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号刊登文章《进步派如何冻结美国梦》，指出地理流动性急剧降低，导致美国机遇引擎停止运转。
2.文章提到，1960年代每5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搬迁，而到2023年，每13名美国人中只有1人搬迁。
3.由于地理流动性降低，许多美国人被困在发展前景平平甚至暗淡的社区，无法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地方。
4.然而，美国流动性丧失的原因有很多，如老龄化、双职工家庭增多、共同监护普及等。
5.为恢复流动性，专家建议实施政策一致、心怀包容和供应充分的原则，让住房成为跳板助推大家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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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号封面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号刊登题为《进步派如何冻结美国梦》的封面文章，作者为约尼·阿佩尔鲍姆。全文摘编如下：
人们应该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社区，而不是困守在出生地——这一想法是美国特色鲜明的创新，是这个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基础，可能也是美国对世界最重大的贡献。
地理流动性急剧降低
创业、创新、增长、社会平等——美国还是年轻共和国时最具吸引力的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这则基本事实：美国人总是期待下一个开始，总是尝试通过往前走来向上爬。
但过去50年，美国机遇的引擎已经停止运转：无论是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还是在州内搬迁，甚至在某个城市内搬迁，概率都在降低。20世纪60年代，在任意年份里每5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搬迁，虽然与19世纪每3人中就有1人搬迁相比有所下降，但这一比例仍高得惊人。但到了2023年，每13名美国人中只有1人搬迁。
地理流动性急剧降低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但引起更多重视的是其他转变。就在这一时期，创办新企业的美国人减少了，换工作的美国人减少了：1985年到2014年，成为企业家的美国人比例降低一半。过得不如父母的美国人增多：1970年，每10个年轻人中大约有8人可以预期自己的收入超过父母；到世纪之交，只有一半年轻人持这一观点。出生率持续走低。过去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而今天只有三分之一。
当前，许多美国人被困在发展前景平平甚至暗淡的社区，缺乏跨越街区、州界更不用说国境的实际能力，无法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搬迁者，一般也不是前往机会充足的地方，而是房价低廉的地方。只有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免于这种困境。选择城市甚至社区的自由已经成为阶级特权。
困扰美国的“僵化症”每十年、甚至每年都愈发严重，但造成僵化的并不是科技发展误入歧途、反对社会进步运动或常用来解释美国最严重问题的其他罪魁祸首。这种让许多美国人感到困在原地、毫无希望的排斥现象恰恰要追溯到特权群体种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而这一群体却声称包容、多元和社会平等是他们信奉的最高价值。
一场真正的全国危机
恢复流动性为我们重拾美国承诺提供了最大希望。但大部分自诩为进步人士的人却在阻碍这一进程。
一代又一代改革者试图重新夺取对街区、对邻居的控制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流动性被慢慢扼杀。享有盛名的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发挥了关键作用。
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瞄准城市改造以及以进步之名毁掉的一切。同年，当雅各布斯得知纽约市打算将她所在的街区列入改造时，便召集一小群居民守卫街区。他们四处写信、现身听证会、在街区张贴传单，营造出改造受到大规模反对的假象。他们的行动奏效了。雅各布斯及其合作者是首批成功阻挡城市改造计划的社区居民。雅各布斯的书，加上她身为激进分子所取得的成就，令她声名鹊起。但这带来另一个问题：停滞。
美国流动性下降的原因还有很多。大众总是在相对年轻时选择流动，而美国正在老龄化：1800年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16岁，1970年为28岁，现在则接近39岁。双职工家庭增多可能让搬迁难度加大。共同监护的普及使得离婚夫妻其中一方更难搬迁。自有住房的美国人增多，而租房者总是更有可能流动。或许，有些美国人只是更能找到满足自身需求的工作和社区，从而抑制了搬到其他地方的冲动。还有些人因为远程工作则可以留在一直生活的地方。
但这些答案都无法解释地理流动性普遍持续减弱的现象。国家或许在老龄化，但美国年轻人的流动性降低尤其严重；双职工家庭或许不太愿意流动，但其他群体的流动性也在下降；不仅有房者的流动性减弱，租房者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减弱早在远程办公兴起之前就开始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过去半个世纪留在原地让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
去年12月，美国普查局报告说，美国创造了一项令人沮丧的新纪录：前一年搬家的美国人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学者杰德·科尔科估算，地理不平等，也就是美国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的流动性丧失是场真正的全国危机，就算没有阿片类药物流行或政治极端主义不断加剧等问题那样显而易见，也同样紧迫。事实上，这一问题助长的绝望正激化上述及其他危机，因为美国人失去为自己和孩子竭尽所能打造美好生活的机会。
让主动权回到大众手中
针对流动停滞带来的成本，即使不完全分析都会得出令人咋舌的结果。例如，想一想阻止人们搬到能发挥最大生产力的地方而流失了多少经济增长。经济学者谢长泰和恩里科·莫雷蒂最近设想了一个完美流动的方案，其中美国三个最有生产力的大都市地区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自1964年以来建造出足够多的住宅，足以容纳每一个必定因搬到当地而受益的人。他们估算，仅此一项就能让截至2009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约2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为每个美国劳动者增收8775美元。
而社会成本可以说比经济成本还要高。经济学者彼得·加农和丹尼尔·舒格举例说明：如果某律师从南方腹地搬到纽约市，扣除住房成本后净收入能增加约39%——与1960年的水平相当。1960年某门卫同样从南方腹地搬到纽约市，收入能增加70%；但到了2017年，他搬迁后工资增幅不及住房成本涨幅，因此收入净减少7%。过去，通过搬迁收益最大的是美国工薪阶层；如今，这些收益基本只流向富人。
要想恢复流动，任何严肃行动都应遵循三个简单原则。首先是政策一致。在城市各处统一适用的规则往往会实现社区的人口和用途多元化，向居民提供同等保护。但根据特定街区的意愿而制定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让不理想的土地用途和更廉价的住房集中到较贫穷地区。
第二个原则是心怀包容。自然增长意味着混乱和不可预测。要让美国人自由生活在他们想生活的地方，就要包容其他人的选择，即使我们认为他们建造的楼房没有品味、公寓太小、房屋结构错乱。品味在变化，街区也是如此。长期繁荣发展的地方是人们有权自我抉择，并根据自身需求建立和调整建筑结构的地方。
第三个原则是供应充分。解决供应紧张的最好办法是增加供应，在有吸引力和不断发展的地方大量供应，让住房成为跳板助推大家飞跃，而不是阻挡他们的脚步。
这能让主动权重新回到大众手中，让他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寻找机会，选择对他们最合适的住房。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重振衰落的城镇；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建造新城镇。无论受过多少教育、碰巧出生在哪个城市或地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既包括门卫也包括律师，都应该能自我抉择。（编译/张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