，抗日战争是在各种情况都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随后是讲述驼峰航线、缅北滇西反攻的几个展厅，其中大部分展品都将在对应的战场篇幅中与读者们分享。这里几处整体的战利品、敌我装备展览等还是让我印象颇为深刻，值得专门与读者们分享。驼峰航线是1942年至1944年中国几乎唯一的外援通道，也是二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运行动。以美国人为主的飞行员满载着物资从印度起飞、沿着喜马拉雅山飞到中国大西南，再将中国士兵运回到印度为驻印军提供兵员补充。这条极度危险的航线上，撞山的惨剧屡屡发生，日军还频频骚扰、截击。最后，美国和中国总共在驼峰航线上损失了594架飞机，共1,659名机组成员牺牲。这条航线是中国得以坚持抗战并编成远征军发动反攻的重要前提条件。
上方是驻印军使用的各型美式丛林刀，下方则是缴获的日军刺刀
美援春田M1903式步枪和苏制莫辛纳甘M1944卡宾枪（应该是来自于建国后）
驻印军坦克兵的头盔：如果拥有坦克，或许滇西战役的损失会大幅降低，但是在只能依靠驼峰航线空运的情况下自然是不可能获得坦克的
美国工程兵修筑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佩戴的安全帽
驻印军指挥官群像，包括史迪威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印军总指挥）；陈纳德少将（美国志愿航空队队长、美军第14航空队司令）；路易斯·布里尔顿少将（美军第10航空队司令）；路易斯·皮克少将（中印公路工程司令）；雷纳逊少校（中印输油管铺设主管）；郑洞国中将（驻印军副总指挥）；孙立人中将（驻印军第1军军长）；廖耀湘中将（驻印军新6军军长）
远征军指挥官群像：应该是宋希濂、卫立煌、霍揆彰、黄杰和多恩准将最值得推荐的是二楼捐展区。展品包括卫立煌总司令曾经使用的望远镜、大衣、皮夹等物品。此外，阙汉骞将军的大量遗物（包括书法作品、委任状、勋章、荣誉证书、书信）都被捐给了滇西抗战纪念馆，其中甚至还包括不少他到台湾之后的物品。第54军是少数几乎全身而退撤往台湾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之一，军长阙汉骞在台湾也被委以重任、最后任澎湖防卫司令官。此外，被捐回中国的授予美军顾问的云麾勋章证书也让我印象深刻。总之，滇西抗战纪念馆非常值得一去、花上小半天细细品味，只可惜有些展品标注并不准确。早在1942年3月6日，作为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就面见蒋介石、提出了由美国训练并武装30个中国师的计划，从而成为在亚洲大陆上对日军发起反攻的主力。随着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这个计划也被迫根据实际情况改为三部分计划：第一部分是在印度北部由史迪威直接训练并指挥约5个师的中国驻印军（代号X部队）、第二部分是以驼峰航线空运装备编练约30个师的中国远征军（Y部队），然后以X、Y两部队两面对进、打通中印公路。这个计划代号阿纳吉姆（Operation Anakim）。等到陆上交通线打通之后，史迪威计划再武装约30个师的Z部队以反攻两广、打通港口，继而发动全国范围的大反攻。
1942年初，还处于短暂“蜜月期”的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然而，这个纸面上直截了当的计划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乃至最后决裂。客观上，驼峰航线的运力不及预期，计划中英印军应该同时展开的反攻行动也未能如期发起。主观上，史迪威完全无法理解抗战中的国军作为一支前现代军队的种种不足：包括吃空饷、腐败、忽视训练、还有蒋介石等中方指挥官的消极。对中国士兵们爱护有加的史迪威更是无法接受国军内部虐待士兵、战斗中草菅人命的情况。
