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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家暴30年，她与母亲组建幸存者联盟

谷雨实验室

2025-03-13 10:01发布于北京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栏目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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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划重点 · 全文约7828字，阅读需23分钟

1.逃离家暴30年的巫昂与母亲林秀莉共同组建幸存者联盟，分享了她早年帮助妈妈逃离家暴的经历。

2.林秀莉在退休后开始认真学习做衣服，与女儿一起共同养老，现在主要生活在云南普洱。

3.巫昂认为50岁对于作家和画家而言是非常黄金的时间，她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画展。

4.她表示，作为一个女性，如果终其一生没有体验过母爱，或者有孩子爱你的感觉，那么这是一种遗憾。

5.巫昂强调，作为一个创作者，应该关注事业，把精力消耗在养育小孩上，而不是成为母亲的附庸。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直播嘉宾 | 杨瑞春 X 巫昂

直播制作·文字整理 | 乔玉晶、焦乐依

编辑 | 唐槭

出品 | 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当我看到巫昂出现在一条很热的短视频里，很惊讶地发现，我认识二十多年、总是在聚会中笑得很大声的这位作家、诗人好友，在分享的是她早年帮助妈妈逃离家暴的父亲的一段往事。

我也认识巫昂的妈妈林秀莉，这是一位身材瘦小、性格温婉的妇产科医生，当我去巫昂家里做客时，她还曾为我们炖过鸡汤。我当时只知道，那年七十多岁的林秀莉在彻底退休后开始认真学习做衣服，巫昂给她买了一个大工作台，她自己买了很多布料，审美远远领先她的同龄人。她们两人在云南普洱开始了母女共同养老的模式，也经常会一起回到北京。而我不知道她们一同经历过那么黑暗的历史，这个家里有一个家暴、而且下手很狠的丈夫和父亲，像个残暴的君王。林秀莉曾两次自杀，两次都是女儿救下了她。林秀莉的美好生活是在53岁选择单身之后开始的，而与女儿一起讲出逃离家暴的丈夫的故事，让她觉得“扬眉吐气”。

巫昂是一位身份多元的文艺创作者，她从不遵循那些看似已经设定好的常规生活轨道，而是自由地创造自己更喜欢的生活。她五十岁，曾经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记者，之后多年从事自由职业，她是作家、诗人、写作老师、播客创作者等等，在这两年又成为职业画家，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次画展。她说：“人生不一定要有意义，有意思就行”。我一直佩服她生命的高能量，她是真正的“勇往直前的人生体验者”。

以下是我在我的视频号《瑞春谈话社》中与巫昂的直播对谈。

小说家、画家，

都可以工作到生命的最后

杨瑞春：我曾经看过《三联生活周刊》上中有一篇写你的文章，当时你说我才50岁，正是事业不断上升的时候，心气还挺盛的。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刘晓庆那句话：70岁是去闯的年纪。你现在日常主要在做什么，如何分配你的精力？

巫昂：我在22年前离开三联。我认为一个写作人需要有充沛的人生经历，因此我进行了很多其他尝试。大约10年以来，我的主业就是写作和教书——经营写作中心，偶尔穿插做一些其他零七碎八的小事情。

从疫情时期2021年秋天开始，我开始画画，现在主要在写作、画画以及偶尔教书。

杨瑞春：对于创作者而言， 50岁正好是人生阅历和经验积累丰富、表达成熟的时期。作为创作者，你如何看待这个阶段？

巫昂：我认为50岁对于作家和画家而言是非常黄金的时间。小说需要经验的累积，还需要尝试各种技法探索自己长线的规划。直到近几年，我才意识到自己写小说有点像进入峡谷后——原本是迷宫，现在知道用什么方法继续前进，包括小说结构、情节推进和人物设计这种基本问题我终于解决了。我大概探索了十几年，才认为我终于写通了，并且特别珍惜写通之后的8年。

我每天都在享受前面痛苦的成果，度过了前面那么痛苦和绝望的时间，我没有道理现在放弃、退休或者不往前走，我认为小说家基本上像画家一样，都可以工作到生命的最后。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是因为自从我进入40岁以后，我认为人生的规划需要以10年20年为单位。例如我可能到了70或者80岁，实际上我认为作家晚一点成功更有利于积攒核心作品。

不是因为我找借口，而是写作与你的心态息息相关。

当你成功或者成为人上人之后，很多人会仰头望你并且非常尊重你，你会丧失一种类似于演员所说的体验感。你丧失的信念和体验对作家这份工作来说是摧毁性的。当你一出门就被人认出来，别人就会帮你开门，我到艺术圈后，我认为非常宝贵的经验是我重新变成了nobody或者小人物。

