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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北京城，没有热搜和朋友圈，但茶馆里的闲谈、报纸上的铅字、学堂中的辩论，却悄然酝酿着一场改变中国的文化风暴。北大博士杨早的新书《五道庙与沙滩：舆论启蒙下的北京（1904-1918）》，带你重返那个“无声处听惊雷”的年代，看舆论如何成为撬动时代的杠杆。
作者是谁？一个“反套路”的历史侦探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却自称“历史的拼图匠”。他擅长从边角料里打捞真相：袁世凯的八卦、五四前夜的琐事、报馆里的油墨味……都是他笔下鲜活的素材。他写历史像写小说，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说书人的趣味，代表作《野史记》《民国了》早已圈粉无数。
对杨早来说，历史不是干巴巴的材料，而是无数个“此刻”的烟火气。这也造就了杨早的文字和观察有着不同于传统学者的烟火气。
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遇到过无数人这样问我。尤其是理科出身的朋友。
问多了，我也有了固定的答案：你肯定看过很多穿越的小说和电视剧，那些主人公穿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想办法搞清楚，现在是哪一年？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人类有回溯历史的本能，时间可以帮我们掌握自己的定位。
学历史，就是为了让自己迅速地在时间长河里找到坐标。
没有历史感知的人，就像没有触觉、没有视觉的人一样，会感到很慌乱。
这本书讲什么？一场舆论与文化的“双向奔赴”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在北京登场，而不是更为现代化的上海？1904年至1918年的北京承载了中西文化的终极冲突与嬗替。知识分子由“士”转变为以舆论为工具、与政府相抗衡的一群新人，他们通过报刊，传达知识界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塑造了北京的舆论环境，使北京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完成了新文化的“登场”。
五道庙成为清末北京舆论版图的中心，与清代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密不可分。
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是琉璃厂成为北京文化中心的主因，这项大工程导致全国的图书都涌进北京，涌向琉璃厂。
另外一个因素，是琉璃厂五道庙紧邻韩家潭（八大胡同），前门之外有多座戏园，周边又星罗棋布着 500 多座会馆。书店、妓院、会馆与戏园，构成了著名的“宣南士子文化”，也就是清末北京的公共空间。
沙滩的崛起，背后也有皇权的消失、现代大学教育勃兴、文人聚居区域迁移等种种因素的存在。
进入民国之后，大批来自南方的新式知识分子涌入北京，从大学校园到报纸杂志，从出版到教育，几乎变成南方人的天下。而本地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市民社会，则几乎处在被忽略、被遮蔽的状态。
在 1917 年《新青年》移京之前，北京的舆论版图中心仍在宣南。1917 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此形成“一校一刊”的结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这三家刊物的编辑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以沙滩为中心的舆论新阵营成形，并与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的旧舆论阵营形成某种对峙的态势。
五道庙时期宣南文化的舆论和启蒙更贴近普通民众，关注日常，这一阶段更多体现的是“北京城”本身的文化；中心转移到沙滩之后，舆论更关注的是家国主题、天下大事、上层角力，体现的是首都的文化属性。
这两轮启蒙的叠加，共同为新文化的登场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基础。
为什么当下要研究百年前传媒舆论的变化？
21世纪传媒舆论发展的速度惊人，扑面而来的各类信息、观点、情绪足以将人淹没。让我们回到历史中看一看，20 世纪初的清末民初，舆论怎样搅动社会，怎样刺痛人们的神经。这或许更能让你冷眼旁观。你会发现，百年来的传媒舆论，改变的是技术和载体，而它的内核和传播没有太大的改变。
以古视今，并无不同。
如果说《觉醒年代》是历史的正剧，这本书就是它的“幕后花絮”。翻开它，你会触摸到一个有温度、有噪音、有烟火气的北京城——在这里，每一次窃窃私语，都可能成为时代的惊雷。
中文原创 | 社科&历史 | 历史
《五道庙与沙滩：舆论启蒙下的北京（1904-1918）》
杨早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大沨工作室·后浪
2025年3月
内容简介：从五道庙到沙滩，见证五四之前北京舆论的深刻变革。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在北京登场，而不是更为现代化的上海？1904年至1918年的北京承载了中西文化的终极冲突与嬗替。知识分子由“士”转变为以舆论为工具、与政府相抗衡的一群新人，他们通过报刊，传达知识界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塑造了北京的舆论环境，使北京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完成了新文化的“登场”。
值班编辑 | 海天湖
值班主编 | 顾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