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东西方“大分流”——谈谈“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

工业革命：东西方“大分流”

——谈谈“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

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中国开始社会转型。

但转型，没有采取“英国模式”，而是在“英国模式”出现以前，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李伯重称之为“江南道路”。

这条道路有个特点，社会优先，而非资本优先，故其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的“主义”化，而非资本的“主义”化。

中国传统社会，乃“四民社会”，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将其划分“本末”，则以士农为“本”，形成耕读社会，以工商为“末”，辅以工商行会，以轻重论，则重农而抑商。

社会转型，并非以工商社会取代耕读社会，而是提高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使之由“末”升“本”，曰“工商皆本”。

故其所指，乃社会问题，非资本问题，其“主义”导向，为社会导向，亦非资本导向，可谓“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这与西学传播的社会形态学说不同，是文化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社会化进展中自发形成的一条“江南道路”。

李伯重在《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研究，皆以西欧道路放之四海，以英国模式衡量世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就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

而事实却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英国模式之前就已出现，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起初也不是在英国发生，从重商主义到资本主义，意大利与荷兰，都走在了英国的前面，后来英国超越它们，是靠了国家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赋能。

一切货币，皆有资本属性，由国家赋能，而为“主义”，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是货币经济的产物，由重商主义发展而来，从政治上来讲，它必须解决君主制下权力支配经济的问题，在制度安排上，为工商社会的政治诉求提供一个资本的席位。

但，即便这两点，荷兰也走在了英国的前面。

作为第一个民主国家和第一个近代经济体，荷兰不仅以民主制领先，且以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公司及其相应的资本市场以及全球化的资本运作，在历史进程的大棋局中先行了一步。

不过，民主制固有的脆弱性，它亦未能幸免。

其与英国角逐，联邦制优柔寡断，城邦打着各自为政的小算盘，降低了国家机器的效能，削弱了国家意志的强权。

在国家机器的行政效能以及国家意志的权力表现的方面，它远不如君主制与民主制合体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英国模式是个特例，它的成功，有其独特性。

让民主挂靠君主，以君主接纳民主，这当然是英国革命的收官之作——“光荣革命”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此成果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古代封建制贵族阶层，他们在两者之间“执两用中”，行“中庸”之道，在君主与民主制之间维持平衡。

这个贵族阶层，是英国特有的，荷兰是城邦国家，没有形成拥有“吾土吾民”的贵族阶层，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历史很短，还来不及形成贵族，就实现了民主，中国虽然曾经有过，但那是在两千年前的西周时期，东周就已解体，至秦统一，便取消了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那种封邦建国的贵族阶层就宣告终结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形颇似中国，同样以暴力手段消灭了贵族阶层，结果也是出了一位皇帝，可谓法国的“千古一帝”——拿破仑。

当资本主义来临时，惟有英国的贵族阶层，不但一息尚存，而且依旧活力满满，对应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以财产资格和文化品位为标准，定义贵族为“绅士”，并使之向商人和农民开放，以此延展了贵族阶层，延伸出近代化的商绅和乡绅。

而正是这样的新型的贵族阶层——商绅与乡绅，他们的合作，使得工业革命得以顺利进行，若无乡绅配合，“圈地运动”便难以得逞，若无“圈地运动”释放土地和劳动力，使农业转型，蒸汽机就会停留在图纸上，工业革命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从技术上来看，工业革命的技术迭代，谈不上有多么高新，但它却是时下所谓“产学研一体化”的一个近代开端。

对蒸汽机的设想，古代就有，仅作为一种“哲学的玩具”——汽转轮的概念游戏，在思想中以蒸汽转动金属球，做观念运动，并未考虑其应用，盖因其之于当时并无实用的价值。

从观念运动到机械运动，从哲学思考到技术发明，从一时一地的局部应用，如矿井抽水，到工业革命时代，经由改良之后，而坐实于经济基础之中，赋能于众多领域的相关产业，开始其全面应用，当其时也，已历千余载，乃以滴水汇细流，水至而溪成，化而成川，奔流出海，放之四海而皆准。