我刚开始画画，有一次在一个我很喜欢的画廊里与前台小姐姐谈论起来，我表示我关注她们很长时间了，她表示我们只与95后的艺术家合作。

这种东西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许多普通人进入这个行业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处境，我唯有在这样的处境里长期感同身受，才能把写作视角降低到比我现在所处的状况还要低很多的地方，才能写出让人有代入感的作品。

杨瑞春：是的，应该保持对于真正生活的感受能力。

巫昂：我一直存疑一个作家是否要成为偶像或者明星。例如曹雪芹的时代，难道他一出门就有很多粉丝来找他签名吗？

包括老舍先生在解放前的生活就是在胡同里生活。他能够写四世同堂或者骆驼祥子，完全是生活日常带给他的一种馈赠。

杨瑞春：你提到要过一种梭罗式的生活，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梭罗式的生活？

巫昂：梭罗的经历非常有趣，他是一位哲学家的亲弟子。他毕业后在哈佛博士学位上从事稳定的法律工作。他后来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于是去湖边修建了一个15平米的小房子，在那写了《瓦尔登湖》，还在种豆子。

他当时谋生的主要路径是成为一名土地测量员，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一座山的距离、一棵树的高度、一头牛的重量。他的眼睛可以称东西和看重量，使得每年一个季度工作两周左右就可以赚到足以谋生的钱。

他对我的影响在于，我认为即使是当代知识分子也应该过着最纯粹的生活。互联网时代我更想回到这种状态，例如这次我装修画室就取消了一切的智能化的东西，我认为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电器或者电动窗帘，拉一下窗帘也无妨。

我并非保守或者复古，而是认为我们只需要简单朴素的生活。将注意力集中在眼睛以上的脑区工作，培养自己安静的内心和恒定的价值观，避免突然出现风口，便跑到那里，人无法承受这种来回的折腾。

在我多年的自由职业生活中，

我没过过春节、也没有周末

杨瑞春：我对你非常佩服的地方是你是一个能量很高的人。你的能量从哪里来？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办法积蓄自己的能量？

巫昂：我是一个无法处理琐事的人，我并没有很大的能量或者本事去处理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琐事，我能勇敢地承认自己无法完成这些事情。许多人可能因此将时间切得很碎，将能量均摊到形形色色的事情中，我不得不非常无情，甚至不顾一切地将问题从生活中排除掉。

如果有人真的与我一起生活，例如我的母亲，她会发现我每天不同于与朋友在一起会开很多玩笑（的状态），也没有多少情感流露。在不睡觉的时间里，我希望自己专注于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场域很窄，所以可以专注。

杨瑞春：你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无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只有真正做好断舍离才能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我认为这可能是你能够聚焦这个能量的原因。

巫昂：我在这个问题上更多地关注我认识的男性朋友，无论是画画还是写作，（我从他们身上）学习的内容会更多。女生更容易为他人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更在乎家人、朋友或者同事的感受。我发现很多男性朋友并非没有爱或者不温暖，而是在工作状态下完全忘记周边琐碎的事情，会将精力集中在自己需要完成的事情上。

杨瑞春：在我们认识几年之后，你非常快就选择了辞职，选择了一种自由的生活。我们大家看到的很多都是自由职业者的自由，却没有关注到它背后需要极度的自律支撑。

巫昂：我的工作都需要专注度，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尤其是最近想画幅大一点，也就是一米以上的画。完成这样的画需要构思，需要做资料，思考背后的支撑逻辑。这些都非常耗费专注度和脑能，无法分心。

所谓的自律是一种人设或者希望别人看见你的样子，更是无奈的放弃。你知道自己是一个血肉之躯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大的可能性，不能所有事情都要霸住。选择清楚你的领域，深耕就好了。所谓的自律是在有限的身体和精力下，尽可能保持的有限的责任。在我多年的自由职业生活中，我没过过春节、也没有周末，也很少不带着工作旅行，只是找一个咖啡馆去工作。我并不是一个善于享受生活的人。生活的常态不是像法国人一样在沙滩上晒太阳、喝咖啡、找朋友闲聊。虽然别人看起来我是自律的人，但是我知道自己有一个枯燥乏味的日常。

舒适生活需要花费时间，必要寻找合适的环境，要邀约好友。所以你需要花费专门的时间去经营。开始画画之后，我想让我的画室像一个车间一样，让我自己能够很静寂地呆着。我没有很多需要花时间或者花注意力在琐碎细节上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更好hold得住的生活。

