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对工作说不了！

尽管一个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前景听起来很吸引人，然而消极的一面是，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有发展时间政治的潜能的文化运动。我在本书探讨的对工作的抵抗，与其说是一个成形且连贯的政治项目，不如说是一种心态或可能性更准确。那些抵制工作的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他们，并不具有整体的使命，没有公共的发声，没有超越共同经历的真正团结。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对工作的文化幻灭，但这种幻灭感尚未找到集体的表达或政治手段，而对“工作然后消费”这种生活方式的日益不满能否转化为真正的社会替代方案，还有待观察。人们的心态已然发生变化，但“严重缺乏的是对其意义及其潜在的激进主义的公开诠释”(Gorz, 1999: 60)。有鉴于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抵制工作教条呢？

我的第一项建议是敞开讨论的大门。首先最重要的是，敞开大门需要工作批判家们做出更加协同的尝试来吸引公众，而不是只面向少数学界人士。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对工作和失业活生生的现实进行更多公开调查，帮助人们认识到神话般的工作神圣性与人们实际经历中令人不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项目可能需要明确地致力于向广大民众表明，工作存在共同的结构性问题，并非某个雇主或工作场所的对抗者特有的问题。

敞开讨论的大门，还需要说明有多少通路可以走进批判性讨论。最近的许多文章都强调了迈向一个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生态理由，他们意识到如果将生产力的增长导向更充裕的时间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消费品，可能会给环境带来好处。有人推测，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人可能更有能力也更倾向于参与环境友好但更花时间的活动，比如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修理而不是丢弃、自制而不是购买包装商品。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我自己的案例研究里有一些初步证据，证明时间对于过上更加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的益处，这些证据表明，如果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他们很乐意减少图方便的消费或补偿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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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教条的研究干预需要研究人员积极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价值观和实践。我在此想象的研究人员的角色是，利用自己的技能和洞察力，与拒绝工作的运动团结一致。马克斯·海文和亚历克斯·卡斯纳比什认为，当今社会研究被学术机构垄断，研究人员往往是在对社会运动做研究，而不是与社会运动并肩作战。研究者的角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趁机介入”，致力于运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并为学术界提供有用的知识。然而正如迈克尔·毕利希所言，与这些研究事业相关的出版物往往晦涩难懂，并总是自我指涉的（无论如何，在学术界之外，这些出版物往往是不见天日的）。与海文和卡斯纳比什一样，我也希望看到研究人员能够自信地为自己辩护，他们与社会运动团结合作，以实现社会变革为目的，而不是相反，为了创造学术资本而对社会运动做研究。

为了促进对拒绝工作的长期研究，研究者需要以积极的心态接触社会边缘人群，不仅将他们视为被排除的个体，需要重新融入社会，还要将他们视为反对工作的潜在灵感来源。一门具有解放性的社会科学应该抵制基于工作和消费主义的规范化生活方式，并避免暗示偏离这一规范必然会带来匮乏和羞耻的经历。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项目，彻彻底底地思考那些在去技术的和微观管理的就业领域之外探索生活、合作、表达和创造的多种方式的示范性经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项目，超越经济交换关系的范畴，对用不那么传统的方式满足生活需求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通过调查，研究人员或许能使人们更多地了解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已经在发展自己关于愉悦、自足、财富和幸福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和一个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相适配的。如果研究者愿意以清晰的风格传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许读者会从这些例子中得到启发，那些曾经各自为阵或成为零碎小群体的抵抗者和局外人将获得更强的团结感和集体目标感。

在某种程度上，对抗工作教条的战斗就是一场关于语言的战斗。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社会有能力吞噬和消化抵抗的一些例子，其手段要么是掌控激进语言，要么是把批判性交流扼杀在摇篮里。如果说曾经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主张人们“做自己”的权利来挑战，那么第二章则展示了这一想法是如何被当今管理者的快乐文化所征用。如果说许多人站出来公开反对工作，那么第四章则展示了媒体如何用异端和个体病理的语言来讨论抵抗行为，从而压制和羞辱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如果工作教条的批评者想要加入这场语言之战，他们最好全副武装起来。例如，针对今天对所谓“权利文化”的道德恐慌，我们可以发展出对更为普遍的“感恩文化”的批判来予以回击。当人们迫于压力生存，开始投身于可能提升他们简历的任何形式的工作时，感恩文化就会蓬勃发展，无论那些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合适还是不合适。在我所从事的学术领域，感恩文化盛行，激烈的求职竞争让刚入行的学者别无选择，只能一头扎进任何可能的工作岗位。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对合同、薪酬和工作条件等问题发牢骚几乎成了一种不体面的行为。你应该感恩最开始有这样的机会。与其鄙视那些因权利感而拒绝工作的人，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有权利感一些，并对今天的感恩文化做出大胆的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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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想强调持续致力于乌托邦式思考和分析的重要性。露丝·列维塔斯将乌托邦式思考定义为“渴望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表达”。乌托邦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进行推论，而是促使我们首先思考我们想要抵达何处，然后思考如何抵达。想象一个替代性的更理想的未来，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社会条件使之产生但尚未满足的愿望。然而，尽管这听起来值得追求，“空想家”常常被用作一个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鼓吹不切实际的改革，或对社会完美抱有荒谬愿望的人。正如列维塔斯所指出的，这种蔑视既有幽默的一面，也有极其严重的一面：在天平一端，空想家被贴上白日梦想家的标签，而在另一端，空想家被视为暴君，因为他们忘记了乌托邦思想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乌托邦一词总是在这样的贬义的语境中提及。

与这样的趋势相反，我希望我们能够捍卫更加乌托邦式的思考和说话方式。如果说最近的经济危机向我们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危机本身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无论危机如何升级，除非我们社会对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否则积极的变革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乌托邦思维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我们总有办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它促使我们从危机中组合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在现有体系内寻求更荒谬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无论这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变得多么支离破碎——无论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有多么惊人，无论今天的工作者感到多么有压力和沮丧，无论这种压力以种族主义、暴力和成瘾的形式渗出多少，也无论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多大压力——除非我们开始积极考虑和探索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否则，积极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再次借用凯西·威克斯的一句话，乌托邦思维的重要性在于“解开‘当下’的束缚” 。乌托邦思维旨在帮助我们获得一个珍贵的视野，超越那些太过于熟悉的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要为社会变革提供并强加一种预先设定好的蓝图，也不意味着减少工作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药方。我在本书中想做的只是，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提出问题，否则这些方面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看似无法改变。发展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目前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工作带来的满足感，但确实意味着要在我们自身和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些健康的批判距离。乌托邦式的评述应试图激发、鼓舞和启发读者的欲望，在不屈服于平庸的乐观主义的前提下，唤起读者的希望。如果有人指出乌托邦思想不现实，批判家应当予以反驳——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相信事态永远不会改变也同样是一种被哄骗的结果。

最终，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工作可以带来一系列至为重要的愉悦——如果不是来自生产过程本身，就是通过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经济回报、地位感或成为公共人物的机会。然而，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权利必须依赖于对工作——一种往往是剥削性的、对环境有害的活动，更不用说其稀缺性了——的臣服？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思考满足收入、权利和归属感需求的其他方式来展开政治讨论？对于那些认为除了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别无选择的人们，我想说，一个无法想象以商品关系之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团结和目标感的社会是极其可悲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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