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现代人，必须放弃一个幻想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一些确定？

在刘擎和严飞的新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中，他们对于上述问题作了深度探讨，以下是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编 辑：米丽萍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功绩社会，

我们没有权利表达痛苦

现代社会，痛因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强。似乎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痛苦恐惧症”。

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经常看到诸如“10个技巧帮你摆脱焦虑”的文章，这类内容往往点击率极高，大家都在追求用一些方法和捷径迅速地摆脱痛苦。

人们似乎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不愿意去面对爱情的痛苦。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痛苦的东西想要表达出来，又害怕去表达，从而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

然而，放大到社会层面，由于人与人之间深度连接，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当一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也许他可以选择自我疗愈，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相类似的痛苦的时候，个体的痛苦就变成了时代的痛苦。

痛苦的内容也有很多：焦虑、自卑、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无意义感，等等，并且这种痛苦有可能跨代传递。

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一书中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会”。

今天的社会，大家都惧怕否定性，不喜欢消极，重视积极的、肯定性。人们似乎失去了表达自我悲伤的权利，甚至对痛苦的表达成了一种社会忌讳，企图把人们塑造成对痛苦极不敏感的，永远感到积极、幸福的功绩主体。

当下一些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叫做“夜读”或者“夜话”的栏目，固定在每天晚上10点推出。这些栏目像“打鸡血”一样推送很多“心灵鸡汤”的小文章，不停地强调你要勤奋与乐观，强调必须看到人生的光明面。

但是想象一下，“996”的你下班回到家，劳累工作了一天想躺在沙发上休息，或者今天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情，想痛骂一下不人道的公司制度，发泄自己的情绪。

这时候10点整的心灵鸡汤来了，说你要积极乐观、美好地看待每一天，你要正能量——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想正能量，我想稍微给自己一点放松；我今天非常沮丧，心情不好，我想和闺蜜、好友倾诉一下，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这些心灵鸡汤，仿佛在否认和抹去人们的痛苦和不满——我们今天不允许大家表达一些不积极的，甚至是悲观的、消极的东西，不允许大家反问、反思说我确实感觉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我承认自己做的是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行吗？不可以吗？对不起，还真不可以。你必须保持乐观的态度，继续投入到积极的工作当中去。如果你敢于表达自己的痛苦，就可能被视为不符合社会主流。

这种趋势让我越来越担心，当今的年轻人连表达悲伤和焦虑的权利都逐渐丧失了，这对他们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如果永远点赞积极正能量，痛苦就会消失吗？积极主义看上去是在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其实恰恰相反，年轻人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这种自主选择不一定总是有明确的意义，但可以提供一种松弛的状态。松弛不是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松散形态，而是说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边界里掌握自己的人生。当人们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即使工作再忙碌和辛苦，也能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成就感。

直面痛苦，才能治愈

痛苦对人生的体验和意义是多样的，对待痛苦的方式也是如此。但有些应对痛苦的方式不太可取，比如完全沉湎于痛苦，或者彻底回避痛苦，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可取的应对方式。

就我自己而言，面对精神层面的痛苦是通过写作。我们那一代有许多人有写信和写日记的习惯。

在我看来，失败感可能是痛苦的一个重要来源，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此。无论是你想要成就的一项事业的目标，还是你在感情上寄托爱恋的一个人，如果你付诸了巨大的努力，那些深切和强烈的愿望还是没有达成，就会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失败感。

那么这种失败感我是怎么应对的呢？一开始也是挺幼稚的，就是启动一种防御机制“否认”，说这件事情对我不重要，没有达成也没关系，这样就否认了失败。

但是人真的能逃过自己吗？反正我不行。鲁迅的《伤逝》中男主人公涓生总觉得背后有另外一个声音，其实那是自己的一个声音。

我无法躲避这种声音，我能治愈的失败感都是以极端的方式直面自己，就是把失败的经历一步步拆解开来，钻到所有的细节里，甚至可以说是对自我剖析有点沉湎，为的是辨析哪些会令自己紧张和恐慌，哪些可能会感到羞耻或愤怒，然后把这些最有痛感的细节反复揉碎和咀嚼，直到我有能力从容，能将这些细节放置到整体的自我叙事中，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能超脱失败的痛苦。