仪表匠瓦特，一位工匠之子，一个小业主传人，被命运赐予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竟然从行会制度的束缚中，自我解放出来，以自由工匠的身份，不经意地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产学研一体化，开始了他一个人的工业革命。

就“现代性”而言，格拉斯哥大学比剑桥和牛津更值一提，其时牛津、剑桥仍以古典教育为主，自然哲学——物理学、化学才开始进入课程，而格拉斯哥大学则走在了它们的前面，如瓦特改进蒸汽机时，就参考了该校教授布莱克的热力学理论。

他的学生亚当·斯密，不仅以其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文献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基，更以个人主义的社会分工学说确立了自由经济原则的市场正义，还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在了国家主义的头上，以此证明“市场大于国家，个体先于国体”。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以下简称“格大”）做过教授，据说，还当过校长，期间（1751—1764）他与瓦特同在。

斯密于1751年执教格大，为逻辑学教授，后转教道德哲学，而瓦特此时也在格大从事维修和改良科学仪器的工作，由此看来，两人应当存在交集，但他们是否相识，却又苦无证据。

1759年，斯密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的写作，1764年，斯密离开格大，应邀游历欧洲，而就在这一年，瓦特才萌发了他的蒸汽机改良念头，在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们失之交臂了，各自以其个人主义的方式，面对着工业革命的时代风口。

游欧归来，斯密隐于故里，全力以赴，投入其《国富论》（此书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研究》）一书的研究与写作，历时九年，六年成稿，三年修改，终于完成，成就一部旷代巨著。

而瓦特从1764年修理一台纽可门蒸汽机开始，直到1774年蒸汽机投产，一直都在格大。围绕他，格大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故其价值，不仅在于改良了蒸汽机，为工业革命打了一个技术的底子，更在于他的成功为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模式”——产学研一体化的一个范例，此范例，成为后来工业革命的原型。

从格大到斯坦福大学，从煤矿到硅谷，从蒸汽机到半导体，瓦特及其师友便是这条技术路线的开发者和先行者。

另外，还有一条思想路线，是由斯密开辟的，那是一条《国富论》的路线，与《资本论》的通过资本批判走向社会革命不同，它通往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并以之推动经济增长。

但那是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道德情操论》式的经由个体人格达成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想象，一旦资本主义的“恶之花”恣意狂放，从道德主体性转向资本主体性，从个体人格转向资本人格，从自由人的个体属性转向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那么《资本论》就派上了用场，它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头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预告资本主义的灭亡，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提撕人类文明的社会正义的主张。

从《国富论》到《资本论》，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如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成长，这两本“现代性”的福音书，一本以《国富论》的底层逻辑推动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增长，一本以《资本论》的理性原则检验其后果，并进行人类价值评估，就如同文明花园的园丁，必须给资本主义的“恶之花”剪枝。

对照于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近代化的“江南道路”，这时，就会发现，其于“英国模式”，除了社会优先而非资本优先、道德为主而非利益为主的区别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江南道路”以其传统价值取向对“英国模式”做了选择。

其选择，我们从“江南道路”向“中国特色”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但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倒转过来的“英国模式”——不是从《国富论》到《资本论》，而是反过来，从《资本论》到《国富论》，亦即先经由《资本论》的批判，限制资本之恶，再进入《国富论》的逻辑，求得国民的财富，实现经济增长。

此一倒转，在近代中国发生，始以《资本论》反帝、反封建，迄于当代，则继以《国富论》改革开放，此由三百年来“中西会通”所致，亦为近百年来“中体西用”的一大贡献，其不但具有思想革命的历史意义，更具有化为社会转型的现实功能。

以此，我们确认，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便是在文化中国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使“英国模式”倒转。

正如宇宙观念上的“哥白尼倒转”，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也有一个“中国式倒转”，举目全球，当今之世，能倒转“英国模式”而自成一体，另辟一路者，还有谁？唯有文化中国。

