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甲午战争的八年前，北洋海军就和日本人干上了。
1886年8月，北洋海军在朝鲜东海岸海面结束军事演习后，派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舰前往日本长崎检修。这是中国近代海军首次访问日本，也是清朝对日本有意的震慑。
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开启于同一时期，又不约而同地建设海军。一个是日落黄昏的大清帝国，一个是日渐崛起的东洋小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双方围绕着朝鲜半岛屡生龃龉。正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长期博弈之中，北洋海军打着访问的旗号，到达长崎港口。
两国剑拔弩张的情绪，早已在民间蔓延。8月13日夜，北洋海军的水兵登岸寻乐子，却在妓馆和日本人发生争执，中国水兵和日本巡警、市民打在一起，演变成大规模械斗，造成多人死伤。北洋海军将士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提议对日开火。
长崎事件发生后，中日迅速展开交涉，避免事情进一步扩大。李鸿章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也章五郎，在两次会面中，一向圆滑的李鸿章采取了先硬后软的态度，他先是愤怒地指责日本巡警无理阻挠清朝水兵，造成这一惨剧，后又温和了几分，将此事比作小孩打架，希望清朝和日本可以妥善地解决问题。次年，中日达成协议，以各自收受抚恤金和解了事。
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的一个插曲，暴露了诸多问题，比如清军的纪律涣散、日本的嚣张气焰、清朝的一味妥协。关于长崎事件，还有一件轶事，据说日本人在与清兵斗殴时，趁机窃取了清军的密码本。
风浪越大，危机越近。
当清朝风风火火地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时，日本也在“黑船事件”后的冲击中走向了明治维新。日本倒幕势力通过武力手段，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君主立宪的近代天皇制，紧接着开始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
有别于晚清洋务运动中自强、求富的主张，明治维新更为清晰地将改革的目标划分为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其中，晚清洋务派的“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都是以军事为主。
▲黑船事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涂黑漆的军舰抵达日本，以武力要求日本签约“开国”。图源：网络
这两个运动看似孪生兄弟，实则大不相同。洋务运动始终坚持着一个原则，叫做“中体西用”，其军事改革鲜有触及制度，更多关注于技术，仅仅局限于武器装备的升级。日本明治维新却提出一个“和魂洋才”的口号，意思是保留日本原有的民族精神（比如后来异化为军国主义的武士道），并不断吸纳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先进之处，改革日本的技术、制度和政策等。
这也难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见过中国和日本的大使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与日本的这场竞争，将以日本取胜告终。俾斯麦的理由是，日本的使者到欧洲后，纷纷讨论政治、研究学术，想要带着一身本领回国改革，而中国的使者，除了少数有先见之明外，其余都浑浑噩噩，不懂世界潮流。
在军事上，日本引进武器装备、军事教育外，还改革了兵役制度，取消封建武士的专属权利，确立全国统一的国民义务兵役制；改革了领导体制，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颁布指挥条例；改革了编制体制，将全国规划为东京、大阪、镇西、东北等军区，军区下有步、骑、炮、工兵和辎重等兵种，以团（联队）为基本作战单位。
在海军建设方面，晚清洋务运动建立的三大海军（福建、南洋、北洋）一度领先于日本，北洋海军甚至被评为亚洲第一。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晚清海军建设似乎从一开始就畏畏缩缩。
1874年，中日交锋的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朝将海军建设视为当务之急。李鸿章在《上奏筹议海防折》中提到：“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仔细琢磨这段话会发现，李鸿章强调海军的作用是“自守”，也就是别人打上门来，咱们有支近代海军可以进行防御，避免挨揍。
相比之下，明治天皇在诏书里直言不讳地写道，他们要“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带有明确的侵略性。因此，当北洋海军的建设出现停滞，日本人立马奋起直追，赶在甲午战争前建成了不亚于清朝的海军力量。
野心勃勃的日本在推动改革的同时，还营造了对外扩张的国内舆论，将这股军国主义的思想注入国民意识之中。
