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也纳到乌克兰：两百年和平谈判的成败借鉴

俄乌战争的结局

两个世纪的历史为如何达成持久协议提供了经验教训，在乌克兰达成的协议不应损害俄罗斯或乌克兰政府的公信力，就像一战后的解决方案损害了德国政府的公信力一样，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协议必须以实际力量为后盾，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东欧国家做出的软弱承诺那样。

鉴于美国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和中国在俄罗斯的影响力，美国和中国在支持甚至谈判停火或解决方案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可以提供维和士兵，但如果其他国家提供维和士兵，则并非绝对必要。在停火线乌克兰一侧，欧洲军队可以发挥这一作用。法国和英国已经提出这一可能性，它们深厚的军事经验和核地位使它们成为这一职位的当然人选。在俄罗斯一侧，中国或中亚国家可以发挥类似的维和作用。

大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大国领导人开始另作他想，那么一个更加不稳定和危险的世界将等待他们。1807年，拿破仑在普鲁士涅曼河上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会面，两人边划船边瓜分了欧洲大陆，结束了一场波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战争。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吵架，战争会再次爆发；拿破仑战争持续了近十年。

包容性外交是解决当今冲突的更可取的方法。许多欧洲和亚洲领导人已经谈到需要新的多边主义，现在他们有机会将言论付诸实践。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有效的保证，维持乌克兰的停火，他们就可以证明，即使没有美国作为全球警察，一个真正的多边国际秩序也可以发挥作用。

作者：G. 约翰·艾肯伯里

哈罗德·詹姆斯

编辑：阿K

和平解决重大战争可以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契机。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战败后，欧洲各国领导人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就新的领土边界进行了谈判，试图在欧洲大陆建立稳定的势力均衡。

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与会者制定了国际联盟的计划，该国际机构负责维护世界和平。1945年初，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50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份新组织的宪章，以取代效率低下的国际联盟。联合国于当年晚些时候开始运作。

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可能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全球安全机构，但它们可能会塑造国际合作的未来——世界即将迎来重新洗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机构和伙伴关系进行了破坏，他的关税威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动荡，而他在2月底白宫对乌克兰总统沃洛德梅尔·泽连斯基的训斥，则打消了人们对美国将继续作为传统盟友和朋友值得信赖的伙伴的任何余留期望。

在美国之外，欧洲国家希望加强对自身安全的控制，而许多其他国家则正在推动不受西方主导的有效多边主义形式。在乌克兰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以应对所有这些压力似乎是不可能的；基辅和莫斯科的立场截然相反，而世界其他地区也过于分裂。协议也很容易崩溃。历史书上充斥着和平尝试的失败，包括1938年和1939年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尝试。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么一个将主要大国和前线国家都纳入其中的切实可行的和平进程在乌克兰是可能的。过去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指导。即使部分解决方案能够有效阻止战斗，也是有效的；停火在其他僵持的冲突中证明是持久的，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和20世纪70年代在塞浦路斯谈判达成的停火。领土安排不必是永久性的；芬兰在20世纪40年代割让了领土给苏联，但几十年后设法收复了一小部分领土。

在乌克兰达成的协议不应损害俄罗斯或乌克兰政府的公信力，就像一战后的解决方案损害了德国政府的公信力一样，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协议必须以实际力量为后盾，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东欧国家做出的软弱承诺那样。

结果不会是一笔完美的交易。但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那么今天在乌克兰达成的协议可以维持和平，直到形势更有利于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甚至可以为这个动荡的新世界中的有效多边合作提供模板。

我们有理由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协议变成一个宏伟的交易。这场冲突与其他地区的敌对行动有关，伊朗和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朝鲜提供军队。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可以为解决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冲突提供一个框架，通过建立全新的安全机制来应对武器化金融、贸易战和外交破裂带来的不稳定影响。

这种模式可以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谈判。这些解决方案是全面的，涉及世界和平的大胆愿景，包括领土解决方案、人口迁移、安全条款和财政赔偿。两次谈判的目的都是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1919年通过鼓励民主化来减少军国主义，1945年要求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以结束这些特定国家的侵略。

