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1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因涉嫌“反人类罪”在马尼拉机场被国际刑事法院（ICC）逮捕，这一事件迅速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随后，14日下午，杜特尔特参加了在荷兰ICC总部第一预审庭举行的首次聆讯。
此后，ICC对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态度似乎也在悄然升温。据悉，2025年1月，ICC已寻求发布对塔利班领导人基于“性别迫害”的逮捕令，指控其在任期间犯有“反人类罪”。 杜特尔特被捕后，几乎与此同时，法国、丹麦等九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要求ICC对阿富汗塔利班首领阿洪扎达和首席大法官哈卡尼发出逮捕令，谴责塔利班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和暴力行为。
欧洲九国借杜特尔特案件发酵热度，成为国际法背后的主推手。其站在拥护人权的道德制高点上，意图推动ICC对塔利班领导人采取行动，阿富汗或将成为西方司法体系下的试金石。
从杜特尔特到阿洪扎达，ICC逮捕名单背后的“权利游戏”由谁定义？ICC的逮捕令真的能撼动塔利班吗？是否会搅动阿富汗本就紧张的国内局势？又是否会如同“多米诺效应”一样轴辐周边区域？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ICC权威性的讨论，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国际法在地缘政治“棋盘”中的角色。
ICC或将“乘胜追击”将矛头对准塔利班？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成为ICC历史上首位被直接逮捕的前总统，这一消息瞬间点燃全球舆论——ICC直接绕过菲律宾司法体系，依据《罗马规约》名义行使“治外法权”。尽管菲律宾政府曾三度请求撤销逮捕令，但ICC仍坚持行动，强化其拥护人权的形象。
塔利班自2021年重新执政以来，涉嫌强制关押妇女、迫害当地平民等罪行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ICC此前以“性别迫害”为由对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和首席大法官哈卡尼发出逮捕令，但因缺乏缔约国配合始终未能落实。杜特尔特案的“成功实践”一定程度让ICC在国际上挽回形象，而塔利班政权向来在国际社会上“不受承认”，加之其备受国际谴责，可能成为ICC“乘胜追击”的完美指向，或借机促使ICC加大对塔利班的施压力度——毕竟，前者面临的只是菲律宾国内的政治阻力，而后者实际控制着的是被称之为“帝国坟场”的阿富汗政权。
九国联名施压塔利班，却对美军暴行集体沉默？
几乎是杜特尔特被捕同时，丹麦、希腊、法国、韩国、英国、圭亚那、巴拿马、塞拉利昂和斯洛文尼亚九个国家联名致信ICC，呼吁法院“优先处理塔利班反人类罪案件”。要知道，这九个国家全是ICC的“自家人”，表面上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塔利班施加政治压力，为后续行动提供道义背书；实际上是在借机为国际法撑腰。
虽然2003年阿富汗政府签订过《罗马规约》，理论上ICC对阿富汗具有管辖权，同时阿洪扎达面临着和杜特尔特类似的逮捕令，且各国的呼声越来越大。
然而，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执政后，对ICC的规则文书不以为意，公开表示《罗马规约》对阿富汗没有法律效应，其对ICC也无法律义务，因此ICC对塔利班的实际约束力是有限的。
看似这些国家本着担心阿富汗紧张局势外溢，或是希望通过司法手段削弱塔利班的国际合法性，以推崇国际法的合理性。然而，九国联合声明也隐含着“选择性执法”的嫌疑。九国多为西方老牌国家，过去在阿富汗进行过军事干预，并在反恐战争中积累了不少争议。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驻扎期间，误炸平民、虐待囚犯等事件屡见不鲜，但九国在声明中对此类问题只字未提，仅聚焦塔利班的“性别压迫”问题，这难免让人质疑其是否将人权问题当作了打压对手的政治工具。
ICC刚靠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挣回点面子，此次又试图通过支持对塔利班领导人的逮捕令来进一步彰显其权威性和执行力，试图通过此举来“刷足存在感”，九国在维护人权的同时，也在考虑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地缘政治格局。
塔利班反制ICC，从“拒绝承认”到“武力威胁”硬刚国际法？
对外，塔利班“不容异己”的排他性突出。面对逮捕令，塔利班以“非缔约国无管辖权”为由拒绝配合，甚至放话称“必要时武力保护领导人安全”。在ICC检察官要求对该国“迫害妇女”实施逮捕令几天后，常隐居幕后的塔利班首领阿洪扎达，罕见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称，塔利班绝不会因国际社会的恐吓而受到威胁。他强调“塔利班成员是信仰正确事情的穆斯林，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伤害他们”。
自塔利班重新执政以来，以阿洪扎达为首的强硬派崛起，推崇伊斯兰教法治国，强制女性穿戴布卡、禁止进入公共场所，声称是保障宗教权利，但被联合国定性为“性别种族隔离”，其保守宗教政策也遭到国际孤立。
