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推动国内认知战理论研究走向深水区的几点思考

美国提出认知战概念以来，引起国内军内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军内在认知战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了“西化、泛化、浮化”等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实用性。这些现象不仅削弱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也阻碍了认知战理论研究在中国本土的深化发展。 

一、现象归纳  

（一） 西化现象

许多研究在理论框架的构建和议题的选择上，跟在西方认知战理论后面亦步亦趋。 一是理论框架照抄西方。美西方使用的认知战、认知域作战、信息操控等术语，甚至连北约小册子里的房屋结构概念，国内部分研究者都悉数“拿来”，行动过程照抄美国的OODA，一些关于认知过程的研究甚至直接套用西方的信息加工理论、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等，却不充分考虑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下人类认知的差异，忘记了教员1936年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早就把侦察判断决策等问题讲透了。 二是议题设置跟风。炒西方关注的热点，比如算法战、信息操控战、虚假信息战、深度伪造、机器人农场等；行动上重攻轻防，忘记了这是美国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和价值观出发提出的，他们以山巅之国自居，处于攻势地位，习惯于搞“价值观渗透”，以“民主对抗威权”，是攻击我们的，我们至少应攻防兼备才行。诸如此类的研究，少有本土性，缺乏中国特色场景，有人称之为“学术议题殖民化”。

 （二）泛化现象

主要体现在概念和理论的边界被不合理地扩大，理论研究缺乏精准性和深度。一是研究边界模糊。认知战内涵外延尚未厘清，有的简单地将认知战解释为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加人工智能技术，有的理不清认知战与信息战、影响行动、心理战、媒体战、法律战的界限，区分不了认知战与网络空间作战、电子战等交叉的地方，说不清认知战与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等重叠的部分，只能简单化处理，将之泛化为“认知战”。 更有甚的是，有的研究将“威慑”归于认知战理论范畴，无视两者在实现路径上的根本差异，须知，威慑依靠的是实力、意图和使对手知悉的三要素，三者缺一不可；而认知战重在欺骗与伪装，以假乱真。 二是认知战理论的应用也存在泛化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试图用认知论的理论来解释和构建智能系统的认知模型，但由于认知战理论主要关注人类的认知过程，与机器的智能实现原理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应用往往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比如，当前医学上用的机脑结合的康复性机器人，就不应归于认知战范畴；国与国之间的民众往来属于公共外交，通常的舆论宣传和网上舆情，都不属于这一范畴。泛化的结果使得认知战理论的研究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

 （三）浮化现象

主要表现为研究聚焦于表面现象，满足于做表面的探讨，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导致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一是过度强调技术。人、武器、人和武器的结合是打仗的三件套。积极有效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产生超乎寻常的作用，我党我军由小到大、由大到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认知战理论研究中，有的陷入西方“技术制胜论”窠臼，过度强调大数据舆情监测等量化工具，忽视中外历史案例挖掘，特别是对我党我军的优秀战例缺乏了解，导致结论片面化。 实际上，在西方的战争史中，也极少有单纯通过使用武器或展示装备就能使对手放下武装举手投降的例子。 二是研究急功近利：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实践，提倡研究工作者“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鼓励离经不叛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有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片面追求“创新标签”，急于出成绩，如过度强调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却忽视实际应用场景，不研究认知战中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作用机理的复杂性，盲目跟风热点，不做实兵实操演习验证，经不起用户的验收，导致“实验室武器”与实战脱节。

二、深层原因分析 

 （一） 西化的根本原因

一是自主创新不够。西方在认知战研究领域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率先引入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认知战理论的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细化。在研究成果方面，西方产生了众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认知战理论和模型，美国北约出台了认知战政策文件。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相比之下，我国在认知战理论研究方面起步较晚，理论积累相对较少。部分研究单位，包括一些公众号，主要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理论为主，缺乏自主的理论创新。在研究体系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中外结合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框架体系。研究队伍相对分散，军地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规划和合作机制，导致本土研究的影响力有限。 二是国内学术评价体系限制。全球大部分学术数据由美西方掌握，一流大学和智库美西方占优，国际期刊发表和学科评估依赖西方标准。在面对西方先进的认知战理论研究成果时，国内一些学者自然地将目光转向西方，从而在研究中过度借鉴西方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忽视了对本土文化和认知特点的研究，没有耐心和毅力进行中外结合的扎实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土认知战理论研究的发展，使得我国认知战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