然此倒转，亦非由一朝而成，非以一夕而能。

从“中西会通”到“中体西用”，期间二百余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明清易代，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等，使中欧运势逆转，出现了“大分流”，一边是东方的天朝崩溃，而另一边则是西方的日不落帝国的兴起。

在“大分流”之前，欧霸尚处于“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阶段，而此后，“日不落”就成为了衡量海洋帝国的一条海权基准线，以此为基准，西葡帝国、荷兰帝国，都囿于“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地缘，真正的、唯一的“日不落”帝国，只有英国，因为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成为了东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岭。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离不开神话，“大分流”时代，也有自己的神话，当然，那是关于“工业革命”的神话，通过诗歌，得到一种宇宙浪漫主义的表达，让时代的骄子来吟咏它。

一个神话，一个蒸汽机的神话，从拜伦的诗中，用了唐璜的口吻，借了王佐良的译笔喷发：在那漫荒的天穹，牛顿能在星球之间开辟出路径，真不知抵消了多少人间的苦痛！而从那以后，不朽的人就发明各种造福于人的机器，而且不久将会有蒸汽机把他送上月球。当牛顿以科学革命开辟了一条天体运行的宇宙之路，那么，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就应该带着人类通往这条道路。

可结果却是，蒸汽机并未把人送上月球，反而把鸦片送到中国来了，对此，拜伦知道吗？他多半不知道，因为他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24年就去世了。不过，知道又如何呢？他会像捍卫希腊的自由一样，舍身捍卫中国的江南吗？他虽然不知道鸦片战争即将来临，但他一定知道马戛尔尼来过中国，吃了晚清的闭门羹。

在对中国充满了差评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拜伦，已经对中国问题了无兴趣，尽管其作品中充满了东方情调，但我们看不到有“中国风”的影响，咬牙切齿的英国人，终于打出了一张毒牌——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以贩毒导致了“大分流”的局面。

英国人以鸦片战争袭击晚清，虽未一击致命，但也击中了天朝的命门，从此割地赔款，暗淡了晚清自诩为天朝上国的高光，打开了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日不落”帝国的天窗。

然而，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之前，江南之于英格兰，那情形——经济的发展水平，便与荷兰堪似，亦不遑多让。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旨在解释18世纪后期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分化。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江南地区，又一次被提出来，扮演关键角色，成为比较研究的核心案例。

作为全球经济史的一个比较样本，彭慕兰对江南的定位，不仅为中国经济的高地和核心区，而且是全球化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东方主义的中心节点，其比较框架，采取核心区对等性原则，选择经济水平相近的核心区而非整体国家，进行比较。

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其体量之大，同整个欧洲差不多，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同欧洲各国不好比，所以，他将中欧核心区拿来作对比，也就是拿中国最富饶的江南——长江三角洲部分，来与欧洲最先进的英国或荷兰作对比，以一地比一国。

经其对比，他认为，在商业化程度方面，江南地区和英国，两地均形成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网络，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活跃；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出效率相近，江南的集约化农业与英国的混合农业——种植业+畜牧业，均能支撑高人口密度；至于生活水平方面，普通民众的卡路里摄入、纺织品消费及预期寿命差异不大，甚至江南在某些指标上略优。就大体而言，英国与江南，虽然经济水平相近，但发展模式相异。

在农业生产方面，江南通过双季稻种植、桑基鱼塘等生态适应技术实现高农业产出，而英国则依赖圈地运动后的农场经营和畜牧业；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两地手工业均呈现“原始工业化”特征：江南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通过家庭分工与市镇网络形成规模经济，而英国的毛纺织业，则依托乡村作坊和商人资本。

在市场经济方面，江南依托运河与市镇体系，形成了区域一体化市场，粮食、棉布的商品化率，超过了90%，而英国，则通过国内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网络，实现资源的全球化调配。相比之下，彭慕兰认为，两地市场机制均非“完美自由市场”，但江南在某些方面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如劳动力流动性较高）。