1943年10月14日Y部队顾问团教官使用沙盘讲解战术从个人层面上讲，史迪威自1911年首次途经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在1926-29年驻扎天津，1935-39年又担任驻华武官。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是美军当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但又不愿意像陈纳德一样接受中国的“国情”，而是希望重塑一支焕然一新的中国军队担当对日反攻的主力。只可惜他这样宏伟的设想仅在缅北驻印军当中部分实现：驻印军由他负责的美军直接训练并装备，并且由他亲自指挥进攻第18师团。从某种意义来讲，渴望建功立业、书写历史的史迪威与麦克阿瑟颇为相似，只可惜史迪威没能像麦帅一样如愿、反而充满了悲剧色彩。
1944年3月卫立煌与龙云视察远征军部队远征军司令部重组之初，蒋介石委任了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这也是第54军为核心的第20集团军加入远征军的缘由。然而，原本负责滇西方面战事的宋希濂和负责滇越边境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都对这位空降来的上司极为不满，以至于陈诚被气得吐血返回重庆养病。在这种情况下，曾任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在1943年底走马上任。卫立煌颇有古代名帅之风，善于平衡、改善与属下和同僚的关系（尤其是改善了与云南实力派军阀龙云、美国人史迪威和多恩、还有手下非嫡系部队的关系），关键时刻又能下定决心、敢做敢当。因此，我阅读滇西战史的感受是卫立煌在战术层面提出的高见不多，而且不同于国内自我感觉良好的看法（诸如美国人对卫立煌评价颇高等说法），美军战史和报告中对卫立煌的指挥能力也不甚满意，但卫立煌在这个关键时期作为远征军的灵魂人物引领着全军克服困难最终取得了胜利。有一段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20集团军反攻开始时第54军军长方天曾经命令工兵营做好攻击失利、全军渡江回东岸的准备，卫立煌闻讯后下令：“大军渡江后，所有渡江船只返回东岸集结待命。我将邀请江东父老在岸旁守候，倒要看看有哪一位能厚着脸皮泅渡回来！”
1944年8月司令部里的卫立煌与多恩准将卫立煌麾下的远征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和第8军等直属部队，作战单位包括Y部队的16个师（第54军198师、36师；第53军116、130师；第71军87、88、新28师；第2军9、76师；第8军荣1、82、103师；第6军预2、新39、新33师），其中新33师主要警戒远征军南方侧翼；后来第5军200师也加入战场。Y部队的美式训练主要体现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和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前者负责训练驻印军官兵和远征军团长以上军官、后者训练远征军副团长至排级军官，时间均为六星期。因此，绝大部分远征军士兵并未像驻印军一样得到训练，经过训练的军官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内容传授给手下士兵们（包括火焰喷射器等新式武器的使用）就更无法保证了。1944年5月20日，云南大屯的步兵训练中心里远征军官兵训练通过铁丝网，以炸药模拟炮火环境1944年5月2日，Y部队士兵训练射击博伊斯式战防枪；该型武器在破坏日军工事方面还是比较有用的，对第56师团装备的装甲车也有很大威胁就普通士兵而言，远征军大部分单位的训练水平与日军第56师团差距巨大，而且远征军补充兵员本来就包括大量美国军医为驻印军淘汰者。余戈书中讲述的中日双方步枪射击训练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日军初级训练标准要求士兵5发全部命中300米外的固定伏地靶、其中至少3发要集中在一个拳头大小；完成后升级至4秒内命中300米外突然出现的靶标、之后缩短为2秒；最后是戴着防毒面具冲刺30米后进入限秒射击。