泛化的根本原因一是跨学科协同不足。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的认知战，涉及军事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等诸领域，是典型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融合的研究，各学科作用机理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类同，各有各的长处，但认知战理论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并无明确的规范和标准。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存在差异，在融合过程中主辅难分，各学科各唱各的调，泛化现象由此产生。概念不清，使力量建设、行动组织和领导指挥等困难重重。 二是定义混乱。认知战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认知、知识、思维等，虽然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目前学界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存在差异。认知心理学中对认知的定义主要侧重于信息加工的过程，而哲学领域中对认知的理解则更关注知识的来源和本质。这种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使得在研究和应用中，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较为随意，容易将一些与认知仅有表面关联的现象纳入认知论的研究范畴，从而导致认知论的研究范围被不合理地扩大，出现泛化现象。

浮化的根本原因一是研究方法不当。在认知战理论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过度依赖传统的、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专家座谈、文献综述等，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改进。问卷调查虽然能够快速收集大量的数据，但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往往受到被调查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深入揭示认知现象的本质。单纯的文献综述只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归纳，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无法为认知战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证据和观点。研究方法的不当，使得研究难以深入挖掘认知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和创新性，导致浮化现象的出现。二是研究态度浮躁。受各种考核和晋升要求影响，部分研究者在认知战理论研究中想走捷径，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研究认知战理论的核心问题，而是追求短期的研究成果和表面的学术成就。在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不注重对研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不思考问题的根本症结，仅凭主观臆断得出结论；或者在研究遇到困难时，轻易放弃，转而选择其他看似容易的研究方向。这种浮躁的研究态度，使得认知战理论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研究成果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和可靠性。

三、应对思考   

充分发挥理论的解释性、预测性、指导性等功能作用，凝聚共识，推动认知战理论研究迈向深水区。 

 （一）加强本土化理论建设

一是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认知战思想和战例，吸纳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认知战理论体系。中国有大量的认知战理论和实践，如 《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攻心为上”、 “兵以诈立”、 “兵者诡道”“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三国诸葛亮是认知战的大师，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无不闪耀着智胜对手的光芒，七擒七纵孟获更是认知战的经典。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创造了许多认知战战例：比如红军长征中乌江战役时曾希圣一纸电报误导敌军使红军绝处逢生、和平解放北平等光辉战例。组织力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现代诠释，为构建本土认知论理论体系提供支撑。同时，学习借鉴国外认知战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将本土文化中的认知思想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论理论框架。二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培养研究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引导他们对西方认知战理论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让研究者学会从多个角度审视西方理论，辨别其精华与糟粕。鼓励研究者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结合本土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发展，避免盲目跟从。例如，在学习西方认知战理论时，引导研究者关注认知战的核心本质，思考该理论在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改进建议，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二）加强精细化理论研究与跨学科组织

一是厘清并界定认知战的内涵外延。组织开展关于认知战理论核心概念的研讨活动，通过深入的交流和辩论，收敛界面，力求达成对认知、知识、思维等关键概念的相对统一的定义和理解。制定相关的学术规范和标准，明确这些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研究情境中的使用范围和条件，避免概念的随意解读和滥用。二是建立跨学科融合规范。制定跨学科研究的指导原则和操作规范，明确认知战理论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边界和方法。建立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合作机制，促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及时化解在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冲突和逻辑混乱。例如，在认知神经科学与认知论的融合研究中，明确规定如何运用神经科学的实验数据来验证和丰富认知论的理论，以及如何从认知论的角度对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确保跨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创新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

一是创新研究方法。鼓励科学研究要追求真理，反对因循守旧。与时俱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研究手段，如大数据分析、脑成像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开展认知战理论研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究认知现象，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二是完善学术评价体系。调动军地力量资源，倡导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和浮躁之风。建立多元化、综合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关注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期刊的级别，更注重研究成果的质量、创新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引导研究者注重研究的质量和深度，推动认知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毛主席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阐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