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岁的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罗马吉米利综合医院治疗双侧肺炎后，于近日结束治疗，但仍需依赖氧疗和呼吸训练恢复体力。
2.方济各在住院期间仍关注全球事务，特别是中东局势和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呼吁各方停火、释放人质，实现和平对话。
3.此外，他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协议表示欣慰，祈愿南高加索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4.方济各曾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时期保持沉默，但事后为受害者辩护，展现出他在复杂环境中寻求平衡的能力。
5.作为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创建了外部委员会，以改革梵蒂冈银行等，反映天主教会对新兴地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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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罗马吉米利综合医院的阳台上，向聚集的信众挥手告别。这一天，他结束了因双侧肺炎住院38天的治疗。坐在轮椅上的他，脸色略显浮肿，鼻间连着供氧导管，他向人群表达谢意，随后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返回梵蒂冈。
据医疗团队透露，88岁的方济各的双侧肺炎已得到控制，但未来两个月，他仍需依赖氧疗和呼吸训练来恢复体力。医生特别提醒他减少与人群接触，以降低感染风险。消息人士称，方济各急切希望重拾教宗职责，但工作节奏将因健康原因放缓。
在医院期间，方济各依然心系世界。他深切关注中东局势，尤其是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在病榻上呼吁：“我恳请各方尽快停火，释放人质，让和平对话取代战火。”同时，他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协议表示欣慰，祈愿南高加索地区实现持久和平。这些话语，展现了他对全球事务的持续关注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作为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也是首位耶稣会教皇，方济各是当代天主教的核心人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和梵蒂冈的大厅，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宗教、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叙事。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梵蒂冈
方济各原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1936年12月17日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是家中五个孩子的长子，父亲马里奥·何塞·贝尔格里奥是一名铁路会计，母亲雷吉娜·玛丽亚·西沃里是家庭主妇，父母向他灌输了简朴的价值观，加之他们居住的弗洛雷斯区是一个工薪阶层社区，这促成了他对社会正义的敏感。
21 岁时，一场严重的肺炎几乎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自那以后，他决定进入 Villa Devoto 街区的神学院，开始走上了一条质疑传统教会结构的道路。
1958年，贝尔格里奥加入以学术严谨与社区服务著称的耶稣会。1969年，他被派往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攻读神学，但因反对佛朗哥政权的立场，一年后便被调回阿根廷。在科尔多瓦神学院任教期间，他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两天深入贫民窟服务，这也奠定了他“行走的教会”的理念。
1973年，贝尔格里奥被任命为阿根廷和乌拉圭耶稣会会长（省会长），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广基层教会社区，在贫民窟推动社会福祉。这些举措受到部分保守派教会人士的质疑，但也奠定了他对贫困人群的长期关注。
1998年，贝尔格里奥被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2001年晋升枢机主教。他以简朴著称，拒绝豪华住所，乘坐公交车，经常探访贫民窟。2013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辞职后，贝尔格里奥在秘密会议（Conclave）中当选第266任教皇，取名方济各，以纪念圣方济各·亚西西，象征对贫穷和自然的关怀。
