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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和墨水的暴风雨中——历史、小说、电影三重叙事下的一个故事

观·察

从小说、历史到电影,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读者和观众的每一次感受都是新的。非虚构以人类知识史的宏大背景,展现的是一代代语言学者建造巴别塔式的一个故事。小说截取了其中的两个“疯子”式的学者,通过他们在纸和墨水的暴风雨中的一段人生,讲述了挑战命运不可能性的故事
——赵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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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教授与疯子》剧照



在纸和墨水的暴风雨中

——历史、小说、电影三重叙事下的一个故事

文 / 赵柏田

罪夜枪声

在写下《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历史之前,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写下了这个辛酸而悲哀的故事。小说主人公——默里和迈纳——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是为词典编纂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两个语言学者,一个是主编,一个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志愿者。
一部以人类知识为背景的非虚构小说,似乎一开始摆出的是一副拒绝读者的姿态。但好在,这个故事里的这一对人物关系足够坚固:人物本身的传奇性,以及他们的高度相似性。让读者惊讶的是,小说主人公之一,“疯子”迈纳,还是一个杀人犯。
小说开场“兰贝斯沼地的死寂之夜”,展示的是一个凶杀案现场。在伦敦泰晤士河边贫民窟的一条街道上,凌晨两点,突然爆出一阵枪响,一个上早班的工人被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枪杀了。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寒冷街头发生的罪恶一幕,有着侦探小说的所有要素,当读者期待着这桩凶杀案水落石出时,故事的河道却陡然转了个方向,折向了围绕一部词典的编纂所发生的人和事,这部词典——《牛津英语词典》(OED)——是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智力工程之一。
小说接下来如同一篇学术论文一样介绍了英语世界里词典的历史。四百年前,当莎士比亚写下他不朽的戏剧的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词典这东西,他无从查询一个单词的原义和衍生义,更无从去验证拼写是否恰当。在那个时代里,尽管作家们狂热地写作,思想家们的思考也空前活跃,但这个世界还找不到一本语言指南或者手册。当然,对莎士比亚这样富有创造力的天才来说,有没有一本词语参考书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没有一本词典把词汇的拼法、来历、意义说清楚,也是人类智力发展上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词典的编纂,如同上帝造物,实际上是要赋予人类的知识一个秩序、赋予世界一个秩序。
因此有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英国语言学会发起的编写词典的宏伟构想。尽管在这之前,一些杰出的文人诸如塞缪尔·约翰逊也编过词典,但无疑,这次的构想要来得更大。它要描绘的是英语的全部词汇,每一个字,每一点细微差别,每一点意义、拼法、读音上的差异,每一个词源演变的转折,每一位英语作家可供阐释词义的引语,总之,它的核心就是要呈现每一个词的生活史。用西蒙·温切斯特在小说里的话来说,这部巨著的创建是“英语文学的英雄史诗”。
最终,这项庞大的工程于1928年完成,十二巨册初版牛津英语词典,“每一册都如墓碑一般大小”,词典给414815个词下了定义,采用了1827306条引语,字母与数字的总数达227779589个,铅字排列起来可达178英里,整个工程耗时九十年。诚如当时的词典主编克雷吉所说,大词典涵盖了英语国家所有的历史、小说、诗歌、戏剧,“它们站起来,有如强大的军队”。第一版制作出来的两部,一部送给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另一本送给了美国总统柯立芝。某种意义上,这两人也是现代世界秩序的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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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与疯子》
[英] 西蒙·温切斯特/著
杨传纬/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23年2月