日本人很推崇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尊称其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但福泽谕吉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邪说，宣扬侵华主张，他认为，日本已经从亚洲的落后地位中脱颖而出，可以“移至西欧文明”，像西方列强一样侵略、瓜分东亚邻国，“对待‘支 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于是，走上强国之路的日本，最终步入一条军事侵略的歪路，并将矛头对准了邻国朝鲜，“征韩论”甚嚣尘上。中日大战，将在朝鲜揭开序幕。
▲福泽谕吉。图源：网络
朝鲜，作为中华宗藩体系下的藩属国，长期处于中国的荫蔽之下，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更是显得茫然无措。毕竟，连清朝这个当“家长”的都吃了几回瘪，留给朝鲜的机会就更不多了。法、美等西方国家先后用坚船利炮相威胁，要求朝鲜放开国门，清朝总理衙门自知无力保护朝鲜，也劝说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弱国无外交，诚如斯言。
1876年，逐渐崛起的日本要来分一杯羹，派遣一支海军前往朝鲜，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拥有和日本平等之权，并要求互派使节，朝鲜开放通商口岸，日本人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几条内容，清朝可太熟悉了，虽是日朝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本质上是啪啪地打大清的脸，这不就说明，清朝这个宗主国已经徒有虚名。此后数年，英、法、德等国也和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瓜分在朝利益。
面对列强的强取豪夺，朝鲜内部陷入了动荡。
年轻的朝鲜国王李熙（即朝鲜高宗，1864年-1907年在位），即位后一度依靠“大院君”李昰应维持统治。“大院君”是朝鲜的一个爵位，位高权重，李昰应先后三次执掌朝鲜国政，在朝鲜近代史中多次扮演关键角色，很多史书便直接以“大院君”称呼他。另外，大院君李昰应也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父子俩本是朝鲜王室的旁支，正好赶上朝鲜外戚安东金氏倒台的政治风波，才被推上前台，儿子继承王位，由生父辅政。
李熙的王妃闵兹映出身朝鲜大族，也是个颇有政治手腕的人物。她见日本与朝鲜签约，便极力主张引入日本势力，还雇佣了一些日本军官来朝训练军队。闵妃名义上是借助日本进行改革，实为培植亲信，对抗大院君势力。
李熙夹在生父和爱妃之间，里外不是人。这场宫廷权斗，最终成为中日在朝冲突的导火索。
▲朝鲜国王李熙。图源：网络
1882年，大院君李昰应针对闵妃和朝鲜亲日派（即所谓“开化党”），发动了“壬午兵变”。前面说到，闵妃找了日本人来进行军事改革，这就导致原先的一些朝鲜军人被迫下岗。大院君便煽动军心，鼓动没有领到军饷的朝鲜官兵起义，去打亲日派，杀了七名日本军官，一把火烧了日本使馆，吓得日本公使一溜烟跑回国。闵妃集团的大量官员也被起义士兵杀死，闵妃打扮成宫女逃出宫才躲过一劫。
大院君想利用兵变执掌大权，却忽视了两双遮盖在朝鲜上空的巨手。中国本就是朝鲜的“老大哥”，时刻关注着朝鲜的风吹草动，而日本一直盯着“大哥”的宝座，还想着在朝鲜窃取更多利益。
“壬午兵变”一发生，中日都对朝鲜展开了行动。
大院君没能如愿以偿坐稳摄政之位，反而引狼入室，还让一个中国青年登上了晋升之路，他就是，年仅24岁的袁世凯。
袁世凯年纪轻轻便遭受了科举制的毒打，他曾在河南多次参加乡试，却都名落孙山。
这对于这个生于仕宦人家的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袁世凯的家族，属于晚清崛起的汉人官宦世家。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曾与曾国藩、李鸿章同朝为官，参与了平定太平军、捻军的战争。李鸿章在淮南带兵时，袁甲三在淮北，二人惺惺相惜，李鸿章写信尊称袁甲三为“年伯大人”，并称赞他带兵驾轻就熟、屡克坚城，堪称“福星”。袁甲三死后，他的部众很多编入淮军，袁、李两家遂结为故交。到了第二代，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龄和嗣父袁保庆等，或曾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或协助筹办洋务，得到李鸿章的举荐。
袁家已为袁世凯铺好了官场的路，叔父们也时常督促其读书，可惜袁世凯是个喜读兵书的“袁书呆”，实在不擅长科举考试。第二次乡试失败后，袁世凯愤恨地将所作诗文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1881年，袁世凯投笔从戎，加入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麾下，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吴长庆很看好这个小伙子，将其当作心腹培养，而袁世凯称上司为“吴大叔”，关系紧密。朝鲜壬午兵变后，吴长庆所部奉命入朝，平定兵变，袁世凯初露锋芒，立下战功。李鸿章得知故人之后出征朝鲜有功，上表奏请：“候选中书科中书袁世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拟请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之后，袁世凯随吴长庆驻守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
袁世凯由此成名。
▲袁世凯。图源：网络
