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美元还能继续成为货币之王吗？

当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美元作为唯一真正的全球货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时，他们会提及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美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或者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持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基础正是上述这些因素。他们认为，无论发生什么，只要美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美元就依然会是全球的避风港。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提醒了我们，单纯的数字所能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正如历史学家会告诉你的那样，要解释国际货币的兴衰，靠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经济或市场。正是人们采取了关键步骤，建立起了让美元走向国际的制度。而最终决定这些制度是存续还是消亡的，同样也是人。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首席设计师保罗·沃伯格  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

最有资格被视为全球美元体系奠基人的，或许当属保罗·沃伯格。他是德裔美国人，出身于总部位于汉堡的沃伯格银行家族。年轻的沃伯格曾在汉堡、巴黎和伦敦从事国际金融工作，1895年他与库恩 - 洛布银行王朝联姻，并于1902年移民美国。丰富的国际从业经历让沃伯格深刻认识到，伦敦作为全球各地商人和银行家的主要贸易信贷及投资融资来源地，为英国带来了诸多好处。而这些“全球各地”也包括美国，当时美国在国际信贷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伦敦和英镑。

和许多入籍公民一样，沃伯格对他的新祖国忠心耿耿。他担心美国经济对伦敦和英镑的依赖，会使其暴露在无法控制的外部冲击之下。他也明白，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得益于英格兰银行的支持。英格兰银行随时准备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保障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由此可见，由于缺乏中央银行，美国若想推动美元在国际上的使用，其雄心壮志必然会受到限制。

关于艺术作品

本文中美元的图片来自弗洛伊德·道格拉斯的《金色美元》系列。这位荷兰艺术家通过用丙烯酸制作的镀金1美元钞票雕塑，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对消费文化进行了评论。

从1906年开始，沃伯格就不知疲倦地推动建立中央银行这一机构。他认为，未来中央银行的一项关键职能，将是开发一个以美元计价的信贷工具市场，用于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支持。他采用了欧洲的说法，将这些银行汇票或汇票称为商业承兑汇票，并预计中央银行会“承兑”或购买这些汇票，以此来推动新的贸易信贷市场的发展。

沃伯格为报纸撰写专栏文章。他在公共论坛上发表演讲，克服了因英语口音浓重而带来的羞怯。1910年，他参与了一小群专家在佐治亚州海岸外的杰基尔岛举行的会议，共同商讨后来成为《联邦储备法案》的各项条款。1914年，他成为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他起草的规定允许美联储购买美元商业承兑汇票，以此来培育这个市场。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价值与伦敦发放的以英镑计价的贸易信贷价值相当，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后者。

20世纪30年代，美元作为英镑竞争对手的地位遭受了挫折。当时美联储退出了承兑市场，而美国也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银行和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元创造了机会。但直到另一位关键人物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介入，美元的国际地位才得以巩固。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起草的计划后来成为了美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蓝图的基础  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

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中国首席代表孔祥熙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  图片来源：环球影像集团/盖蒂图片社

怀特的出身没有沃伯格那么显赫。他的父母是立陶宛移民，父亲原本是个小贩，后来开了一家五金店。怀特性格有些乖戾，在1934年加入亨利·摩根索领导的美国财政部之前，他的学术生涯并不顺利。进入财政部后，他一路晋升，成为了财政部长助理，全面负责财政部参与的所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战争期间，怀特起草了一份计划，经过修改后，这份计划成为了美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的蓝图。而这些机构为战后国际货币秩序以及美元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诚然，美国在1944年于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上，必须与其他与会国家进行谈判。怀特也不得不与他的英国对话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进行周旋。但怀特计划中的关键要素直接被纳入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具体而言，怀特试图让美元在新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为唯一完全可兑换的国际货币。该协定的早期草案规定，汇率应与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挂钩。当凯恩斯的一位同事丹尼斯·罗伯逊无意中提到，战后只有美元有可能自由兑换成黄金时，怀特看到了巩固美元地位的机会。他和他的团队通宵达旦，重新起草了协定，将“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替换为“黄金……或1944年7月1日起生效的同等重量和纯度的美元”。因此，《布雷顿森林协定》将美元指定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其他组成部分所围绕的核心。

