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航空工业与西欧三国谈判的主要合作项目
在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结束出访回国之际，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以此为开端，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1979 年 1 月 18 日，吕东、段子俊向邓小平和王震汇报了对西欧三国航空工业的考察情况和希望引进的项目。邓小平指出，目前引进技术关键的问题是要抢时间，而且要全面系统地引进。邓小平特别提到:“武钢一米七轧机就是例子嘛! 说这个中国也能搞，那个也能搞，不买，结果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最后还得向外国买。”1979 年 2 月，邓小平、王震等批示同意了《航空工业代表团访问西欧三国情况汇报》。三机部和有关部门立即着手对西欧三国的技术引进工作。
英国是军用航空技术合作的重点对象。在访问期间，代表团已与有关公司初步商谈引进英国 的电子火控设备，以改装歼 7、歼 8 飞机。1979 年，中国成立了由总参、国防工办、三机部、四机部以及空军海军组成的歼 7、歼 8 改装领导小组，由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和空军副司令曹里怀任正、副组长，中央由王震直接抓。中英双方前后进行了 10 轮谈判，历时 16 个月。王震感到歼 7 引进改装的谈判进行太慢，发了脾气。1980 年 6 月底，中航技公司与英国马可尼、史密斯、费伦提(梯)3 家公司签订了购买机载雷达、平视仪等7项电子设备及其部分生产许可证，用于改装歼 7 飞机的合同。合同总价 3700 万英镑。1980 年 7 月 31 日，中国政府批准上述合同。9 月 1 日，合同正式开始执行。但就在此时，因国民经济调整，12 月 23 日，张爱萍副总理(接替王震出任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召开会议，决定撤销歼 7 引进改装项目合同。为避免损失，在陈少中副部长和 132 厂总工程师屠基达等争取之下，上级同意将引进的电子设备先装在出口型歼 7M上。通过艰苦努力，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完成了 2 亿多美金的出口合同。歼 7M 飞机很快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机种之一，博得用户好评。在王震支持下，空军曾希望引进“鹞”式飞机。军委科装办为王震同英国谈引进 “鹞”式飞机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并开会研究了飞机的引进问题。聂荣臻认为:“少买几架是可以的。但军工产品必须设法买他的专利，立足于自己制造，不能受制于人。希望谈判时注意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引进“鹞”式飞机的计划。
中法两国在航空领域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是引进“海豚”直升机生产制造技术。由于法方态度积极，中法关于引进法国“海豚”365N 型直升机的谈判比较顺利。1980 年 10 月 10 日，中法两国政府批准了相关协议。“海豚”直升机(中国称直9)的引进，使中国在直升机制造技术上实现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水平向 80 年代水平的质的飞跃。 “幻影”2000 一直是空军和三机部重点关注并希望引进的先进战机。法方也非常希望向中国出口“幻影”2000 飞机。1981 年，法国达索公司向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专门举办了“幻影”2000 推介会。推介会后，中国空军向法方提出要求考察达索公司和“幻影”2000 战斗机，并要求试飞该机，以体验其使用性能，法方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同意。1982 年 6 月，空军副参谋长姚峻率领代表团到法国对“幻影”2000 进行详细考察，代表团成员由空军和航空工业等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空军特级飞行员葛文墉和蒋德秋对“幻影”2000 进行了多架次试飞。葛文墉对该机的性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回国后他坦率地向中国的资深飞机设计师表示:我们的飞机差得实在太远，除非“幻影”2000 飞行员犯了错误，否则我们的飞机没法把它打下来。1982 年 8 月 6 日和 21 日，三机部和空军分别向军委科装办汇报了考察“幻影”2000 飞机的情况。空军根据在法国的考察情况，向中央军委上报了采购“幻影”2000 飞机的报告。空军希望购买“幻影”2000，尽快改善空军主战装备落后的局面。1982 年 9 月 3 日至 13 日，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叶正大组织了军方、三机部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对是否引进“幻影”2000进行论证。会上提出了4种引进方案。决定性的意见认为:飞机性能确实很好，但部队要使用，就要有地面设备，还有配套、维护问题，一共要花200—300 亿元人民币，于是国防科工委以经费难以支持、法方又不提供技术为由，给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不同意引进“幻影”2000。引进“幻影”2000 的努力就此终止。
1979 年 2 月，联邦德国 MBB 公司董事长马特隆访问中国，段子俊与他进行了会谈;同年 7 月 段子俊又率团赴联邦德国 MBB 公司考察和谈判，探讨合作研制歼击轰炸机的问题。王震特意叮嘱段子俊:“我们与西欧比，在技术水平上应当承认差一段。我们要请德国人来合作。你们这次去西德考察的人，与德国谈合作，思想要打开一点，要争口气，突破禁区，多出主张，与其它行业引进作些比较。思想要解放，搞现代化一点也不能对付，土洋结合只能在农村。”尽管中德双方都有良好的合作意愿，但共同研制歼击轰炸机的谈判却没有成功。德方要价 21 亿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是世界上研制新型飞机的基本水平，不算高。但当时中国一年全部科研经费不过几十亿元。王震听完汇报后表示:“别的还可以讨论，就这一条我也爱莫能助，国家哪有这么多钱。”虽然中德联合研制歼击轰炸机的计划搁浅，但“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在与 MBB 公司的谈判过程中，了解了飞机设计的美式技术规范，深感中国长期遵循的苏式技术规范的落后，遂力排众议，毅然采用美式技术规范 MIL － A － 8860 系列作为“飞豹”飞机的主要设计规范，从此中国新机研制走上新的路径。此后，在 MBB 公司提议下，中德双方决定联合研制 70 座级的喷气式支线客机 MPC － 75 飞机。该项目是中国航空工业与外国制造公司从可行性研究开始，进行飞机制造全过程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终MPC － 75 项目中途夭折。
结 论