发动兵变仅33天后，大院君被清军逮捕，押往中国软禁。清朝之所以火速派兵入朝平乱，是为了再次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避免日本的政治干预。但敏锐的日本人还是嗅到了机会，他们借口日本人在朝鲜被杀，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即《济物浦条约》），获取赔款，又效仿中国，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壬午兵变后，中、日在朝鲜扶植了各自的代理人，一派为“事大党”，坚持事大主义，顾名思义，即仍旧效忠宗主国清朝，亲近中国；另一派为金玉均等为首的“开化党”，主张依附日本，以日为师，实现近代化。
中法战争（点击阅读）爆发后，清朝忙着跟法国人打仗，难以顾及朝鲜局势。1884年12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怂恿下，“开化党”的金玉均发动了“甲申政变”，暗杀“事大党”官员，并引日军攻打王宫，挟持国王李熙。金玉均想要在朝鲜也实现一次“维新”，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殊不知，他只是被日本当枪使。
得知朝鲜发生政变，清军很快反应过来。留守朝鲜的袁世凯再次立功，他第一时间写信给驻守旅顺的四叔袁保龄，提出稳定朝鲜局势的四策：一是力保朝鲜，朝鲜是“第一要紧屏藩，设为东洋占据，有伤大局，殊非浅鲜”；二是避免与日本开战，因为中法战争尚未结束，清朝不可双线作战；三是请求增援，清朝可派统兵大员进驻朝鲜，主持大局；四是释放大院君回国，削弱朝鲜亲日派。袁保龄收到袁世凯的信函后，当即将其建议传达给李鸿章，对后来清政府处置“甲申政变”提供了参考。
在朝鲜，26岁的袁世凯展现出了杀伐果断的一面。袁世凯寄信给袁保龄后，尚未收到清廷的指示，便立马展开行动。
此时，吴长庆已经移驻金州（今辽宁金州），并于当年去世，袁世凯掌管着驻扎汉城的军队，他先致信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声称应朝鲜国王请求，将率队进宫，保卫国王，别无他意，希望日方多多配合。此次政变本就是日本人从中搞鬼，竹添进一郎自知理亏，拒不作答。但袁世凯装作不知道竹添进一郎的阴谋，故意大张旗鼓地援助朝鲜，取得了外交上的先机。
之后，袁世凯火速率军进宫，于乱军中救出朝鲜国王李熙。李熙移驾袁世凯兵营后，知道自己安全了，便公开痛斥“开化党”人金玉均等犯上作乱、诛杀大臣，要求日方不要袒护乱党。由于国王已被解救，乱党失去了筹码，很快作鸟兽散。政变发生的六天后，12月10日，袁世凯护送李熙回宫，之后亲自带兵居住在宫中，“周围布置，以防他变”。亲日的金玉均没能得逞，逃亡海外，十年后在上海被另一个朝鲜人刺杀。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清朝依然掌握着对朝鲜局势的主动权。日本人不禁感慨：“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
但是，日本不甘心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将日本公使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随后和清朝展开谈判。1885年3月，以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的日本使团抵达天津，与中国商谈朝鲜事宜，清朝派出“签约专业户”李鸿章为代表。
伊藤博文毫不掩饰地提出日方的要求，包括处分驻朝的清军将领、赔偿被杀的日本在朝侨民、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
清朝不愿同时陷入中法、中日战争的泥淖中，起初打算对日本服软，幸好中法战争前线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清朝代表才硬气了一点儿，没有全盘接受日本的要求。最后，中日各退一步，避免事态恶化。1885年4月18日，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其中有一条规定，朝鲜若再出现重大变乱，两国皆可派兵，但须互相知照。这为后来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甲申政变平定后的结果，和同时期的镇南关大捷有些许相似之处。在这两次交锋中，清朝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之后的谈判中却表现得软弱无能，丧失了主动权。
▲李鸿章。图源：网络
国家不幸，但对于袁世凯本人来说，他干成了一件大事，深得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3月，袁世凯回国述职，拜见李鸿章，二人畅谈了朝鲜局势，李鸿章当场“面试”袁世凯后，十分满意，“极爱其才”。之后，袁世凯要回河南老家省亲，他跟李鸿章说，自己想要从此解甲归田、读书奉亲。李鸿章却告诉他，你一个月后北上进京，朝廷有任务交给你。
不久后，清朝决定委派一名官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多次立功的袁世凯成功得到任命。从1885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十年间，袁世凯成为清朝在朝鲜的全权代表，地位如同“监国”。至此，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站稳脚跟，有了一席之地。
日本通过“开化党”掌控朝鲜的意图，被袁世凯搅黄了，但他们仍然虎视眈眈地盯着朝鲜这块肥肉。
清朝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是为了“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也就是维护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遏制日本、沙俄等国对朝鲜的渗透。