第56师团1940年成立、此前又没遭受过重大打击，大部分士兵都经历过这样的严格训练，而且还在1943年第15军的师团射击竞赛当中获得头名；驻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比赛成绩尤其突出，在缅甸方面军年度大比武当中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与之相反，远征军绝大多数单位都是几经换血、以强征的壮丁为主。壮丁们进入的训练营极为恐怖，犯了过错的新兵不是被打军棍就是干脆直接拉到操场旁边枪毙、几乎天天死人。射击场更是一片混乱、四周架着机枪防止新兵哗变；隔三差五就有人误射打死了前排战友或者误杀了自己，以至于没人敢趴到第一排。这时教官就拎着军棍一顿乱揍，大喊：“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一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最后新兵们就麻木地趴在血泊旁射击。如此“训练”出来的大部分士兵根本就不具备基本的战术常识和武器使用、维护能力，与当面日军相比简直是“外行”与“专业”的区别，只有少数优秀部队重视对补充兵员的进一步训练。国难当头，这些可怜的壮丁被迫担负起了以血肉之躯击败训练有素的敌人、收复失地打通交通线的历史重任。当然，远征军内部也有荣誉1师这样的绝对例外，此外第198师、第2军的训练状况也相对良好。除了训练之外，远征军的美械装备和编制情况也都无法与驻印军相比。根据军统局局长戴笠的报告，远征军各师按照编制应有1.3万人，但是各师实际兵力在1943年春仅不到5,000人，至战役发起前才勉强提高到6,000-8,000人。这源自于全国的兵力匮乏和千百年来无法改观的“吃空饷”局面。诚然，各部队吃空饷有时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国军正规的军饷和补给在恶性通胀的战时根本不够（国军待遇自北伐以来就未调整），各部队长官只好建立“小金库”维持部队开支、抚恤阵亡官兵，但是在这样的诱惑面前有多少军官中饱私囊就难以估计了。因此，滇西反攻看似是远征军以15个师对日军1个师团，但是其实作战兵力是10万余人对日军2-3万余人，优势远没有纸面上的大。1943年云南受训的两名士兵使用老旧的丹麦制麦德森M1902轻机枪；新28师82团就是使用该型机枪参加的松山战役装备方面，远征军当中的美械主要集中在火炮、冲锋枪（基本做到每个班1支）、M2或中国仿制的31式60mm迫击炮（每个步兵连6门）、M1卡宾枪、巴祖卡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博伊斯战防枪和Mk.2手榴弹。相比起中国战场的其它部队，国民政府为远征军提供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倾尽精华，基本保证了班属轻机枪（捷克式为主，辅以其他老旧万国造轻机枪和英/加制布伦/勃然）、掷弹筒（27式掷弹筒）、步枪（中正式）；营属机枪连（12挺24式或三十节重机枪）；团属迫击炮连（4门81或82mm迫击炮）接近满编。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理解蒋介石为何对于使用倾尽国内精良装备的远征军如此谨慎。即便如此，这些武器仍然多为国造或万国造，与几乎全美械的驻印军不可同日而语。第2军机枪手使用三十节重机枪（M1917粗糙仿制版）相比起轻武器，没有自产火炮能力的国军对外援火炮最为依赖，我也借此机会讨论远征军的炮兵情况。远征军手中最重要的美援装备莫过于撑起其炮兵主力的美制M1/M1A1型75mm榴弹炮，中国称为“七五山炮”。远征军麾下6个军属山炮营以及配属的第5军山炮营每个营按照编制各有12门该型山炮，合计72门（实际并不满编）。各师手中的直属身管火炮仅有战防炮营的4门美制M3型37mm战防炮（第8军将其集中编成了军属战防炮营）。此外，远征军为了攻打松山还直属了炮10团和炮7团混合营，前者装备4门从淞沪会战用到滇西的德制150mm榴弹炮、4门美制M2A1型105mm榴弹炮，后者装备3门苏援英制QF4.5英寸114mm榴弹炮和9门苏制M1902/30型76.2mm野战炮；另外第2重迫击炮团（欠一营）约16门29式150mm迫击炮配属第20集团军。这些来自各国的火炮简直就是一部20世纪波云诡谲的政治史。