在这两次事件中，谈判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就战争起因和如何消除战争达成了共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战败国。然而，乌克兰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使得今天不可能达成重大协议。各方对战争起因的看法并不一致，无论多少调解或外部压力都无法调和他们的立场。

对于乌克兰来说，战争的原因显而易见。普京在2014年决定占领并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在顿巴斯地区挑起低烈度的战斗，最终在2022年2月发动全面战争。消除冲突的根源意味着推翻现任俄罗斯政府，但这不太可能实现。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战争的原因则完全不同。普京声称乌克兰政府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规范，是由纳粹分子领导的。他认为，西方提供的安全保障，特别是2008年乌克兰被含糊地承诺最终加入北约，支撑了乌克兰的国家，他质疑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基本概念。

就战争的根源达成共识是全面解决谈判的前提。没有共识，试图让交战各方就永久边界、如何确保边界安全以及如何为重建提供资金等问题达成一致就是徒劳。在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各国政府将拿破仑战争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及其理论，却无视关于人权和宪政的思想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现实。

结果，会议制定了一个最糟糕的反动和保守的解决方案，导致一些国家（法国和英国）叛离，另一些国家则投身革命。抹杀历史是失败的根源。

如果无法达成总体解决方案，那么次优方案就是部分解决方案。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部分解决方案一直是维护和平的最成功手段，包括防止陷入僵局的冲突再次爆发战争。

达成这些临时解决方案时，各方并不知道它们能持续多久。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且非常持久——特别是当当时的大国在推动交战各方缓和局势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时。

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其中一例，它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停战协定主要由美国、苏联、中国和朝鲜的代表谈判达成。韩国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始终拒绝签署协定，而朝鲜则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坚持下勉强签字的。并非所有协议条款都得到了遵守：保证国承诺不再向朝鲜或韩国运送武器，但其中一方——美国——在1958年违背了这一承诺，向韩国部署了核武器。自1994年以来，朝鲜多次表示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但停战协定的关键内容仍然保持不变。70年来，位于北纬38度附近、宽2.5英里的非军事区一直将朝鲜和韩国分隔开来，两国并未恢复敌对行动。停战协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即使没有正式条约或周密的安全保障体系，只要相关大国在实现和平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解决方案也能实现其主要目标。

历史书上记载着许多失败的和平尝试。

冷战期间，柏林的地位问题也得以和平解决。尽管当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德国还是一分为二，西德与西方列强结盟，东德与苏联结盟。柏林也一分为二，由西方联盟管理的西柏林位于东德中心。这种安排似乎是为了引发超级大国冲突。但在缓和时期，美国和苏联与法国和英国一起，就1971年《关于柏林的四国协定》进行了谈判。

不久之后，东德和西德签署了1972年《柏林条约》。柏林墙将柏林一分为二，对德国人穿越柏林墙的限制有所放松，尽管苏联并未正式承认西柏林属于西德领土，但该协议默认了这一地位。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式一样，各方并未正式承认彼此的所有主张，但和平机制发挥了作用。

塞浦路斯问题则是另一个成功冻结冲突的例子。1974年7月，希族塞人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土耳其军队入侵，支持该岛的土族塞人。经过几轮谈判（包括一系列谈判破裂，导致土耳其再次发动进攻，造成联合国维和人员大量伤亡），双方于8月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后，该岛分裂，三分之一领土由土族塞人控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压力确保土耳其不会恢复战斗。塞浦路斯仍然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土耳其是唯一承认北塞浦路斯的国家），甚至在2004年加入了欧盟。

一些暂时性的僵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完全解决——想想德国，它在分裂四十年后于1990年重新统一。有些问题的解决则要快得多。1945年，南斯拉夫占领了多民族、多语言的城市特里亚斯特及其周边地区。