以往，塔利班会通过释放部分被扣押女性、承诺组建“包容性政府”来争取国际承认，但长期来看，这些承诺“口惠而实不至”。加之，塔利班内部一些亲俄、亲巴基斯坦的保守派主张以强硬姿态对抗西方，认为“屈服于ICC等于承认自身非法政权”。显然，ICC的逮捕令使塔利班领导层失去了与国际社会的谈判筹码，这可能导致其转向更激进的外交策略，其外交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对内，加剧民族情绪，阿富汗国内动荡风险升级。塔利班虽饱受国际社会批评，但他们确实是阿富汗的实际掌权者，在阿富汗国内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九国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对塔利班采取行动，通过外部国家强制给阿富汗施压的做法，可能煽动国内塔利班基层士兵的极端情绪，加剧塔利班的民族主义情绪。
2025年2月，喀布尔已发生多起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袭击事件，联合国喀布尔驻地发生了枪击事件致1死1伤。这侧面显示出当地极端武装分子对“国际干预”的敏感，若ICC进一步行动，不排除塔利班以“自卫”名义发动更广泛暴力，甚至可能将矛盾聚焦在参与过阿富汗战争的外企或国际援助组织。
塔利班若因逮捕令陷入被动，阿富汗可能成为地缘“火药桶”？
巴基斯坦与伊朗的“代理人博弈”加剧。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特殊关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时获巴基斯坦军方、情报机构及宗教政党的全方位支持，巴基斯坦长期被视为塔利班的重要支持者，两国在宗教、文化和地缘上进行利益捆绑，但是近几年，两国在反恐问题上存在分歧，随着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TTP）系列升级的袭击事件，两国关系逐渐紧张。
若塔利班因ICC压力铤而走险，巴基斯坦可能被迫在“维护盟友”与“避免卷入国际孤立”间两难，而巴塔、“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俾路支分离武装（BLA）等反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随着阿富汗政局变动，在两国边界的活动频率可能会急剧增高，区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自塔利班重返喀布尔以来，阿富汗国内权力架构呈现出以阿洪扎达、巴拉达尔、雅库布和哈卡尼为首的“四派并立”的微妙平衡。阿洪扎达作为逊尼派的代表人物，上台后采取强硬手段维持国内派系平衡，而伊朗作为现代什叶派世界中的“顶梁柱”，则可能趁机扩大对阿富汗国内什叶派武装的支持，形成宗教对立，加剧阿富汗境内教派冲突，从而影响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
中亚“斯坦国家”面临渗透压力。阿富汗与中亚五国接壤，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其“伊斯兰酋长国”意识形态对中亚的辐射效应日益显著。塔利班曾多次宣称要“解放”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的“穆斯林兄弟”。
“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哈原油管道，因途经塔利班核心控制区而面临安全风险，2023年7月，该管道附近发生多起爆炸事件，哈方被迫暂停部分输油计划。土库曼斯坦担忧阿富汗局势影响其“中亚-里海”天然气运输走廊，该国能源部长坦言表示，塔利班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切断我们的能源命脉。若塔利班政权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质疑，可能煽动跨境极端主义组织发动袭击，冲击中亚地区的稳定。
恐怖主义风险外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隐患上升。中国新疆与阿富汗接壤，两国依靠狭长的瓦罕走廊连接，共同边界约长92.45公里，且“东突”势力长期与塔利班存在意识形态勾连。若塔利班因内外压力失控，可能默许极端组织势力向中国边境渗透，对中国边境安全造成威胁。
此外，瓜达尔港安全风险陡增，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咽喉”枢纽，日均货物吞吐量已从2021年的10万吨增至2024年的50万吨，但是塔利班对港口周边地区的控制力薄弱，建设瓜达尔港期间多次遭“俾路支分离武装”威胁和袭击，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也可能因阿富汗局势不稳面临安全挑战。
杜特尔特被捕虽彰显了ICC的“执行力”，但也暴露出其过度依赖政治意愿的弊端——美国曾动用《战争权力法案》阻止对叙利亚总统的起诉，俄罗斯更是直接退出ICC。对于塔利班而言，除非其失势或失去关键盟友支持，ICC的逮捕令更多是“政治威慑”而非“实际威胁”。这一系列事件背后，西方“双标账本”曝光，未来，国际社会可能仍会偏向“双重标准”——对民主国家严格追责，对非西方政权则默认其“内部解决”。而中国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始终坚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又通过多边机制防止阿富汗沦为恐怖主义温床，以实现“发展促和平”的可持续路径。毕竟，真正的国际正义，需要面包与自由兼得。
（本文作者陈滟鹭）
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新闻网、阿富汗哈马通讯社、阿富汗国际新闻社、卫报、阿拉伯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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