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素秋。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西安一位普通的大学老师，平时和学生们讲讲文学和美学，比起「老师」，和我亲近的学生们都更喜欢直接喊我「素秋」。2020年，我有了一个机会，去我们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一年。
依照我在高校的职称，我要去上任的对应职位是副局长，这下好了，我从「素秋」摇身一变成了「杨局」。
刚到岗的第一个月，我很忙乱，也出过一些洋相。我不知道我们文旅局和财政局、投资合作局之间的地位，孰轻孰重。之前，我对我们国家运转机制全部的知识就来自于一些书籍，可真去挂职了，我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很多，我不知道街道和社区和我们局的关系如何，更不知道一个街道的文化站归不归我们管，再具体到人大、政协开会怎样协商的，各个部门如何响应和协调，我都不太了解。
有一次开人大第几次会议，主席台说「请举手表决！」我举高了手，一看四周，都没超过一半儿。我还纳闷儿呢，怎么都这么有个性的，旁边一位局长压低声音喊我，说：杨局，杨局！你别举，咱们不是人大代表，都不能举，只能旁听！
其实我很糊涂，但无论我多么糊涂，周围的人还是对我毕恭毕敬喊我局长。久而久之，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我的工作中有时候需要去演讲和揭幕，拍照片的时候我就会被安排到中间去。我后来看到图文报道的时候还有点自得。在习惯了这种「放在中间」后，有一次我因为副局长的身份比人家差了半格，没人介绍我，我又感到轻微的失落。因为被簇拥而自得，因为差半格而失落，这是我挂职初期很重要的体验，我原本以为自己完全不在意权力，但在深夜里咀嚼这些复杂的滋味，我清晰地看到自我的变异。这些虚荣和欲念的蘑菇是如何滋生起来的，我必须将它们清除掉。
再后来，我接到了筹备碑林区图书馆的任务，和刚刚任命的宁馆长搭班，我主要负责选书。
有人可能很疑惑，你一个副局长，怎么越殂代疱去管选书的事儿？这是因为，碑林区以前没有图书馆，所以就没有馆员，刚刚任命了一个馆长，又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只有由我来帮忙。
项目立项之初，不少供应商自带方案找来，但我一打开他们给出的书单：基本都是烂书，要么是在书评网站上找不到条目的书，要么是杂牌出版社出品的奇怪版本，甚至还有《某某酒业文萃》。
那段时间，供应商为了打通关系，深夜给我电话，甜甜地喊我「姐姐」。姐姐被齁住了，姐姐心里想：姐姐是不会被你腐蚀的。
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选书。好书、绘本单价贵，那我们就减少数量，确保质量；没有现成的编目数据，大家就边干边学信息管理；图书馆工地因为挖出文物的问题只能另找地方过渡，而大部分的场地又不符合密集书库的承重条件，最后只能委屈地设在商场地下，施工条件非常差，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应对消防，怎么处理管道漏水，还有隔壁的饭馆油污等等。当时我们的装修经费少得可怕，每平米不到600元，根本请不到设计师，最后，我徒手设计了少儿阅读区的墙绘彩图，只是画得太丑，把兔子画得像猫。我们就这样毫无经验地从零开始，笨手笨脚建立起了这座图书馆。
没想到，开馆前一天，一篇我写的宣传图书馆的小文章就惹来了争议。我不想像普通公务文章那么严肃，想尽量写得欢乐和坦诚，也没有回避我的天真和笨拙，发出去，很快就收获了超过6万次阅读。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央视新闻周刊》的电话，他们也看到了我的文章，立即想来拍摄专题片。
在挂职即将结束时，我又经历了一次图书「保卫战」。这次是要招标第二批书目，我希望能比第一批书目编得更好一些。我只熟悉文学类书籍，对其他学科不太懂，于是请教了50多位朋友，一起来编写这份书单。他们中，有人工智能专家，有生态学家，有书法家，有摄影师，有漫画迷。我们的书单特别丰富。还有一天，我的邮箱收到陌生人发来的繁体书单，一共列出了14个大类的180本书。他籍贯台湾，我们互不认识，他只是在微博上看到我正在做的事，想要帮我。
这些书单是所有朋友的智慧结晶，朋友们没收任何报酬，仔细地开列书单，最长的一份足足有5000字，还用红色黑色区分了书目的推荐程度，标注推荐理由。大部分书单的提供者不住在西安，一个对他们来说遥远的图书馆，根本无法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任何具体的帮助，但他们乐于做这件事。
如果我连书目都无法保卫，就对不起那些朋友，当然也对不起碑林区的老百姓。
回顾这一年，我并没有做多伟大的事，我只是没让垃圾书进到图书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手里的经费是老百姓的，不能乱花。这段经历，我真的写成了一本书，叫《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书还没出来的时候，我想，能卖2万册就很不错了，没想到一再加印，发行了十几万册，还成为豆瓣读书的2024年度榜单第一名。
这一年里，我也一直在思考我和权力的距离。很多人会想，挂职是否是一种履历贴金？你是否想要中饱私囊？你究竟想利用这段经历做什么？但我真的只是想把事做好。我记得在学校，我给学生讲工作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说，借由工作，个人的实质因而扩散到社群与世界当中。工作应该成为我们与他人思想与情感的连接。
我想到我的父亲，1980年代他在农村中学教物理，他很喜欢画油画、画水粉，他主动提出要给学校办一个免费的美术兴趣班。那时候的农村中学，哪有这种兴趣班啊，但我爸爸就这样做了。我小时候经常见到的一个画面就是他拿着画架出门，带着学生去外面写生。其实他完全可以在教室里教美术，那样还不累，但他考虑的是，外面既然有小河有草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出去呢？
他在工作中无偿付出，却十分愉悦，在他看来，工作不应该只是完成任务，而是在与他者的交流之中散发生命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工作的态度和方式也许就会有所不同。
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人对自我的想象。一个人的网名大概是一种浓缩的自我意识吧。我常用的网名有两个，「桃红围裙」或者「桃红小围裙」。这是将近二十年前，我带着欢快给自己取的，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做好饭，嫁好人，当贤妻良母。很庆幸的是，我生活在一个女性独立意识在中国全面觉醒的时代，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朋友大声提醒我：「素秋，不要把你的才华只放在做饭上！」我懵懂地尝试着，在一个个新的工作中感受到自我力量的生长。有一度我想换个名字，觉得那个网名太把自己窄化了。现在我又觉得，还是不换，打开新的生活并不意味着要弃绝另一种生活，工作之余，把饭做好也很重要。
今天，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人的能力确实需要在工作中验证，没有踏入这个起点，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建起一座图书馆，也并不知道这段经历写成书出版之后，能收到这么多反馈。
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给我写邮件，说看了很有共鸣。一位身在西藏支教的老师，她说对身边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有些灰心了，但看完了书，又感觉可以再试一试。还有一个女孩子，受到书的启发，去报考图书馆员，还真考上了。这些都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在没写出来之前，你不知道你的书会传播到多么远，或者会触及到哪一个群体，这可能就是我去行动、去记录的意义。我也如此地喜欢观察生活，我还要一直写下去。
借助我的经历，我也想和更多的女孩儿说，要多去尝试，而不是为自己设限。你可以做许多你没做过的事情，去行动，去在场。你踏入了，之后的一切都有可能。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