这种过程时常带着强烈的情绪，是自虐的。因为你明明经过了一场失败，但你还要反复细致地重温那些失败的痛楚。我对痛苦的治愈过程，几乎总是经由更痛才可以走向解脱。

我想，肯定有人比较“心大”，更容易就能超脱了。年纪大了可能也容易些，但在少年时代，因为一次考试或者什么比赛的成绩不够理想，就会特别和自己较劲。后来我发现，这种方式很耗能，如果能有一点“得过且过”也可以。

孔子讲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讲中道原则，这些道理很早就会背诵，但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不是自己的道理。

我是通过很多痛苦的历练之后才慢慢明白，什么样的事情要投入多大的精神、情感和智识的精力才是恰当的。分寸感和比例原则都是很重要的，但在这方面我其实很晚熟。

去做喜欢和值得做的事

当下的境况有很多变数，有不确定性，原有的预期可能会落空。前几年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有些能进“985”或“211”这类学校，本来指望会有一个好的工作，这是合理的期待。

但当这个前景不那么明朗的时候，好像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义感。但是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本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可期待的前景，你又应该做什么？

想想“50后”与“60后”那一代人，在历史条件的约束下，在整个群体没有多少选择的境遇中，仍然有不少人没有虚度年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人对自由的向往，这些不仅是值得追求的价值，而且是在每个年代里都值得争取的目标。

茨威格相信，无论在什么年代，文化上的探索、人类和平与人道主义都是值得奋斗的目标。“二战”爆发前夕他在英国，从伦敦搬到偏远的小地方去，专注于写作两卷本的巴尔扎克传记（《巴尔扎克传》）。

他认为，这就是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哪怕现在英国宣战了，我还是应该做这件事情。

所以，即便处在困境甚至绝境之中，即便在前景不明、方向未定的时候，最能赋予你强健生命力的方式，就是选择去做那些在所有年代、在所有历史条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

比如锻炼身体；比如阅读、写作和思考，关心公共事务，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比如像匠人一样耐心磨炼一种技艺，日臻完善；比如去外地旅行，看大千世界；比如认真与人交往，寻求知己，体会深情厚……

所有这些活动，不只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应对困境与剧变，而且这些活动和体验本身就是好的，实现了生命的内在价值。这也正是茨威格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去做自己喜欢与值得做的事情就好。如果你有某种技艺，比如喜欢做家具，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欢阅读，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欢唱歌、跳舞，你有才艺，愿意做短视频，这本身就是好的。

说不定哪一天这些活动会给你带来实际的回报，但是即便没有实际的回报，这本身就有价值，不仅让你快乐，而且会让你获得对自己的肯认，赋予生命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当然，价值感最好是说我把这个事情做了，同时带给我一笔收入。钱很重要，但金钱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意义来源。

你可以和周围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哪怕一起打游戏，也能够体验到自身的活力、智性和热情，这些就是好的事情。

在任何处境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唯一能够拯救我们意义匮乏的方式就是，做那些在所有境遇中，在所有时代都值得做的事情，你坚持做下去，未必能够给你实惠的金钱或物质的回报，但它能在精神意义上鼓舞你，成为一个更丰沛的生命。

重建自我，重建连接

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与自我》里提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社会，在敏感性社会里，每个个体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变得更加敏感，比如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对性别议题的敏感等。

今天的人会接收到来自不同维度的信号，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陷入焦虑。人们面临的信息爆炸和社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比如，年轻人会不断地将自己的和父母那一代的生活经历进行对比，思考为什么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工作机会却变得越来越少？他们也会与那些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同龄人相比，质疑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但另一些人却拥挤在通往罗马的路上。

这种持续的比较和竞争感，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观察，还被社交媒体所放大。年轻人每天都在滑动手机屏幕，看到的都是别人精心策划的生活片段，这种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使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和焦虑。

未来怎么办？既然卷不动也躺不平，只能成为45度斜杆青年，在躺平和振作之间反复寻求平衡。

但敏感性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对人类的疾苦，包括对他人和自己的疾苦有更加强烈的反应；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脆弱，因为你敏感了，你会脆弱。所以有位日本学者写了本书提倡“钝感力”。

但钝感不是麻木，敏感和钝感是可以共存的。其实我们知道，面对生活的各种困境，既需要敏感，也需要在敏感之后有很强的理性来分析和澄清，你能够舍弃什么，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才能帮助你做出选择。