明清时期，江南的棉纺织业规模庞大，年产量达3亿匹，市场网络发达，但依赖家庭作坊和手工，缺乏机械化突破。彭慕兰认为，这与能源限制（主要是缺乏廉价煤炭）直接相关，而与制度差异关系不大，在他看来，18世纪的欧洲，其产权制度、金融体系等优势尚未显著体现，而江南的家族资本网络和市镇经济，同样充满了市场活力，未能工业化，更多是生态限制的结果。

到了18世纪末，两地均面临人口增长导致的生态压力与资源限制，江南因此而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境：土地开发接近极限，依赖木材、秸秆等生物能源，缺乏廉价煤炭缓解燃料压力，而英国则以其便利的煤炭资源，取得了新的突破，英国煤矿易开采，且集中于工业区，正是煤矿排水需求催生了蒸汽机改良。

中国地大物博，当然不缺煤碳，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炭的国家就是中国，据说，五千年前就开始了。

但煤矿在中国的分布，却远离了作为经济主流的长江流域，尤其是核心区域的长江三角洲——江南，而主要分布在另一条母亲河——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又因其通航能力不足，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成源远流长的经济带，更遑论核心区。

当工业革命来临时，原本不缺少煤碳的中国，反而被煤矿卡住了经济发展的脖子，此虽由煤矿分布的自然地理状况所致，但亦由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然，当经济核心区——江南需要源源不断的煤炭运行，来助其工业革命的临门一脚时，结果却是煤炭没能跟上，只能眼看着英国人将工业革命的球踢进了东方大门。

足球属于工人阶级，它是工业革命的衍生品，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同时也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人类第一个“世界工厂”，同时也造就了世界第一支足球队——曼联队的前身牛顿希斯队，该队由铁路工人组成，他们将兰开夏郡及周边的煤矿资源，用蒸汽机车输送至“世界工厂”，使纺织厂发生了工业革命。

产业集聚于此，棉纺织业与煤矿共生，形成“能源—产业”协同效应，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依赖煤炭驱动的蒸汽机，而兰开夏郡的煤矿为此地工厂提供廉价燃料，这种“煤矿—工厂”的地理邻近性，降低了运输成本，使之迅速成为全球棉纺织中心。

其全球影响，导致煤炭资本主义扩张，然而，英国本土煤矿的有限性，又推动其全球殖民运动，将印度、澳大利亚的煤炭资源纳入其全球供应链，支撑“世界工厂”的持续运转。还有“煤矿—蒸汽机—工厂”模式，成为了世界工业化的模板，被欧美各国效仿，例如，德国的鲁尔区、美国匹兹堡，均复制了这一路径。

总之，煤矿是工业革命起搏的“黑色心脏”。

曼彻斯特的崛起，此乃煤炭能源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耦合所致，煤矿不仅提供了工业化的地利，还重塑了技术、空间与社会的底层逻辑，“黑色心脏”的跳动，既带来了生产力飞跃，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的“恶之花”——生态危机与阶级对立。

英国在1770—1821年间，经过工业革命，工业占比从24%升至31%，一举改变18世纪江南与英国人均国民收入旗鼓相当的状况。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其人均收入与英国不相上下，可到了1827年，数据对比大为改观，英国当年税收，收入约6500万英镑，折合白银2.08亿两，而清朝本年税收，仅4500万两。若清朝税收占国民收入比例与英国相当（约20%），其国民收入则仅为英国的1/4。

于是，“大分流”开始了，西风压倒了东风，工业革命撕裂了耕读社会，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门户，把中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之中，“英国模式”终于君临东方，高耀于中国，昂昂然，向全世界一展其“日不落”的文明样式。

但其代价，却是付出了一代英国的工人阶级。

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出现了人口爆炸，其煤矿与工厂，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力，其人口数量从1774年的2.5万激增至1851年的40万，烧煤释放的烟尘笼罩城市，使之成为“雾都”，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述：工人聚居区的空气“充满煤烟和硫磺”，人均寿命不足20岁。

资本主义的“恶之花”结出了它的第一个恶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