杨瑞春：刚毕业的时候，你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担任记者，崭露头角。但是你在那里工作三年左右就辞职了，那时候你没有害怕吗？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中央新闻单位，最后下决心离开时，我不争气地流过眼泪。那时候我还挺年轻的，又是我成长的地方，当时的领导和同事都对我非常好，也很欣赏我，让我非常舍不得。我也要承认我对未知有很多不安，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但你的选择比我更加激烈，我只是更换了另一家媒体，你才真正走到了旷野之中。你那时候没有担心未来有一天生活会陷入窘迫的状态吗？

巫昂：我们都认为纸媒时代是属于时代红利的黄金时代。我离开三联后，仍然有一部分工作以媒体人的形式撰写专栏，包括还给《中国新闻周刊》当组稿编辑等等。有过很多兼职，经常有人邀请我策划。我的脑子动得快，笔头也快。无论电视台要做新栏目、新杂志还是新报纸，她们都邀请我参加策划会，并且按照会议次数支付费用。而且很多朋友们也会给我各种活儿。包括你这样的好朋友，记得你刚去腾讯时，也找我做你们那边的琐碎工作。

我也曾经为许多广告公司写过文案，接手商单并且负责整个case，帮助他们组织相关事务。只要与文字相关的事情，我几乎都做过。因此逐渐摸索出如何尽快赚取自己需要的钱。这么多年我学会了火速地完成很多细碎的小工作，用于养活自己，使得有大块的时间能够待在书桌前。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再惨也不会比当年更糟糕

杨瑞春：去年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你回忆带领妈妈和弟弟逃离家暴父亲的故事，我在心里首先是赞叹，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大女主朋友巫昂。你就像一个女侠一样非常了不起。你是否愿意简单讲述之前你和母亲的故事？

巫昂：我妈妈今年80岁。我父母的婚姻非常典型的是当年我母亲为了家庭成分的问题做出妥协，要找8代或者9代贫农家庭。我父亲是我们老家海边渔村里的孩子。所以我母亲做婚姻选择时肯定是（想为）家庭成分洗白，这是她当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我父亲家暴的问题，从他们在一起开始持续了二十几年，直到离婚时我母亲已经53岁。那时我妈妈是妇产科医生，我在研究生二年级时，与我的小姨、弟弟、妈妈四人开会策划了她离家出走的事情。妈妈悄悄地将一些必须使用的行李尽量精简地放置，提前收拾好，放在一个巨大的木箱子里面，不让我父亲知道。有一天中午我父亲吃完饭回去上班之后，我们邀请了我母亲单位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将所有东西连同我们三个人一起带到妇产科的产房隔壁的一个非常小的医生值班室。当天晚上我与我母亲挤在一张1米2的小床，弟弟睡在另外一张小床上。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追到这个地方，带来了我母亲当时落在原来家的阳台上晒干的内衣和一个陶瓷缸——他煮了粥要给我们喝，并且在门口敲门喊话。我永远会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也不敢吭声，瑟瑟发抖，整个历程真的像逃离生天一样。

当时，我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我弟弟在复旦读本科，我们还要回到学校。因此我妈妈在她们正式离婚分居两年期间才是真正恐惧的承受者，心惊胆战。我父亲经常骚扰她，诸如在深夜两三点给她打电话，发出鬼一样的叫声恐吓她。有时候会过来拿着钢铁做的U型锁打门，她无时无刻笼罩在恐惧中。后来我鼓励我妈妈到厦门工作，因为她有返聘的机会，所以她退休之后是一个厦漂，在厦门工作15年，在妇幼保健院看专家门诊。

她为自己的勇敢选择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她才是大女主。我认为她的勇敢使得她55岁以后的人生到现在80岁，25年，她过了一段非常自主、开心的时间。

©一条

杨瑞春：我能感受到她现在整体上呈现出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都是在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她是配得的。我对你在三联的那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有两次想要自杀，一次是上吊，另一次是跳楼，都是在家暴发生之后。你当时用自己的努力、孩子的哭喊把她救下来。在你研究生阶段，你真正以一个成年人的能力帮助她逃脱。你是你妈妈的拯救者，你也是家庭的拯救者。这个角色是否给你从此带来了内心很大的改变，成为你勇气强化在内心的一种来源？

巫昂：两次非常严重的自杀情况发生时，第一次我只有5岁，身高没有板凳高。那种强有力的刺激使得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可以在脑海中随时调出来。