“词屋”主人

顺理成章的,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登场了,出身寒微、对知识充满不倦渴求的语言学者詹姆斯·默里。他是苏格兰一个布店商人的长子,做过教师、银行职员,对语言有着一种信徒式的热爱。在语言学会1876年的一次会议上,默里接过了主编这本词典的重任。他在牛津的家旁边建了一间缮写室,命名为“词屋”,内置一个有1092格的木箱和大书架。此后约半个世纪里,他投入了这项苦役般的工作。
默里赞同他的前驱者们的一个说法,词典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也是一个民族的秘辛。同时,词的含义的曲折多变,“几乎每个词都像鱼一样滑来滑去”,让他意识到,这么庞大的一项工作不是凭着个人力量能独立完成的,必须有成百上千不领酬金的志愿者和非专业工作者加入到这项工作中,“一部伟大的新词典应当是民主的产物”。
于是,默里博士通过报纸、书店、图书馆发出了他的征稿启事,呼吁有志于此的读者细读一切英语文献,查遍伦敦、纽约所有报纸和杂志,发现更多的词汇和引文寄往“词屋”。他有一个匠人式的信念:“如果一个人要做一百辈子,那么一百个人做一辈子,就必定能完成”。他在信中告诉志愿者们,“这是漫长的征程,但我们能托起这门语言。你们这些志愿者,就好像梯子上的横档,让我们得以把英语托到天堂的门口。”
很快,词典编辑们收到了众多志愿者来信。但由于志愿者阅读水准参次不齐,大量词条不过是一些废纸。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一个叫威廉·切斯特·迈纳的人进入了词典编纂学者们的视野。
此人虽只是数千位志愿供稿人中的一员,但论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二十年间,他竟然独自贡献了一万多条引语,一一注明词源、变化,引文多半来自古老、珍贵的书籍,不仅提供词汇和引文,他还发明了一种检索方法。且此人身份神秘,虽然他栖身在贝克夏郡克劳索恩村一个叫宽沼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牛津不到40英里,坐火车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他。
默里越来越迫切想见到这个神奇的学者。他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对方是一个有着不凡的文学趣味、且有着大量闲瑕的医生,而宽沼这个地名,听起来也像伦敦近郊一个美丽平凡的村子。于是在一个秋日,他带着一本词典样书,按着通信地址,从牛津坐着火车来到了克劳索恩村。
在一所森严的红砖大楼里的一间图书室里,他见到了一位男子,男子自称是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说来人要找的那位迈纳医生,是一个因犯杀人罪在此地禁闭了二十多年的精神病人。两个本无任何交集的男人,他们三十年之久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遥远的相似性