中国炮兵训练射击美制75mm山炮（可能拍摄于昆明炮兵训练中心，由Y部队顾问团开设用于集训远征军炮兵）就此，远征军在中国战场上史无前例地对日军形成了炮兵优势。但是这些优势远没有大部分文章中渲染得那么大。当面第56师团下属的第56野炮兵联队由于地处滇西山区，其第1、2大队均已换装为94式75mm山炮，各12门，第3大队则装备相对新锐的91式105mm榴弹炮（日军称为“十榴”），总计10-11门。此外，各步兵联队下属联队炮中队各装备4门41式75mm山炮、速射炮中队装备6门94式37mm速射炮，各步兵大队还装备有92式70mm步兵炮2门。战役开始时，第56师团炮兵第3大队主力（8门十榴）部署在松山、另外在芒市和龙陵各1门（松山还有第113联队的3门联队炮、2门速射炮）；第1大队配属第148联队；第2大队4中队配属平戛守备队；联队部、观测中队、第2大队6中队在芒市（经过加强后投入龙陵战场）；第2大队第5中队派往密支那全军覆没。后来在战役中期第56野炮兵联队补充和加入战场的第2野炮兵联队使用的均为38式或改造38式75mm野炮，射程和威力较94式山炮都更强；1942年第56师团追击至松山、初战惠通桥时使用的也是38式/改造38式野炮。另外第56师团各部也有装备迫击炮（腾冲战场有缴获的97式90mm迫击炮），龙陵战役期间师团还专门获得了5门99式81mm小迫击炮及2门320mm九八式巨型臼炮。1944年在滇缅公路上以骡子牵引的炮7团混合营苏援英制114mm榴弹炮具体的战场态势和使用方法进一步稀释远征军的炮兵优势。松山战场属于绝对例外：这里远征军集中了炮7团混合营、炮10团、第5军和第71军山炮营（各欠1连），与当面日军十榴展开了激烈炮战并直接支援步兵进攻。但是在其余各战场远征军炮兵的弹药补给都十分困难，而且实际优势并不大，配合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更低下了。例如高黎贡山作战期间5个师仅有3个山炮营（其中第53军山炮营还因为装备维护不善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和2个重迫击炮营支援，而且炮兵观测、联络能力低下（前文讲述过第53军山炮营盲目射击数百发、让美国顾问极度无语），各团需要炮火支援时需要上报师部联络炮击，根本无法获得及时支援，实际能够直接依靠的仅有各团手中的迫击炮。相比之下，例如北斋公房日军一个步兵大队就配属了联队炮中队和师团炮兵一个小队共6门75mm级别火炮，还不算自身的2门步兵炮以及联队的6门速射炮，日军炮兵对步兵的比例显著高于远征军，更何况远征军还是严重依赖炮兵摧毁敌军工事的进攻方。直到第20集团军对腾冲形成合围之势，炮兵才能再次集中，居高临下观测目标、发挥威力。龙陵、平戛方向的炮兵情况也是如此，而且由于松山久攻不克、滇缅公路不能打通，其弹药补给的条件更为恶劣。因此，从炮兵作战的角度而言，拿下松山打通滇缅公路也极为关键。Y部队美军教官训练中国官兵使用82mm迫击炮：该炮才是步兵团主要依赖的支援火器本人去年前往军博游览时有幸基本“集齐”了滇西战役双方使用的火炮，在此与读者们分享：抗战国军最主要的支援火力：各型81mm、82mm迫击炮远征军率先列装的31式60mm迫击炮；还有部分美援M2迫击炮远征军/驻印军炮兵绝对主力：M1/M1A1型75mm山炮，抗战期间中国一共获得762门，其中637门为木轮版；相比之下美军仅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山地部队和缅北战场的独立炮兵营装备该炮远征军各师手中仅有的身管火炮：M3型37mm战防炮，使用得当是直射摧毁日军工事的利器；第36师战前擅自后送的正是该型火炮炮7团装备3门的英制114mm榴弹炮，最早由英国在一战中援助沙俄，抗战初期被苏联卖给中国从而辗转来到了滇西战场炮7团装备9门的苏联M1902/30型76.2mm野战炮（拍摄自华沙的波兰军事博物馆）炮10团仅剩4门的德制150mm榴弹炮，名副其实的抗战炮王，可惜滇西战役时炮弹很少、仅发射约1,000发；不过按照我看到的图片分析，炮10团主要使用的是第二批进口的s.FH18榴弹炮，而非军博的这款32倍径的定制型炮10团填补德制榴弹炮空缺的美制M2A1型105mm榴弹炮，装备4门第56野炮兵联队主力装备：94式75mm山炮；正是该炮替代了41式，使后者降为了联队炮第56野炮兵联队在1942年和1944年补充的主力火炮：38式野炮第56野炮兵联队3大队被寄予厚望、集中在松山战场的91式105mm榴弹炮（十榴）就在史迪威一再催促蒋介石反攻的同时，中国和史迪威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都在急速下降；1942年美国威胁日本核心区的最直接路线似乎就是通过中国，然而到了1944年夏天美军已经反攻马里亚纳群岛并准备重返菲律宾，中缅印战区成为了次要战场。