第二次是11岁，我是一只手抱着我母亲的腿和栏杆。当时我用本能和力气抓紧看起来很微碎的栏杆，也得亏我母亲个头本身很小，她也很瘦小，我才有办法两只手锁死栏杆。

这是勇气、无奈还是本能，我无论5岁还是11岁都无法分辨。我不觉得自己勇敢，只知道只能这样做。

后来，我母亲会征求我的意见，我非常坚决地告诉她一定要离开他。我当时告诉她情况非常严重，如果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今天（注：2月28日）余华英被枪决，我认为应该有下一个家暴的人应该受到类似的惩罚，使这种惩罚变成常识，使更多女性幸免于难。我们经历过的人，其实不愿意反复咀嚼，我们需要直面过去的恐惧。

杨瑞春：在你父亲的故事里，虽然你讲不清楚到底是勇气还是无奈，但是事实上你真的保护了自己的母亲。我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讲出你的故事。实际上很多人不愿意提及这种家庭的伤痛。

巫昂：我母亲非常支持我这样做。当时三联的副主编曾焱约稿时，我征求了我母亲的意见，说三联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希望我把故事讲出来。我问她你愿不愿意。

她表示没问题，我询问她是否担心那个人来找麻烦。

我们两个都有类似的顾忌。直到《新周刊》选我们为年度人物，举办了颁奖仪式，我和我的母亲去领奖。那天晚上她私下告诉我，拿着奖杯从台子上下来之后，她觉得扬眉吐气。

事实上，在整个离婚的进程很少有人站在我妈妈这一边，只有我和我弟无条件地、永远维护我妈。而且我母系的很多亲戚在她们离婚多年之后，始终与我父亲保持了良好的互动，甚至经常会传递一些消息。我非常愤怒，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支持（我父亲）。

我与父亲有十几年的绝交状态，我比我弟的性格更狠，而这种狠是我父亲遗传给我的。我非常高兴的是他遗传给我一个可以对抗他乖戾、无情或者残暴的基因，让我在十几年没有与他有任何联系的时候内心一点都不感到愧疚。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一无所有，贫困潦倒。只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年轻人和一个即将退休的医生，我们没有房产和任何财产。我们三个曾经一度一无所有，地球上没有一块属于我们的土地和一寸属于我们的财产。

但是我们度过了那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再惨也不会比当年更糟糕。

作为读书人的尊严让我们不愿意讲太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不重要）。

我认为还是需要有惩罚机制来对待这些人。我曾经和我父亲说过最狠的话，我说你是一个应该坐牢的人，你还能够安享晚年，要感谢法律不够完善，如果法律完善了，你可能下半生就是在监狱里度过。我要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我要让他非常清醒的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知道这一点。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有这样的勇气去对抗他，使得他不管活到几岁，心里都有阴影。

一直坚持到今天，我实现了当时劝我母亲离婚时所有的承诺。我给她安定的家，非常好的环境，天气很好的小城市。

今天我们三个人，还有我弟妹，一起努力，把生活过得很好。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堡垒，我们能够获得新生，能够获得下半生安逸快乐的生活。

最近大S去世了，我也哭了很多次。我认为我的性格与她相似，她撑起了一个单亲妈妈和三个女儿的家庭。她带妹妹出去江湖从事演艺工作，与王伟忠谈合同和条件，这与我在成长中扮演的角色相似。

她是中国台湾人，我是闽南人。我们在文化和伦理认知方面都很相近，这种氛围对女人的要求也很相近。我非常难过的是，她终于熬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候，身体没有过这一关，如果她能活到晚年，应该会过得很开心。

现在家庭是我的堡垒

杨瑞春：芒格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很多启发。他强调一定要摆脱受害者的心态，一定要拥有幸存者的心态。我认为你现在和妈妈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幸存者联盟。

巫昂：我们没有受害者的心态，目前我们生活得比敌对的一方更好。这种好并非出于自尊心，而是我和我的母亲、弟弟、弟妹和侄子在家庭中非常有爱。

©一条

对我们而言，金钱、功名利禄和家务事比起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道坎都微不足道，因此我们会非常珍惜彼此的关系。

我参与努力建立新家后，得到弟弟、妈妈、弟妹和侄子的托举。我认为这种概念并非受害者能囊括的范围，甚至比幸存者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在此基础上理解了爱的重要性。

多年来，每当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迅速组成战队一起解决问题，从未出现过互相抱怨、生气或者吵架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上天给予我们家的一种很好的金刚罩，一个礼物。

杨瑞春：我对此有所感触。平时你与弟弟、妈妈的交往，尤其是你和弟弟的关系，在成年的兄弟姐妹之间那么亲密和互助实际上比较少见。

巫昂：我在画室新购置了一台电脑。我弟弟不知道和我通了多少次视频，远程指点我。因为我是文科生，没有处理理工问题的能力。我弟弟经常需要远程帮助我处理所有我不擅长的事情，他说他是我的“擦屁股专员”。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更像我的父亲。现在他需要像对女儿一样的宽容和耐心，比对他儿子还要耐心。有时候我实在太笨了。