联合国进行了干预，最终将该地区划分为由英国和美国管理的北区（包括城市本身）和由南斯拉夫管理的南区。到1954年，南斯拉夫出于与意大利开展经济合作的考虑，允许将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入意大利。甚至苏联也最终对冲突的结束表示欢迎，尽管它曾强烈反对美国和英国鼓励南斯拉夫放弃领土主张。

要求一方割让领土的协议可能无法持续。例如，在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向纳粹德国移交边境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是说德语的人的家园，也是该国主要的军事防御阵地。六个月后，德国轻而易举地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

但也有暂时割让领土稳定冲突的事例。慕尼黑会议后几年，芬兰与苏联达成和解，同意接受大量领土损失。在整个冷战期间，芬兰被迫与苏联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但国家基本完整无损。

1940年3月，苏联与芬兰签署条约，结束了所谓的“冬季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几个月前，当时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苏联入侵芬兰。赫尔辛基被其他欧洲国家抛弃，只能独自抵抗入侵，不久便与莫斯科展开双边谈判。在最终协议中，芬兰割让了沿苏联边境的大片土地，同意将波罗的海半岛租借给苏联30年，并允许建立中立区。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该条约显然对苏联有利，尤其是考虑到芬兰军队的出色表现；正如芬兰外交部长Väinö Alfred Tanner在1940年3月的广播讲话中所说：“与敌人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条款的分量出乎意料地沉重。” 然而，这恰恰是和平得以持久的原因：莫斯科可以确信自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胜利，而芬兰领导人则谨慎地避免将战争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联系起来，因此俄罗斯并不担心芬兰的例子会吸引心怀不满的苏联公民。

这并不是苏联从芬兰榨取让步的终点。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斯科与其他九个国家（其中不包括美国）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其在赫尔辛基附近建造并运营海军基地，从芬兰收取赔偿，并命令芬兰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和从事反苏宣传的组织。

1948年的一项双边条约进一步巩固了芬兰向苏联割让领土的事实，并迫使芬兰抵制“德国及其盟友”（暗指美国）的影响。在冷战期间，芬兰的外交活动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但这一安排也允许芬兰自由制定国内政策。尽管芬兰失去了领土和自治权，但芬兰政治机构数十年来建立的信誉使其得以继续获得公众支持。

成功的战后解决方案不应损害促成该解决方案的政权的声誉。这一原则适用于历史上伟大的和平协议，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协议，也适用于较小的解决方案，例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解决对特里亚斯特的冲突主张。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一大败笔在于，一战中的战胜国要求新生的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为其前身德皇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所犯下的侵略行径承担责任。德国新领导人签署的条约中包含一项“战争罪责”条款，为德国承担巨额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德国民主和新的欧洲秩序从一开始就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担，这导致二十年后战争再次爆发。

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各方必须能够保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以便各国政府能够满足人民战后的合理愿望。一个幻灭的社会可能会再次转向侵略。与1919年的协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的解决方案承认和平与繁荣的不可分割性。

两个德国都不需要签署任何和平条约，而超级大国则保证两个德国都不必为战前的德国债务负责。直到1990年德国统一时，柏林才签署了一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条约——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45年。

我们很容易想象，在乌克兰达成和解后，有人会试图破坏基辅或莫斯科政府的稳定，从而破坏和平。任何一方都可能使用非战争手段来破坏对方。例如，乌克兰人担心，以新选举为条件的和平协议将为俄罗斯提供机会，使其能够发起宣传运动或采取秘密行动，以帮助那些更顺从的候选人。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担心，乌克兰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存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激发内部反对派。

如果不能迅速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基辅的公信力也会受损，民众也会普遍感到失望，使该国更容易受到干涉。历史上有一个战后有效复苏的例子：马歇尔计划，这是美国为振兴二战中遭受重创的欧洲经济而制定的计划。

该计划是经济重建的黄金标准，因为它为参与国开启了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时代。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并非只是随意花钱，华盛顿方面考虑了如何调动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力量来实现既定目标，并鼓励欧洲主动重建。

