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使命——1989年中国与巴拿马建交谈判始末（下）

1989年11月初，我带着政治秘书刘峻岫等三人如期悄悄地到达巴拿马城。机场上没有鲜花，没有欢迎的人群，但湛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给人一种祥和的感觉。巴拿马外交部对外政策司总司长卡尔德隆女士和礼宾司总司长到机场迎接，并全程陪同我在巴拿马的访问。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据说是最好而又最安全的旅馆。礼宾司长告诉我，我们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客人”，一切费用由总统府支付，保卫人员也是从总统府和诺列加卫队中抽调来的。

随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住房门口有三四位身强力壮的便衣人员24小时轮流守卫，两个贴身保镖与我寸步不离，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卡尔德隆女士私下对我说，美国和台湾方面已知我要来访，台方“大使”宋长志（前“台湾当局”的“国防部长”）这些日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天要给巴外交部长打几次电话，到处奔走游说，要求取消这次访问。美方也配合施加压力。但巴拿马政府态度坚决，不为所动。

从接待规格以及卡尔德隆女士谈话的情况看来，我感到巴方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可以说是“寄予希望”。宋长志的焦虑不安以及四处活动固然可能增加阻力，但也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巴方对待中巴关系正常化，这一次很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当天下午，卡姆外长即同我举行第一次会谈。卡姆强调，巴拿马政府重视同中国的友谊以及中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希望能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但由于种种中国朋友也知道的原因，未能如愿。现在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巴正面临强大的外来压力和威胁，经济上也十分困难，需要中国的支持。不过在建交问题上，希望还是分两步走。否则步子迈得太快，可能招来麻烦，特别是台湾方面可能采取报复措施，将使巴拿马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希望中国方面能体谅巴的处境。

由于事先对巴方有关情况和考虑已比较了解，国内指示也十分明确，我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祝贺和问候，希望两国关系在他任期内能有“实质性发展”，接着从容不迫地表示，我们完全理解巴拿马面临的困难和处境，愿意在政治、经济上同它合作，包括向它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经援。但由于两国尚无外交关系，这些方面的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相信中巴关系正常化一定会使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将有益于两国人民，有益于地区和世界和平。因此，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我们主张“一步走”。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利，也符合世界潮流。中巴建交是两国发展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友好合作的“必要前提”。我们两国之间已有多年接触，两国建交应有一个“政治决断”，中方愿在一步走的基础上听取巴方对发展两国关系的设想。

卡姆听后表示，希望次日再会谈一次。

当晚，卡姆外长为我们一行四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为了避开记者和美、台人员的耳目，宴会地点选在郊外一处偏僻的地方风味餐厅。巴拿马外交部总司长以上的官员全部出席，教育部长和农业部长也出席作陪。晚宴气氛友好、诚挚、热烈。

卡尔德隆女士对我说：“我们选择了一个宁静的环境来欢宴大使阁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真诚热烈的友情。”

席间，卡姆外长发表了简短而热情友好的讲话，不少官员同我们好像“一见如故”，畅谈对新中国的好感和向往，以及他们对台湾方面的鄙视和对美国的不满，但也谈了不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我也趁机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对外基本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整个宴会气氛十分融洽。

在外交上，宴会只是一种形式，其丰富的内涵和乐章要靠有心人去体味、去谱写，有时要认真地去听“弦外之音”，有时一些事的解决“心照不宣”，甚至“尽在不言中”。这次宴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方强烈渴望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吃不准我方究竟能付出多大的代价。

巴拿马的华人援建巴拿马150周年纪念碑

宴会之后，我们又去拜访了一些知名的爱国华侨。他们听说我来到巴拿马并负有特殊的使命，很是兴奋，纷纷向我们介绍巴拿马政府的困境以及宋长志如何焦躁不安，说连那原已订好的为200华人青年举行的大型晚宴都取消了，希望我们能抓住机会，争取两国关系正常化，为在巴拿马的近十万华人造福。

回到住处已是午夜。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味和分析了一天的活动，并为第二天的会谈做了认真的准备。因为进展比较顺利，大家心情十分舒畅。

谈起郊外那静静的一隅，我们同行的一位年轻秘书情不自禁地轻轻哼起了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过她把词改成了：“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宴会在进行着，气氛多么好，令人心感动，巴拿马郊外的晚上。”

同卡姆外长第二次会谈一开始，我就开门见山，表示我方完全理解巴方的处境，并真心诚意地愿意伸出友谊之手，但是没有外交关系或只有“半外交”关系，局限性是很大的；强调希望巴方领导人能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至于巴方的实际困难，我方已充分考虑过。中巴建交后，我方将做努力，使巴拿马不致因同台湾当局“断交”而蒙受经济损失；同时，我方对巴拿马同台湾保持纯属民间性质的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也不反对台湾公司在巴投资；巴拿马的香蕉、白糖不是我国当前需要进口的商品，我国对非建交国也不搞政策性进口，但建交后我国政府会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考虑如何帮助巴拿马解决这一困难。

卡姆外长听到这里笑逐颜开，连声说：“这就好办了。”他马上要向总统和诺列加将军报告。

第三天我就会见了巴拿马总统和诺列加将军，与总统的会见是礼节性的，他表示听说会谈顺利很高兴。诺列加同我热烈握手，并明确肯定其外长同我的会谈，表示赞同两国关系“一步走”。

诺列加在当时被称为是“强人”，但给我的印象并无将军的威武风度，说话有点腼腆，可态度明朗、坚决。

我根据国内指示，首先转达了对他的问候，明确谴责美国干涉巴拿马内政的粗暴行径，特别是插手“10·3”（10月3日）未遂兵变。我还送给诺列加一对中国著名的景泰蓝花瓶，而且开玩笑地说：“中国景泰蓝不仅精致、美观大方，而且十分坚韧，象征着一种人的性格。”诺列加会心地笑了。

他同我会见后，还领我观看了“10·3”兵变在他办公室墙壁上留下的累累弹痕，说决不能让这种事重演。

后来，我又同卡姆外长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大体商定了他应钱外长邀请访华的日期以及准备签署的几个文件，其中建交公报等文件由我方起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由巴方起草。

大事解决后，我们轻松愉快地游览了巴拿马市容，参观了美国人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区，拜谒了托里霍斯将军墓，还到科隆自由区看了中国-巴拿马贸易中心，一周后回到圣菲波哥大。

1989年12月20日，美国因巴拿马运河管辖等问题武装干涉巴拿马。图为占领巴拿马的美军士兵在巴拿马城街头搜查行人。（图源：新华社）

在巴拿马作战的美军士兵

不幸的是，正当我准备回国参与接待卡姆外长的前几天，12月20日凌晨，美国直接出兵入侵巴拿马，推翻了诺列加政府，建立了新政权。

当我凌晨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一消息时，我极度伤心和愤慨，感到“功”败垂成，结果实际上还是美国帮了台湾当局的忙，使中巴建交进程在关键时刻不得不再一次中断。没有想到，曾经被视为抗美的诺列加不久便成了美国的阶下囚。当时我几乎要仰天长叹：悲哉，诺列加！

被判刑的诺列加

诺列加的一页已成过去。我不想对他作“人物评价”，他的功过自有世人评说，但我在巴拿马的七天经历和使命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

中巴关系虽几经风霜，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割不断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是迟早要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