阿根廷主教时期的双重足迹
1998年就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后，贝尔格里奥展现了他对社会正义的执着。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时，他开设了30家教会食堂，每天为7000人提供食物，并公开谴责时任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将国家引向饥饿”。
2004年克罗马农夜店火灾夺去194条生命后，他连续两周探访受害者家属，斥资修缮教堂以纪念逝者。2024年，他以教皇身份接见相关乐队主唱，强调集体记忆的重要性。
在政治领域，他的角色同样复杂。他与时任总统基什内尔（2003-2007）和克里斯蒂娜（2007-2015）关系紧张，2007年，他公开反对政府推行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政策；但又在2008年的农业出口税争端中，秘密联系农业协会负责人埃杜尔多·布苏与时任内阁首席部长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前任总统），促成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尽管双方都指责他 “政治化”的立场，但他始终坚称自己的角色是牧师，而不是党派人士。2014年时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访问梵蒂冈时，方济各赠其《福音的喜乐》通谕，他在扉页上的题词是：“拒绝让任何阿根廷人陷入贫困。”
2016 年，他在梵蒂冈会见时任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但与马克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保持距离。他希望教会避免卷入党派之争，使梵蒂冈成为超越党派利益的对话平台。在2017年，当阿根廷发生圣胡安潜艇失踪事件时，他私下派遣特使桑托斯·阿布里尔枢机主教协调国际救援。
现任总统米莱曾在竞选期间称方济各是“捍卫社会正义的白痴”和“地球上邪恶的代表”。但在2024年1月8日，米莱致信邀请方济各访问阿根廷，表示教宗的访问将为深陷经济困境的阿根廷人民带来“阳光和希望”。方济各回应称，他会考虑2024年下半年访问的可能性。
2024年2月12日，方济各在梵蒂冈接见了米莱，探讨了应对阿根廷经济危机的计划，并就国际和平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016年，方济各批准公开梵蒂冈档案馆中涉及阿根廷军政府的1213份文件，包括前驻阿大使皮奥·拉吉（Pio Laghi）1978年写给保罗六世的密信：“军方试图将失踪案包装成‘反恐战争’。”此举推动阿根廷最高法院重启对ESMA集中营指挥官的诉讼。
教皇之路：军政府时期的灰色抉择
贝尔格里奥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1976-1983 年）所扮演的角色，是他在 2013 年当选为教皇方济各的关键因素。
1、与冷战史的交织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支持的“秃鹰计划”促成了阿根廷、智利等国的独裁政权。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分裂：解放神学倡导者支持穷人权利被华盛顿视为颠覆性思想，而贝尔格里奥等则优先考虑生存。耶稣会因其社会工作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作为省会长的贝尔格里奥，需要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找到平衡。贝尔格里奥对解放神学持保留态度，认为其过于政治化，但他支持社会正义。他的策略是避免与军政府公开对抗，通过幕后行动保护教会成员和政治犯。这种“中间道路”策略在动荡时期或许是生存之道，但也为其日后形象蒙上阴影。批评者认为他未公开谴责军政府是一种“沉默的暧昧”。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贝尔格里奥曾参与间谍活动，但 2025 年的解密文件显示，梵蒂冈在冷战期间曾充当过情报中心。据历史学家伊冯尼克·德诺埃尔 (Yvonnick Denoël) 称，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等机构合作，监视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但贝尔格里奥不属于这些网络，他在 1998 年晋升为大主教时恰逢梵蒂冈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对地区冲突更加谨慎。
2、约里奥与哈尔里奇事件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开启 “国家重组进程”（又被称为“肮脏战争”），期间约3万人失踪或被杀害。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的角色复杂且矛盾：一些神职人员公开反对军政府，另一些则保持沉默甚至合作。时任耶稣会阿根廷省会长（1973-1979）的贝尔格里奥被卷入舆论漩涡。