随后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并非仅仅归功于怀特以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那些机构。还需要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恢复国际支付所需的美元，并使其经济重新融入全球秩序。美国领导人不得不绕过国会对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不情愿，同意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美国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1947年11月关于向欧洲提供美元计划的听证会上  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

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支持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立场让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相信，依赖一个坚定盟友的货币是明智之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向欧洲人表明，他们不仅有一个经济伙伴，还有一个地缘政治伙伴，而且他们可以放心地依赖这个伙伴的承诺以及其货币。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向他们表明，美国有能力履行其义务。

因此，即便1971年以美元为挂钩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制度崩溃了，美元在全球的核心地位依然得以延续。这得益于沃伯格、怀特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所建立的各种制度：一个独立的美联储、一个美国及其伙伴致力于维护的开放世界贸易体系，以及一个坚如磐石的地缘政治联盟。美元的持续主导地位既得益于一些客观数据，比如美国在全球GDP和金融交易中所占的较大份额，同时也得益于各种关系以及互惠互利的原则。

唐纳德·特朗普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削弱了——即便没有完全摧毁——这些关系以及这种互惠原则。特朗普及其任命的官员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元主导地位所基于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提出了质疑。在人们的记忆中，美元主导地位所依赖的那些制度的存续，首次受到了质疑。

首先，美国经济的特殊性受到了质疑。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表现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里是世界领先科技公司的发源地。美国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处于前沿位置。它拥有一种对初创企业友好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连续创业者的失败会被宽容对待，而且还有一个发达的风险投资行业为新企业提供种子资金。美国对外国人才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但过去的情况并不能保证未来依然如此。美国公共部门和大学的研究能力正在被削弱。技术移民是否还会认为美国的大门依然敞开，欢迎他们的到来，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法治的疑虑，可能会使美国成为一个对投资吸引力降低的地方。

2001年，唐纳德·特朗普和梅拉尼娅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图片来源：华盖创意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大幅下降，从18%降至仅11%。这一趋势本身并非不健康的表现。它反映了二战后全球经济成功的重建，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而且是由于一些政客坚信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游戏，从而推行过高的关税政策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无疑是有害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联系是如何支持其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的，以及这些联系的中断又是如何削弱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的。

原因很容易理解。作为主要贸易国的货币，对于其进出口商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因为这些进出口商在全球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当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商寻求与这个主要经济体开展业务时，考虑到这种货币对他们的客户和供应商来说更加便利，他们也会有动力同样使用这种货币。对于那些希望在这个主导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借款的外国实体来说，这种动力也是类似的。因此，当一个经济体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比重下降时，推动其货币广泛使用的市场力量也会相应减弱。具有破坏性的“美国优先”关税政策会加速这一过程。

此外，美国随意使用制裁手段也给美元带来了风险。甚至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及对俄罗斯实体实施制裁之前，美国就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金融武器：受到美国制裁的个人数量从2000年的912人增加到了2021年的9400多人。2022年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进一步促使各国通过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实现货币多元化来规避风险。因为俄罗斯的美元资产不仅有可能被冻结，还有可能被扣押并重新用于乌克兰的重建，这为其他国家可能面临的情况树立了一个先例。

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制裁是美国与盟友合作实施的，这使得俄罗斯政府在国际支付中几乎没有其他替代美元的选择。但同样，过去的情况不一定会在未来重演。欧洲国家并不支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政策，以及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做法。

二战后，作为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的一部分，工人们在奥斯陆卸载货物  图片来源：阿拉米

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跨大西洋合作的减少，表明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多此类分歧。特朗普在威胁使用经济武器方面毫不谨慎，无论是关税、制裁还是其他措施。而且在实施这些措施时，他也没有与其他国家合作，恰恰相反。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那么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就是那些不参与美国制裁行动的国家的货币，将成为各国减少对美元依赖、实现货币多元化的受益者。