人是通过自己的遭遇和叙事来建构自我的，自己的故事发展和改变，就是自我重构的过程。在平稳的时代，每个人的故事相对稳定，自我重构是缓慢的，也是相对顺畅的。但在最近几年，似乎每个人都急促地重新寻找自我，重新构建自我。这种仓促造成某种茫然的困境。

应对困境的关键，是要澄清自己：什么是我最根本的关切，什么是我最本真的意愿，这不只需要理性的反思，还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关。最终去发现，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处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我们不仅要重建自我，而且还要重建连接，建立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即时通信软件已经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路径依赖，可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临场感却消失了。

当每个人都变成了“符号”和“头像”，我们就无法即时感知到人和人交往过程中具身的社交线索，遑论去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流动。

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而这种连接的建立，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走出来，不断地创造出很多新鲜有趣的活动，重新去制定一些游戏的规则。

在世界的浮沉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在寻找通向自己出口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着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我们应该努力从更广阔的维度来思考，向世界打开自己，看见多元生发的可能性。

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今天，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且认他乡作故乡

人总是向往自由、探索新的天地，想象具有创造性的、在别处的生活，不断地变化，这好像是喜新厌旧。

但实际上，人类是“喜新恋旧”，因为我们也需要故乡的那种亲切和熟悉，那种确定性和归属感，让我们能完全安心的地方，那就是家乡。

但是，我们又不甘愿留守在家乡安顿自己，总是想要出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所以才有了“故乡”。

如果你不离开家乡，就没有所谓故乡，故乡是过去的家乡，有故乡的人就已经离开家乡了。

“家”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至少可以把它分解成两重含义，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家，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家。

家最朴素的意义就是你熟悉、确定、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处所。人在家里会有一种天然的自由，这是感到无拘无束的自在。

在精神意义上也是类似的，你使用你特定的语言，有时候可能是方言，是特别自在的，近旁的人都听得明白，时而可能会心一笑。

可是，如果感到过于自在，可能会觉得乏味，没有新鲜感，也就毫无挑战性。所以你又会渴望自由，向往远方的新天地。

就像我们最初到外地上大学，走进新的校园，一方面是激动，一方面是不安，这种激动而不安的感觉和我们“在家”的那种自在松弛的感觉很不一样。所以现代人往往生活在这两种欲望的张力之中。

究竟如何是好？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体状态，有的人慢慢适应了，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新颖探索中找到自己，安顿自己，而有的人始终会有不适感，就会有很深的乡愁，不断涌起回归家园的渴望。

但麻烦的是，如果你真的回到故乡，可能会发现那个“家”已经发生了巨变，家乡的景观变了，人的观念也变了，甚至面目全非。你会发现“故乡不再是故乡”，不再是那个让你能熟悉自在的故乡。于是就有了无处安放的乡愁。

“乡愁”最深刻的含义是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在根本上是精神意义上无处安顿自己的困惑。因此，简单地在地理意义上回到故乡，或者把过去的书信、日记和遗迹都找出来重构自己失落的童年，并不一定就能找到生命意义的根基，从而在精神和情感上安顿自己。

在我看来，如果要应对乡愁中的那种消极、沮丧和迷茫的情绪，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迷思（myth)，那就是存在一种永恒家园的意象，通过返回（物理意义的）家乡获得温暖的、自在的、可完全信任的依赖，一种真正的归属感。

现代人必须有一种坚韧无畏的勇敢来面对永恒的乡愁，放弃那种幻想——存在一个对你永远敞开怀抱的故乡。我们要寻求的那个真正能安顿自己精神的“故乡”并不是现成的“在某处”，而是一个有待自己去造就的“精神家园”。

当然，这种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可能是终其一生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故乡可以成为一种精神资源。

陈寅恪1948年在广州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叫“且认他乡作故乡”。当时他身逢乱世，在兵荒马乱的境遇中如何安顿？他就决意将此地当作故乡好了，这当然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

俗话说“三十而立”，立的不是金钱的饱满，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个活在世界上感到意义的生活锚点。

要应对那种悬浮的、无根的状态，就需要你在一个地方扎根，这不是说一辈子也不离开某个地方。而是说无论到哪里，都要与周遭的人与物发生深入一些的关联，否则就只是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