以乌克兰为例，战后复苏的第一步是消除阻碍经济活动恢复的瓶颈。例如，由于钢铁厂停产，这些工厂无法生产半导体生产中使用的氖气等有价值的副产品。陆地和海上的雷区也阻碍了黑海的进出，使乌克兰出口粮食更加困难。高科技行业前景广阔——许多乌克兰人拥有先进的软件技能，而且该国在战争期间也取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但要想实现繁荣，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特别是对于外国各方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将战后的乌克兰主要视为矿产和金属的来源。这些资源可能会吸引投资，但采掘业也容易滋生腐败，导致公众怀疑，而且不太可能创造乌克兰吸引数百万战时难民回归所需的许多高质量技术工作。乌克兰的可行复苏计划必须建立普遍繁荣，而不是少数人的快速暴富。

乌克兰停火协议需要外部各方提供保障，这些各方必须提供真正的稳定，确保不再发生战斗，而不是纸上谈兵。历史上，许多脆弱的安保措施为新的冲突埋下了隐患，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二战前夕。

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危机外交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于1938年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与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进行了谈判。他们同意在未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协商的情况下剥夺该国的边境地区。欧洲列强错误地认为，与希特勒达成交易而不是与之对抗，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战争的恐怖。

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当月对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竟然因为一个遥远国家里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之间的争吵而在这里挖战壕、戴防毒面具，这真是可怕又不可思议、难以置信。” 不到一年，英国人就开始佩戴防毒面具并修建防御工事。在法国，1938年和1939年流行的反战口号是“为但泽而死？”（“Why die for Gdansk?”）然而，巧妙的外交手段无法阻止战争，许多法国人很快为法国而死。

1939年3月，当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英法两国试图采取行动。波兰和英国立即开始就安全条约进行谈判，并于8月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

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宣布支持英国的承诺，并补充道，如果“由于缺乏远见或懦弱”而未能保卫波兰，就等于背叛了法国的理想，无视了法国的利益，使法国“在统治欧洲的野心突然转向之时，变得没有荣誉、没有朋友、没有支持”。然而，尽管《英波协定》表达了良好的意愿，使用了感性的语言，却没有得到军事支持。当德国军队于9月入侵波兰时，英国未能提供太多援助，波兰很快屈服于纳粹的攻势。

一个幻灭的社会可能会再次转向侵略。

口头保证无法维持停火协议。然而，如果保证包括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违约行为，那么即使是临时解决方案也可以维持，从而避免承认永久性的领土分割或让步。二战后德国、朝鲜半岛、的里雅斯特和塞浦路斯的和平安排之所以具有独创性，是因为各方相对安全地认为，解决方案将防止进一步的战斗，因此不太需要就最终领土边界的位置进行讨价还价。

为了防止乌克兰东部再次爆发战争，需要以同样有效的军事力量来保护停火线。如果俄罗斯或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有能力的国家必须部署足够的士兵和装备，以做出大规模反应。如果没有一个规模可观且可执行的安全保障，停火只会成为普京计划俄罗斯下一次攻入乌克兰——甚至其他国家的——邀请。

鉴于美国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和中国在俄罗斯的影响力，美国和中国在支持甚至谈判停火或解决方案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可以提供维和士兵，但如果其他国家提供维和士兵，则并非绝对必要。在停火线乌克兰一侧，欧洲军队可以发挥这一作用。法国和英国已经提出这一可能性，它们深厚的军事经验和核地位使它们成为这一职位的当然人选。在俄罗斯一侧，中国或中亚国家可以发挥类似的维和作用。

大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大国领导人开始另作他想，那么一个更加不稳定和危险的世界将等待他们。1807年，拿破仑在普鲁士涅曼河上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会面，两人边划船边瓜分了欧洲大陆，结束了一场波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战争。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吵架，战争会再次爆发；拿破仑战争持续了近十年。

包容性外交是解决当今冲突的更可取的方法。许多欧洲和亚洲领导人已经谈到需要新的多边主义，现在他们有机会将言论付诸实践。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有效的保证，维持乌克兰的停火，他们就可以证明，即使没有美国作为全球警察，一个真正的多边国际秩序也可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