杨瑞春：阿姨的状态也非常有趣。我了解到她退休之后开始学习制作衣服。我记得参加你的画展时你非常得意地表示这是我母亲制作的衣服。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又实现了彼此的照顾和重新养育。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谁照顾谁更多？

巫昂：她肯定照顾我更多。

我经常反思母爱是一种什么东西？母爱是一切都以孩子的需求为先，她有母亲的本能，随时可能被激发。如果我夜里咳嗽，她第二天一大早就会冲鸡蛋和开水，放一点冰糖，我还在床上没起来，就喝这个东西。同样的事情我不会为她做，因为我没有女儿的爱的本能。母亲的爱是一种无法抑制的东西，她对你的爱、关心和巨细无遗地为你操持很多生活细节的事情。有时候我会认为我做得没有她好或者天生缺乏她的周全感。

我母亲现在把做衣服当成了她的事业在经营。虽然这个事业并非服装品牌，但是她现在所做的衣服供给了我弟妹、侄子，甚至也给弟妹的父亲做一些。弟妹的父亲与他们一家生活在一起。

我弟妹参加学术会议的旗袍和大衣、我弟的西服、白领和正规商务衬衫都是我妈做的，而且她会专门寻找高级布制作。昨天夜里我下班回家后，她表示最近在制作一套oversize西服，今年我想试试新风格。

我认为我们是一种非常新型的母女关系和家庭相处模式。我的作用主要是解放她的母职，她不用为我做太多事情，可以去外面吃。有一天可能天气不太好，她只想睡觉和做衣服。我说没问题，今天一整天你不用管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因此我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彼此认同、彼此的工作和爱好是更重要的事情，高于我们必须互相牵绊和照顾的事情。

当你谈论一个人不婚的选择，

实际上是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

杨瑞春：原生家庭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对你的爱情观和人生观产生了影响？

巫昂：我认为这恰好帮助我观察婚姻与女性的关系。我最深刻的体验是我母亲当年在婚姻中的角色。

我的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基本上三班倒，有正班和副班轮流工作。甚至因为医患关系有一段时间都非常紧张，经常有人来闹事。她当时的基本状态是一沾到枕头就立刻入睡，非常困乏和疲惫。

她已经在社会上承担了非常重体力和脑力以及非常多的沟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要回到家担当一个相当于全职家庭主妇的工作，两份全职工作使得她中间休息的几个小时都是用手指头计算。

我在思考，她作为一个医生是这样的状态，难道我作为一个女作家能逃得了家务的惩罚吗？

在我30岁左右，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要写作，我能否与婚姻和家庭的关系离远一点？当你谈论一个人不婚的选择，实际上是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

我曾阅读南非作家库切的一部小说，他描写了一位女作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她为了写作经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时候孩子还小，五六岁七八岁的样子，在门口哭闹就捶着门。我在考虑是否要面临这样类似的处境，能否坚持不开门的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对爱情丧失信心之类的可以概括的，而是一种理智和理性。

在文学艺术领域，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成为一线作家，持续不断地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你怎么可能兼顾家庭，照顾好孩子、料理家庭家务，同时好好写作，这高估了自己的能耐。

我是一个善于承认自己不足的人。在那些问题中，职场的人际关系是我的大短板，处理家务事是我的大短板，维系家庭运作包括生孩子这件事是我根本没有勇气打开的盲盒。而且我做的选择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后悔的。

有人说，作为一个女性，如果终其一生没有体验过母爱，或者有孩子爱你的感觉，那么这是一种遗憾。我还没有当过美国总统，这是不是一种遗憾？你要找遗憾的话，你可以有非常多的遗憾。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就是愿赌服输，你选择了就坚强地承认和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就完了。

这并非关乎你会不会建立亲密关系，而是在你人生中精力和体力最好的几年应该是你关注事业的那几年，我选择不把精力消耗在养育小孩上。

我前段时间在播客编辑部开选题会时提到，当我们作为创作者崛起时，为何永远有作为女人的图层，无法摆脱。即便你绝经或者像我妈妈年纪这么大，她仍然有母职的需求，作为女人应该如何的需求。我可能在给自己一个实验，我要把女人这个图层去掉，我也不是要做男人。性别这个事情不见得是我作为人的必须附带的，永远携带一个标签或者一个双肩包，永远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着一块大石头。（来源：腾讯新闻）

◦ 文中图片由巫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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