史迪威的耐心即将耗尽。不过，蒋介石的谨慎也不无道理：就在1944年春天，日军“中国派遣军”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一号作战”、最终在长达半年的豫湘桂战役中从河南打到了广西，给东线国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蒋介石此时将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在国军当中属于一流的远征军视作战略预备队，不愿轻易将其投入滇西反攻。然而，在史迪威（和罗斯福）看来，想要改善中国抗战局面的先决条件就是打通陆上交通线，因此必须尽快反攻滇西。终于，史迪威通过罗斯福在1944年4月4日以美援相威胁、对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蒋介石终于在10天后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下达怒江反攻的命令。此时虽然中国东线战场正一路溃败，缅甸战场的态势却向有利的方向急速发展。自从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以来，日军缅甸方面军（河边正三中将）就与西面（若开海岸地区）和西北面（印度阿萨姆邦）的英印军、北面（利多）的驻印军和美英特种部队、东北面（滇西）的远征军展开对峙。盟军的整体计划是三面反攻，其中英军要以两栖登陆直取下缅甸，但是由于地中海、欧洲、太平洋战场长期占用大部分两栖船只，此计划迟迟无法实现。于是，盟军只能在陆上展开有限行动，其中包括1942年底-43年中以英印军失败告终的第一次若开战役、1943年初“钦迪特”特种部队的远程渗透行动、1943年底驻印军开始的胡康河谷攻势和1944年2月开始“钦迪特”在缅北的“星期四”大规模空降攻势。面对这种局势，曾作为联队长制造了“七七事变”的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决心再次孤注一掷，集中兵力（第15、31、33师团、第14战车联队和日本扶持的印度国民军）攻击以英帕尔为核心的印度东部基地，从而击溃英印军主力、切断驻印军和驼峰航线后方、甚至争取英属印度“独立”，代号“乌号作战”。该计划极为冒险，以英印军崩溃、日军夺取物资作为成功的前提条件，但是威廉·斯利姆中将（William J. Slim）的第14集团军早已非昨日阿蒙。就在英帕尔战役开始前若开方向的日军第28军展开佯攻，但是英印军第9印度旅依靠火炮、坦克优势和飞机补给坚守“行政区阵地”（Admin Box），最终与援军一同打退了第55师团的攻势。就此，英印军找到了克制日军渗透攻势的方法，此次战役也成了英帕尔战役的预演。3月8日，东南亚战场的决战：英帕尔战役开始，至4月初日军攻势已经停滞、补给形势日趋严峻。驻印军和钦迪特部队对缅北的进攻也严重威胁了第15军后方，因此日军于4月匆匆成立、负责缅北滇西的第33军（本多政材中将指挥；下辖第18、56师团、5月增添第53师团）将增援部队急忙投入缅北战场，却也无力扭转态势。就这样，远征军在缅甸日军几乎没有可用战略预备队、战线四面吃紧的情况下展开了攻势，第56师团只能凭借自身兵力苦撑、祈盼其它战线情况改善后获得援兵。注：历史图片、地图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与公众号联系。本文中非历史图片属于个人，未经同意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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