于是,小说又重新接续起了伦敦郊外兰贝斯沼地那个恐怖的晚上。一个类似博尔赫斯笔下恶棍们出没的街角,一个人向着一个陌生男子连开数枪,同时也在地狱之门上连叩了数下。凶手威廉·切斯特·迈纳,美国陆军上尉军医,出身自一个良好背景的家庭,在耶鲁受过大学教育,因在美国内战中受到血腥场面的刺激,患上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疾病。战后他只身来到伦敦,事发当晚正逢他发病,幻觉中以为有人闯进屋要来杀他,于是那个叫梅里特的不幸男子撞上了他的枪口。事后经法庭审理,迈纳被关进宽沼刑事疯人院,成了一个永久拘押的病人。
在疯人院里,迈纳继续受着病魔的折磨,几乎每晚都在幻觉中看见他所说的魔鬼从天花板、砖头缝间爬下来伤害他,在书上乱画,偷走他的笛子。就在接受治疗的这段时间里,狱卒送他一本夹着“牛津词典编纂邀请函”的《项狄传》,他看到了默里博士发出的征集词条的启事,于是开始向“词屋”投稿。法尔哈德·撒夫尼亚导演的同名影片《教授与疯子》里,迈纳医生读到这则启事后大声指挥起了狱卒:“给我纸、墨水,还有好多好多信封!”
这个性情阴郁的杀人犯一直被囚禁在精神病院里,自从参与了词典编纂工作,他觉得又从事起了高尚、光明的职业,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疯狂劲儿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信件源源不断地从宽沼这个地名飞向牛津的“词屋”,他成为了词典编纂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个被疯狂的战争毁了的医生,现在以另一种疯狂投入到了一项智力活动中去。这项工作拯救了他时常被妄想症折磨的大脑,使他沉浸在了学术创造和词汇探索的小天地里。在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词典纸条就是他的治疗手段,是他的药物,知识就是他的救赎。小说这样描述沉浸在工作中的迈纳:“于是他从抽屉里取出四张纸和一瓶黑墨水,挑选了一支笔尖最细的笔。他把纸折成一叠,共八小页。然后,也许最后再看一眼窗户和窗外郁郁葱葱的田野,便把目光落在了眼前的书页上。”
其实,焉知这不是另一种囚禁?莫里和迈纳,一个在牛津的词典编纂总部,一个在疯人院的高墙内,但他们的境遇却是出奇相似,他们都禁锢在一排排的书架中间、囚禁在无边的知识中,都只靠信函与外界往来,他们一同湮没在了“纸与墨水的暴风雨中”。
小说描写这两个语言学者的第一次见面,重点说到了他们外貌的相似,“如果面对面猛然一看,双方也许会觉得是在照镜子”:都是高个子,秃脑门,都有一双深陷的眼睛,都是钩鼻子,甚至他们又白又长的胡子也相似。同名影片中饰演默里和迈纳的是两个年过六十的老戏骨,梅尔·吉布森和肖恩·潘,他们坚毅、专注的目光都透着自我燃烧式的疯狂,近乎完美地呈现出了这种遥远的相似性。不同在于,迈纳的眼神中还有一丝躁狂、忧郁和不易察觉的绝望。
这样的会面以后还有许多次。在疯人院“高地”的树荫下,两人一起散步、朗读、喝下午茶、讨论语词,一个人就好像另一个人的影子。默里用勤奋追求梦想,迈纳用知识化解罪恶。两人境遇虽不同,却因为编写词典这份宏伟事业,结成了莫逆之交。小说这样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包含着崇高的学术追求,强烈的悲剧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含蓄,深沉的感谢和相互尊重,以及慢慢成熟的亲切之情。这是同道中人才会有的亲密友情。
福柯说,欲望、疯癫、看上去最无理智的激情,其实都是智慧和理性所派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往往在疯癫中,人身上一切被道德、宗教所窒息的东西会得以复活。福柯还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已经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但在一些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中,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编纂大词典的莫里和迈纳身上,我们看到这种癫狂一直潜伏在人类理性的背后。理智与癫狂是一枚银币的两面。
当西蒙·温切斯特着手写《教授与疯子》时,这个故事已经封存了一个多世纪。
如果爱,那又怎样