最著名的是涉及两位耶稣会神父奥兰多·约里奥（Orlando Yorio）和弗朗西斯科·哈尔里奇（Francisco Jalics）的事件。1976年，这两位神父因为在贫民窟传教被军政府视为“颠覆分子”，将他们绑架到海军机械学校（ESMA）酷刑拷打五个月之久。调查记者奥拉西奥·韦尔宾斯基（Horacio Verbitsky）在《沉默》一书中指控贝尔格里奥因不满两位神父的左翼立场，撤回了教会对他们的传教资格，导致军方将他们视为“无主目标”。但梵蒂冈2015年公布的军政府档案显示：贝尔格里奥曾与安东尼奥·卡格利亚诺枢机主教合作，通过时任陆军司令豪尔赫·魏德拉（Jorge Videla）的连襟阿道弗·托伊布（Adolfo Töib）秘密斡旋，最终促成哈尔里奇获释。2013年，哈尔里奇公开表示已与贝尔格里奥和解，认为贝尔格里奥并未出卖他们；约里奥在2000年去世前也没有指责过贝尔格里奥。
3、沉默中的救援网络
据阿根廷人权组织“五月广场祖母”档案记录，贝尔格里奥在1977年至少协助17名政治犯逃离：他将逃亡法官艾丽西亚·奥利维拉（Alicia Oliveira）送往巴西之前，将她藏匿在圣米格尔马克西莫学院 (Colegio Máximo de San Miguel)；将犹太裔人权律师迪亚娜·沃伊斯腾（Diana Wang）伪装成修女，委托卡车司机经门多萨省送往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廷使用伪造的文件将两名工会积极分子转移到智利；维拉德沃托神学院的学生：在拉里奥哈主教恩里克·安杰莱利 (Enrique Angelelli ) 被谋杀 (1976 年) 后受到保护。
2010年，军政府受害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公开为贝尔格里奥辩护，称他 “未与独裁政权勾结”，只是在当时环境下为尽力保护生命没有公开与军政权对抗。这一支持为贝尔格里奥在全球天主教领袖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在2013年的秘密会议期间，保守派游说团体以军政府时期的表现质疑贝尔格里奥的道德品质，阻止他参选教皇。而巴西枢机主教克劳迪奥·胡梅斯展示了贝尔格里奥帮助过的、军政府时期的幸存者证词，消除了这些批评。
2020年，方济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时承认：“我们的机构很晚才为他们洗脚，但忏悔之水却从未停止流淌。”这一象征性举动，承认教会在军政府时期扮演的被动角色。
4、全球南方枢机主教的关键投票
贝尔格里奥在军政府时期的所作所为直到 2010 年才被揭晓，并成为改革派枢机主教将他视为能够应对复杂危机的“务实牧师”的关键因素
历史学家费德里科·沃尔斯 (Federico Wals)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经历决定了他成为教皇后的领导风格。他在调解古巴与美国关系解冻（2014 年）等冲突时，采用的恰恰是他与军政府谈判释放囚犯的静默外交的策略。像当年他利用教会渠道逃避军事控制一样，他在梵蒂冈创建了外部委员会（例如改革梵蒂冈银行）来避免教廷官僚主义。他的通谕《福音的喜乐》（2013年）谴责了“杀人的经济”，但避免点名具体政权，这与他在上世纪70年代的谨慎态度如出一辙。
尽管阿根廷教会的部分人士（尤其是与主业会关系密切的主教们）批评他在贫民窟的工作，但非洲和亚洲的枢机主教们恰恰看重他的这种做法。尼日利亚人约翰·奥奈耶坎 (John Onaiyekan)在 2013 年表示：“一位经历过独裁统治的人深刻理解我们在腐败政权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 ”
5、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
方济各于2013年当选为天主教第266任教皇，成为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他的当选被视为教会对全球南方开放，反映了天主教会对新兴地区的重视。在选举过程中，贝尔戈里奥枢机以其谦逊、简朴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注赢得了许多枢机的支持。据报道，他在2005年教皇选举中也曾是有力候选人，但最终本笃十六世当选。2013年，随着本笃十六世退位，贝尔戈里奥再次成为焦点，并最终当选。
他的当选恰逢 1976 年政变 40 周年（2016 年），当时他以教皇的身份为ESMA 记忆博物馆揭幕。这一举动以及他与五月广场祖母埃斯特拉·德卡洛托的会面旨在治愈历史伤口。但失踪者之女、记者米尔塔·阿库尼亚等批评人士指出，“他为教会祈求宽恕，而不是为自己祈求宽恕。 ”
贝尔格里奥在独裁统治期间既不当英雄也不当帮凶的做法 ，使他具备了领导危机中教会的独特技能。他在幕后行动的能力使枢机主教们相信，他可以改革梵蒂冈并不会造成分裂。尽管过去的阴影依然存在，但正是这些明暗对比，使他成为需要在传统和变革之间取得平衡的秘密会议的理想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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