第一，与西欧三国的航空技术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引进国外生产技术的项目不少，但有的项目从酝酿阶段开始就出现分歧和争论，甚至在引进后还在争论，比较典型的像“斯贝”发动机。1983 年初，在航空部企业领导干部会议大会上，主管国防工业的领导在讲话中对“斯贝”发动机、马可尼公司的航电以及“海豚”直升机这三大引进项目提出了强烈批评。从后来这几个项目的执行效果看，这些引进项目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取得了成功。“斯贝” 发动机作为“飞豹”歼击轰炸机的配装发动机，对“飞豹”的研制成功并批量装备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斯贝”引进决策在执行中的主要失误在于发动机的使用问题没有解决好，影响了这一引进项目的技术经济效益的充分发挥。歼7M 型飞机则成为中国军机出口的支柱，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海豚”直升机的引进，使中国直升机研制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直9直升机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并发展出多个系列，包括中国第一代武装直升机。直9还出口到 11 个国家。实践证明，与西欧三国的合作大大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 为中航工业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正确处理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发展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央军委于对近期内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针作出决定，重申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和常规武器装备应首先发展陆军武器装备的原则。明确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必要时引进部分先进技术的方针。国防工业的领导也提出了对外合作应遵循的原则。聂荣臻指示:“买外国的武器装备，不要只买实物，一定要注意买专利，为自行设计制造服务。”张爱萍多次表示:“我们现在的基础是很不错的”“有些东西可以自己搞，就下决心搞，不要出去买”，“引进技术是为了改进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装备，但没有很好地执行，总是想要人家的新东西，另起炉灶，向国外订这个项目，订那个项目，而对我们的东西改进不大。”他批评道，一些国防项目“自己搞的过急了，和外国人搞得东西也过急了”。中航工业在与西欧三国的航空技术合作中，较好地解决了自主研制与引进先进技术的辩证关系，积极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均有所创新和发展。歼 7 系列出口飞机的发展和直 9 直升机的迭代升级，就是最好的例子。购买许可证生产这种引进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给空军提供急需的先进的战斗机，但遭到了普遍的反对，认为违背了自力更生的原则。这个问题应全面客观地分析。在引进“幻影”2000 的计划被否决10年之后，对于是否引进苏27生产线，在军队和航空工业内部再次展开了争论。反对的原因是苏27引进的是生产许可证，主要是制造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引进设备、生产线为主。设计资料一概不卖。航空工业部门反对购买的意见很强烈，一度造成了中央不能马上下决心决策。事实证明，国防工业部门如果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贻误时机，对国家安全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空工业引进项目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中国与西欧三国的航空合作的规模仍比较有限。第一个原因是资金短缺，在国家总体贫困的情况下，中国航空工业引进项目的规模必然大大受限。当时的西欧发达国家，剩余资金很多，为推动对华项目合作，愿意提供相对优惠的融资条件。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技术引进的步伐不可能太大。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军方认为:“当今世界上的先进技术，还是苏联与美国掌控。”在中美建交，两国军队的关系日益改善，安全合作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开展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成为军方的优先选择，例如歼8飞机的改装。这样，在相近的条件下，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自然被排在第二选项。第三个原因是，与美国军工企业广为联系的以色列国防公司积极参与对中国出口先进的军事技术，与西欧三国的航空企业形成了竞争。中国军方认为，“要寻找机会，打通苏美的关系。一个方面不行，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做工作。”以色列的有关公司，由于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条件，积极充当了这个角色。自 1979 年起，埃森贝格集团就频繁访问中国，与中国军方就“对外合作工程”展开会谈。1979 年 9 月，邓小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与埃森贝格集团谈判引进装备技术问 题。会议同意了通信系统、雷达系统、飞机自卫系统、电子系统项目等大项目的引进。此后“对外合作工程”(即“三七”工程)不断扩展，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军事技术方面一次系统性技术引进，也是最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对外合作项目。与美国军事技术颇有渊源的以色列国防公司还积极向中国空军出口新型空空导弹等武器技术，并愿意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参与中国第三代战斗机的研制。由于以色列等国的公司开出了更好的条件，并得到中国军方的青睐，西欧国家的有关产品和公司在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空工业引进项目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所谓天时，指有利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和政策措施;所谓地利，是西方发达国家和航空企业都清楚，中国的航空市场潜力巨大，争相进入并拓展这个市场。所谓人和，主要是从中央领导到航空工业干部群众，对中国航空工业水平落后的面貌认识一致，并迫切要求改变状况。在吕东率领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之后，中国航空工业对外合作打开了局面。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使中国航空工业在许多领域收到了博采众长、提高起点、推陈出新、加快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