迈纳因为无意中错杀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把编写大词典作为疗治和救赎的手段,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向受害人的家属提供帮助来减轻罪责。当他得知受害人的遗孀伊利莎和六个未成年子女陷入生活的困顿,他请求把军队退伍时的一笔抚恤金送给这个遗孀。
开始,伊利莎非常痛恨这个颠覆了她平静生活的疯子,拒绝了他的钱,但后来还是宽恕了他,去疯人院看他。识字不多的伊利莎还从伦敦的书店买书寄给他。因为她发现,这个人也有着一颗受苦的灵魂。女性的仁慈的显现,是她即便身处底层也想着拯救。
迈纳希望教伊莉莎认字,再让她回家教给孩子们。“大脑比天空辽阔,因为,把它们放在一起,前者能轻松地包容后者,还有你。大脑和上帝重量一致,因为,把它们称一称,磅对磅,它们如果有区别,就像音节不同于音响。”当他把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读给伊莉莎听时,或许已经暗生情愫。还有一次,他告诉伊利莎阅读带给自己的快乐,“让我教您吧,这是自由,梅里特太太。站在书脊上,我能飞出围墙。乘着文字之翼,我去过天涯海角。我阅读时,后无追兵。在阅读时,我才是那个追逐上帝脚步的人。我恳求您,和我一起追逐吧。”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直视着伊利莎,目光中似有火花闪烁。
电影中饰演受害者遗孀伊利莎的娜塔莉·多默尔,曾在前些年热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出演高庭小玫瑰玛格丽·提利尔。电影中,她一头长长的棕色卷发,麋鹿般温柔的眼睛,满是雀斑的脸,对一个纠结于爱与不爱的底层女性有着几乎称得上闪光的表演。
伊利莎想要帮助迈纳治愈疾病,于是鼓动孩子们和他交朋友。伊利莎的大女儿还记得迈纳是枪杀父亲的凶手,一记耳光又将迈纳重新打落尘埃。再次见面,伊利莎亲吻了伤心的迈纳,递了个纸条给他,上写:If love,then what?如果爱,那又怎样?迈纳深知,自己偷走了她的心,这样做无疑再一次杀死了她的丈夫梅里特。他甚至认为,是他的男性器官使他作出了不体面的行为,支配了自己一生,于是,出于对性的恐惧和厌恶,年迈的他作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用一把削笔刀,以一种外科大夫式的冷静和专业为自己施行了阴茎切除手术。
小说写到这一节时的笔法,也如外科医生般锋利:他在磨刀石上磨快了那把刀,他用一根细线紧紧扎住器官的根部,用结扎压迫的方法让血液停止流通,等待了十分钟后,血管壁完全闭合,他便迅速一刀,把器官从离根部一英寸的地方切割下来。
小说前面交待,迈纳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受人尊敬的家族,年轻时也曾追蜂逐蝶,享受性的快乐。此时出于负罪感和日渐严重的妄想症,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的所有行为都归结于性欲作祟,一割了之。也许并不是因为伊利莎,而是他一直在负罪的深渊无法自拔。
电影中,迈纳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了默里,默里给了他一个词,Assythment,补偿。按照英国法律,受害者的妻子和家庭有权利获得赔偿,这意味着偿还一切。而迈纳在那张纸条上的回复则写道:不可救赎。他爱上了伊利莎,他对这个女人心存愧疚。而所谓爱,不也就是对一个人心存愧疚的感觉么。
影片最后,伊莉莎见到了迈纳,说了一句话:If love,then love。如果爱,就请深爱。但那时的迈纳因持续的疯癫和强制治疗,已经形神分离,成了一具只会喘气的肉体。
命运总算作了仁慈的安排

迈纳自残后,精神病院的管理层也变动了,他的生存环境变得更艰难。这时的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孤独包围中,出现幻觉的时刻也越来越多,他说他的眼珠经常被鸟儿啄出来,说有人拿着金属漏斗往他嘴里灌食物,又说几十个小矮人藏在他房间地板下,他们是地狱派来追杀他的。
健康状况已经使迈纳无法集中精力编写词典。默里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个已经没有危险性的病人重获自由,回到美国去。他联络了迈纳在美国的家人,为迈纳出院到处奔走,当遇到院方的阻拦时,他甚至找当时英国的内务大臣邱吉尔签发了释放令。
“命运总算作了仁慈的安排”,西蒙·温切斯特这样写道,“1910年4月16日清晨,默里夫妇在春天微弱的阳光下与迈纳握手告别,双方的眼里都闪着泪光。”
同名影片中,默里找丘吉尔签署释放令,是在悉尼大街一幢混乱的大楼里。一帮武装的拉脱维亚人聚集在楼里,皇家护卫队包围了大楼,邱吉尔心情很不好,派人传话说他没空见。默里不想放弃,在大厅中隔着墙向邱吉尔喊话,影片在这里有一段很长的台词:“先生,请原谅我的莽撞。我不认识您,先生,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您忙碌的办公室让我相信,您正是我希望的那个人。您的决定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每个生命,而我为了其中一个复杂的、饱受痛苦和悲伤的人,站在你面前。尽管如此,但也是一个生命,值得被尊重。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解释这一切。拜托,先生。”
此时,默里(由梅尔·吉布森扮演)执著的目光透过银幕看着观众,他这段长长的台词所传达出的人性的温柔与善良足以令人动容。
小说写到,回到美国十年后,迈纳在康涅狄克河畔的一座大宅里于睡眠中安静去世,死后葬在贫民窟边的一个墓园里。而他的朋友默里,已先于他五年去世。到那时,他们共同编纂了几十年的词典,还需八年,亦即1928年才正式出版。
几十年里,迈纳在克劳索恩的宽沼疯人院靠着编纂词典缓解他的妄想狂症,要是他没有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189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配林在海德堡才首次公布了“精神分裂症”这个专门术语)错杀无辜,要是他没有被囚禁在疯人院,他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海量的阅读,不可能带着救赎的执念去从事这项苦役般的工作了。这么说,后世的受惠者是不是该为迈纳的疯病而庆幸?为这一可怕而奇特的经历降临到他身上感谢上天的安排?说来真是一个悖论。
长镜头、近镜头与放大器

