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整顿（1982年）
背景：改革开放初期，信托机构野蛮生长，1982年全国各类信托机构达620余家，业务与银行混同，地方信托成为突破信贷计划的工具，加剧金融乱象。
措施：国务院发布通知，规定信托业务只能由银行办理，地方信托公司一律停办，业务范围限于委托、代理等传统信托服务。
影响：初步遏制了无序扩张，但未彻底解决信托与银行的业务界限问题，机构数量仍快速增长。
二、第二次整顿（1985年）
背景：1984年经济过热，信托业通过贷款和投资业务助推信贷失控，货币超发严重。
措施：暂停信托贷款和投资业务，清理存量贷款，限制信托资金来源。
影响：短期内抑制了信托业的信贷扩张，但未改变信托机构以“类银行”模式运作的本质。
三、第三次整顿（1988年）
背景：信托机构数量膨胀至约700家，资金大量投向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加剧经济过热。
措施：中共中央发布清理整顿决定，停止信托贷款、投资及资金拆借，大规模撤并机构。至1990年，信托公司锐减至339家。
影响：信托业首次大规模洗牌，机构数量减半，但业务模式仍未脱离信贷和投资的老路。
四、第四次整顿（1993-1996年）
背景：1992年南巡后经济过热，信托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市，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后风险暴露。
措施：明确银行与信托分业经营，国有银行与旗下信托公司脱钩，非银机构重新审核登记。至1996年，信托公司降至244家。
影响：推动分业经营框架建立，但信托业仍深陷不良资产泥潭，部分机构濒临破产。
五、第五次整顿（1999-2001年）
背景：广国信破产案引发行业危机（负债361亿元，资不抵债147亿元），暴露信托业系统性风险。
措施：以“信托为本、分业经营”为原则，剥离证券和银行业务，仅保留60家信托公司，资本金门槛提升至3亿元。
影响：行业格局重塑，信托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本源，奠定了现代信托业基础。
六、第六次整顿（2007年）
背景：信托业仍存在业务边界模糊、风险累积等问题，需适应金融市场规范化要求。
措施：发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实施分类监管，清理实业投资，强化资本管理。
影响：信托公司数量稳定在68家，行业进入严格监管时代，管理规模从2007年的0.9万亿增至2018年的22万亿，成为金融业重要支柱。
经过六次整顿，信托机构数量大幅缩减，从高峰期的超千家降至68家，淘汰了实力弱、风控差的机构。信托业务规范化，分业经营和监管新规推动信托业从“影子银行”转向资产管理、服务信托等合规领域。功能定位明晰：从融资工具逐步转向财富管理、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等本源业务，服务实体经济需求。
六次整顿反映了信托业在“发展—失控—整顿”循环中的成长轨迹。每一次整顿都试图解决特定历史阶段的突出问题，推动行业回归信托本源。当前，行业仍需在监管强化、风险隔离和业务创新中寻找平衡，以应对经济下行和金融开放的双重挑战。
中国信托行业目前正在经历第七次整顿，此次整顿自2018年启动，以资管新规为起点，近年来逐步深化，核心目标是推动行业回归信托本源、化解存量风险并适应金融市场规范化要求。整顿的核心内容包括业务分类与边界明确、机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强化合规与分类监管等方面。
业务分类与边界明确。2023年正式落地的“三分类”政策（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托）重新定义了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明确禁止以信托形式开展为融资方服务的私募投行业务，强调信托应服务于委托人和投资者利益，而非单纯为融资方服务。同时，要求信托公司剥离非本源业务：清理传统通道业务、融资类信托及资金池业务，限制房地产信托规模，并推动业务向标准化、净值化转型。
机构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高风险机构清退。对安信信托、新时代信托、四川信托等高风险机构进行股权重组或破产重整，新华信托成为《信托法》出台后首家进入破产程序的信托公司，体现监管“扶优限劣”原则。对信托公司异地部门整改，清理信托公司异地部门的“跑马圈地”现象，减少管理分散和风控漏洞，推动资源向合规机构集中。
强化合规与分类监管。有效实施分类监管，根据信托公司评级、风险抵御能力等实施差异化监管，限制高风险机构的展业范围和地域。加强资本与风险管理，提升资本金门槛，强化风险准备金要求，推动信托公司优化内控和流动性管理。
第七次整顿标志着中国信托业从“粗放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业务分类、机构清退和合规强化，行业系统性风险逐步出清，但房地产风险化解、业务模式创新及牌照定位重构仍是长期挑战。信托公司需在监管框架下深化转型，平衡风险防控与服务创新，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未来，信托业需从“影子银行”转向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需求，行业需通过透明化运作、投资者教育重建市场信任，真正形成“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健康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