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历经漫长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终于达成。
在这份协定里，中国政府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解除技术转让限制、服务补贴透明、允许欧盟公司进入中国标准制定、逐步取消汽车领域合资要求、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等。
很可惜，原本一份互惠互利，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出于巩固地缘政治关系目的让利给欧洲的贸易协定，竟因某些场外因素被冻结。
跨大西洋关系正遭遇严峻挑战，欧洲对华政策备受各方关注。
1、影响欧盟决策的美国因素
2021年5月，欧洲议会投票决定暂停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促使欧洲政客们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是拜登政府的上台。
在2020下半年中欧紧锣密鼓的谈判期间，处于竞选状态的特朗普频频释放“美国优先”口号，这让欧洲国家感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然而随着拜登胜出以及上台后向盟友们释放出强烈的善意，欧盟内部“亲美派”迅速占据上风。
对于可能进一步绑定中欧经贸关系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拜登政府毫不掩盖的表达了不满，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在协定宣布前公开表示：
“新政府欢迎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尽早就对中国经济做法的共同担忧进行磋商。”
不得不说，美国一直是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美欧关系好、欧洲安全/战略/能源等领域依赖美国，中欧关系就越容易被中美关系所影响。
经历过特朗普四年的激烈折腾，美国经贸领域对华该用的招其实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包括最近沸沸扬扬的禁Tiktok议题特朗普也曾玩过。
于是拜登政府的思路改为拉拢欧洲盟友协同对华发力。
恰好在这个关口，俄乌战争爆发；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均将金融/贸易/能源工具“武器化”，这让传统认知里“经贸合作压舱石”的概念受到巨大冲击。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宣称对华贸易政策“不再天真”，并表示要降低经贸依赖。
中国GDP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持续下降，扩大内循环是各国都在考虑的重要议题。
2、影响欧盟决策的俄罗斯因素
屋漏偏逢连夜雨。
在俄乌战争这场重大危机中，欧盟原则上认可了拜登政府的宏观思路，即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对华政策开始与对俄政策进行“联动讨论”。
2022 年中欧峰会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俄乌战争不仅是欧洲大陆的决定性时刻，也是（欧盟）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说白了就是将欧盟对华政策与俄乌冲突挂钩，视中国在俄乌冲突期间的立场表现决定下阶段的中欧关系。
2022年 10 月，欧盟在卢森堡召开专门讨论中国议题的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受俄罗斯牵连大幅下降。
他们认为乌克兰战争期间中国的平衡立场是“亲俄中立”，因此更倾向于将制度性对抗摆到经济合作之前，并在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领域倒向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俄罗斯因素可能超越美国因素成为影响欧盟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中俄关系的敏感性达到了与中美关系类似的高度，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
俄欧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高水平发展，甚至超过了同期的中欧关系/中俄关系。开战前的2021年，欧盟一家占了俄罗斯进出口贸易额的36%，是同期与中国贸易额的两倍。
另一方面，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东欧国家由于更接近乌克兰、出力更多，在欧盟内部事务中的主导权开始上升。
与此对应的则是法国和德国影响力的下降。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德两国都是中欧关系的“稳定器”，政策具有相当延续性（《德国眼中的中美竞争》，《法国的战略：用二等车票坐头等舱》）。
不过接替默克尔的德国新总理朔尔茨是“三党联合执政政府”下的一位弱势领导人，对内缺乏凝聚力，导致其外交政策也充满妥协和随波逐流的特征。
作为欧盟老大，德国在主持欧洲对俄乌战争政策过程中几乎毫无存在感，有些时候甚至被波兰、立陶宛牵鼻子着走。
具体到朔尔茨本人，他在国内面临联合政府里其他政党的严重掣肘。
比如：朔尔茨希望延续默克尔时期总理府主导对外政策的惯例，成立一个协调各内阁部门的委员会放在总理府，该决定遭到绿党把持的德国外交部的激烈反对，担心权力被剥夺。
直到2025年3月新大选结束，德国政治才迎来一丝曙光。
德国新总理如何组阁事关其政治稳定性，倘若还是“三党组阁”，德国政治前景仍不容乐观。
3、影响欧盟决策的中国因素
众所周知，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存在根本不同。
前者相隔万里，不存在地缘安全竞争；而后者因美国在第一岛链强大的军事存在，使得双方面临更直接的对抗。
然而随着俄乌战争延续和北约将触角延伸到亚太地区，导致安全因素开始出现在中欧关系议程里，欧盟最新版整体安全战略中将中国与俄罗斯一并纳入考量，英、法、德等欧洲大国还陆续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
不仅如此，欧洲主流媒体版面上有关台湾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一些欧洲亲台官员/议员学着佩洛西的模样窜访台湾，捞取政治资本，未来甚至不排除英国等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说起来，2022 年本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0 周年，但现实中却相互冷落，未开展任何大型纪念活动。
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欧盟对华决策政治化、复杂化，也不能完全怪美国和俄罗斯。
假设中国是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实力平平的“多极化”中的一极，欧盟可能不会太在意中方的立场表态，正如对今天的印度一样。
但今天中国的体量已经超越了整个欧盟，大到不能忽视。
朔尔茨总理2022年底访华前曾这样说道：
“随着中国发生变化，我们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
因此，希望中欧关系完全“回到从前”“一切照旧”是不太可能的，美国和俄罗斯因素只是加速了新常态的诞生。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地图，与今天差距巨大。欧洲各国历史上存在诸多恩怨纠葛，非常担心当下的平衡体系被打破，重回激烈地缘政治博弈的时代。
文章最后，引用南洋理工大学陈光炎教授（前新加坡贸工部经济研究署署长）的一段评论：
中美好像在打拳击赛，现在是打到第三场。中国可能本来打得不太好，现在复苏后好像打得比较好一点；双方休息后，还有第四、第五场到第十五、二十场。
到底是谁会垮下来，或者是谁撑不住，我们其实看不出来，我们只能根据每个国家自身体系的长短处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但到现在主要分析家都看不出未来5年、10年、15年趋势的大变化，就好像在烟雾很浓的地方开车，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不清楚、震荡的阶段，不容易看到太远。
新加坡作为地球村里左右逢源的代表，它的观点挺值得我们参考。
概括成一句话：各方都在密切关注着中美国势的消长，包括欧盟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力量，他们的决策初衷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中美两国自身表现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