这部小说的作者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中文名:文思淼),是一个英国作家,年轻时在牛津学地质,后来成了一名媒体记者,为《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撰稿,写过《世界边缘的裂缝》《改变世界的地图》《天才与狂徒》等许多非虚构作品。他曾在香港住过十三年,还写有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传记作品,《爱上中国的人:李约瑟传》。他的文学引路人,据他自称是曾经施行过变性人手术的非虚构名家简·莫里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前媒体记者,小说入围过布克奖。非虚构写作在欧美,总是与记者这个行当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次采访中,西蒙·温切斯特在仓库库房飞扬着灰尘的阴暗光线中看到了《牛津英语词典》最早的印版,他触摸着上面突出的铅字,感觉到,这件来自维多利亚时代、带着手工业时代痕迹的作品,是一个包含着知识所有秘密的“护身符”。随后,他又如历史侦探一般获知了默里和迈纳的这个辛酸又富有人情味的故事,由此开始,他写下了那部关于英语词汇学史、关于人类知识、更是揭示人性的伟大与卑微的小说《教授与疯子》。
这部小说的英国版书名《克劳索恩的外科医生》说明,最初西蒙·温切斯特想写的是精神病人迈纳通过编纂词典自我救赎的故事。但随着故事中人物关系的绞合与自发推动,他写下了关于两个“疯子”挑战命运不可能性的一部小说。从小说的结构来说,这样的变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仅仅单个的人物,不管一生命运如何传奇,也无法撑起一部小说,即便是一部非虚构小说。
电影忠实地保留了小说《教授与疯子》的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默里的线,讲述这个以研究语言为全部生命的人,如何辗转于家庭和事业之间,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勤奋为编写词典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条线,则是游走在罪恶与救赎边缘的迈纳的故事。他们通过信件结成心照不宣的挚友后,影片中出现的两人在疯人院草地上对词的场景,真让人有伯牙子期的知音之叹,电影的情感张力也体现在了两人一次次的对望和交谈中。但这两条线的交叉、扭合还不够,再加入伊利莎与迈纳的情感线,一个关于宽恕与救赎的好莱坞式故事的底盘才算是稳了。
小说《教授与疯子》出版后,出版人对西蒙·温切斯特说,既然你写的故事只是历史的一个注脚,你为什么不去写历史本身呢?这就是他后来写下的关于大词典编纂过程的《OED的故事》。在这部历史非虚构中,西蒙·温切斯特讲述了大词典编纂史上的特伦奇、赫伯特·科勒律治、费尼瓦尔等一个个纪念碑式的人物妙趣横生的故事,默里和迈纳的故事也嵌入了这个圣徒般的语言学者的长廊里。书的插页有一张头戴四方帽的默里的照片,他坐在光线阴暗的“词屋”的书桌前,屋内墙边挤满了木制分类架,里面塞满了成千上万的引语纸条。这个场景几乎不需要作任何改动,就可以进入电影版的《教授与疯子》里去。
从小说、历史到电影,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读者和观众的每一次感受都是新的。非虚构以人类知识史的宏大背景,展现的是一代代语言学者建造巴别塔式的一个故事。小说截取了其中的两个“疯子”式的学者,通过他们在纸和墨水的暴风雨中的一段人生,讲述了挑战命运不可能性的故事。而到了电影,它成了一个关于爱、关于宽恕和救赎的更具普遍性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三重叙事,如果用镜头来比拟,历史的展示是长镜头式的,小说则拉近了镜头,集中到了其中两个人物默里和迈纳身上。而电影对这个故事的演绎,类似于一个人性放大器。在这种放大中,历史成了一个壳,只有故事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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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2025年3月10日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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