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找不到可乘之机，只能再次利用朝鲜的内乱挑起事端。
1894年，一场改变中、日、朝三国命运的动乱一触即发。
和中国、日本一样，朝鲜国门洞开后，也经历了一番西学东渐的洗礼，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既让一部分人摆脱蒙昧，也让另一部分人感到恐慌。
东学道，这个由不得志的朝鲜书生崔济愚建立的教派，初衷就是为了对抗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东学，即东方之学的意思。崔济愚仰慕中国文化圈的儒、释、道三教，从中提取教义，号召人们抵制洋学、洋人，其信众主要为农民，遍布于朝鲜南部的庆尚、全罗二道。
经过多年的布教，东学道信众的数量急剧壮大，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东学党。
东学党人多次公开活动，甚至上书国王请求驱逐洋人。袁世凯认为，这帮人迟早惹出祸来，于是致电李鸿章，说：“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
东学党人起初将矛头对准以日本人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后来因朝鲜内政腐败，民众苦于苛政，于是将权贵也视为斗争目标。东学党人口耳相传着一首歌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今韩国全罗北道井邑市）的东学党领袖全琫准得到信众和农民的拥戴，发动起义，提出“逐灭倭夷，澄清圣道”、“尽灭权贵，复国安邦”的口号。东学党人占领郡衙后，大开仓库，分发钱谷，因此深得民心，很快席卷半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
▲东学党起义失败后，全琫准被捕。图源：网络
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浪潮，有些朝鲜官员提出向“老大哥”求助，借清兵助剿。朝鲜大臣闵泳骏多次和袁世凯磋商，讨论借兵要求。袁世凯十分爽快地答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
朝鲜国王李熙唯一的顾虑是，若向清朝借兵，可能会引起第三国出兵。可弱小的朝鲜只能倚靠强国。闵泳骏对李熙说：“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于是，李熙下定了借兵的决心，正式向清朝提出求助。清朝依旧不愿放弃宗主国的地位，同意派兵赴朝。
事实上，朝鲜忽视了日本的野心，也高估了清军的实力。早在1885年的《天津会议专条》中就有条款说，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日本给清朝埋下的坑，此刻已然显现。
1894年6月，清政府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告知日本政府，清朝答应朝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决定派兵增援朝鲜。
日本方面对此做出了答复，其一是，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二是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由于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日本也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名，拟派一支军队前往朝鲜。
清军分三批渡海入朝，助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与此同时，日军也大举入朝，到6月16日，日军从仁川登陆时，其入朝的混成旅团人数已近4000人。日军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标根本不是东学党人，而是整个朝鲜。
此后一个多月，中日双方再次交涉。清朝中枢出现分歧，有人主战，有人主和，最后采取和谈和进兵并举的方针，希望在谈判桌上劝说双方撤军，以免交火。但日本政府早就等着这个机会，要跟清朝一较高下，他们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
清政府自己无能，还指望着他国帮助，想要英、俄等国从中劝说，“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但列强巴不得坐山观虎斗，清朝的算盘也就落空了。
清政府的踟蹰不前，给了日本部署军队的时间。
日军进入朝鲜后，在朝多年的袁世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日军抵达汉城，将大炮对准了袁世凯的官署，只待中日交战，就要把袁世凯轰飞。英国驻朝公使朱尔典及时伸出援手，让袁世凯躲进英国使馆，半夜再乔装潜出。
1894年7月，丰岛海战前夕，袁世凯已经由仁川登船逃回中国，结束了驻扎朝鲜的十年生涯。在他身后，一场血战即将爆发。
参考文献：
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刘路生，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沈祖宪，吴关生编纂：《容庵弟子记》，文海出版社，1966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张礼恒：《历史的选择——袁世凯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原因探析》，《东岳论丛》，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