此外，美国令人担忧的财政和金融前景也存在问题。美元一直对各国央行作为外汇储备的一种形式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吸引着企业财务主管、主权财富基金经理以及一般的国际投资者，因为美元供应充足，同时还能保持其价值。美国一直稳定地提供美元，以满足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但又没有供应过多，以免削弱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

但如果说直到现在情况都是如此，那么美国的财政和金融困境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使美元陷入危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长期预算展望显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24年的99%上升到2034年的116%，2044年的139%以及2054年的166%。即将出台的立法，包括延长特朗普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政策的措施，可能会使债务上升得更快。并没有一个神奇的债务与GDP比例阈值，一旦超过这个阈值，人们就会自动失去信心。但无休止的减税、不切实际的削减开支计划以及高度的政治两极分化，在某个时刻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前景产生怀疑。

如果说美元因为有望保值而成为有吸引力的价值储存手段和支付方式，那么特朗普政府破坏美联储独立性的举措将严重损害美元的吸引力。今年2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称“掌握巨大行政权力的官员必须受到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的监督和控制”。他指示所有“所谓的‘独立监管机构’”在法规提案颁布之前，必须将其提交给白宫进行审查。他的代理副检察长莎拉·哈里斯向参议院表示，司法部将不再为要求总统在解雇独立机构负责人时必须说明“理由”的条款进行辩护。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命令最终是否会被用来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或者杰伊·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任命的安全性。但特朗普刚刚解雇了独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成员。外国投资者会自行得出结论。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外国美国债务证券持有者是否会继续得到公平对待。据报道，特朗普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曾考虑过将外国投资者持有的5年期和10年期美国国债转换为利率较低的100年期证券，无论这些投资者是否愿意。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的顾问如罗伯特·莱特希泽等人曾提出对外国购买美国国债征税的可能性，以此来压低美元汇率并增强美国出口的竞争力。

特朗普提名领导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斯蒂芬·米兰，在他之前担任投资策略师时，曾支持这样的政策，并描述了该政策可能的实施方式。米兰提议对外国官方国债持有者征收“使用费用”，即扣留他们一部分利息支付。将这项措施称为使用费用而不是预扣税，这样可以避免违反国际税收条约。但这将违背国内外投资者应受到同等对待的预期，而这一预期是美元国际地位的基石之一。这种限制外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压低美元汇率的努力——特朗普及其顾问显然认为这是可取的——可能很快就会失控。

1947年的一张海报，展示了山姆大叔用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大陆，上方的口号是“欧洲的基石”，设计者是蒂博·德·尚普罗赛  图片来源：Cirip收藏

20世纪50年代荷兰艺术家雷恩·迪克斯创作的一张复古海报，主题为合作与经济复苏，用于宣传马歇尔计划  图片来源：阿拉米

最后，如果美国被认为背弃了其盟友，那么美元的全球地位将会受损。各国会将其盟友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并在国际支付中使用这些货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盟友被视为其外汇储备的可靠管理者，而且持有盟友的货币也被对方视为一种诚意的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三国协约（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成员国将其盟友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将与它们有安全协议的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

20世纪30年代，不仅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成员，还有相当数量的英国其他盟友，都在伦敦持有储备，并在被称为“英镑区”的安排下将其汇率与英镑挂钩。20世纪60年代，德国和日本政府支持美元，帮助维持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因为它们重视与美国的防务联盟，特别是美国驻扎在它们境内的军事力量。如今，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持有不成比例的美元外汇储备，因为它们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在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发生冲突并对俄罗斯采取绥靖政策之后，联盟政治对国际货币地位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即将接受现实的检验。

归根结底，美元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领导人是否愿意维护法治、尊重权力分立以及履行美国对其外国伙伴的承诺。这也将取决于美国国会、法院和公众是否愿意督促他们履行这些责任。谁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