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的一季度，贝莱德上了两次热搜。

第一次是 2 月底，这家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断供了上海两栋写字楼 7.8 亿人民币的贷款。要知道贝莱德 2024 年末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11.6 万亿美元，体量之大可以位列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计算它所持有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比亚迪、美团、阿里、小米的股票，价值就接近 3000 亿人民币。

与此同时，贝莱德整个 2024 年的净利润接近 64 亿美元，显然不是因为没钱才当的“老赖”。

毕竟，反手贝莱德又以买家的身份出现在了巴拿马运河的世纪交易案中，228 亿美元的开价，差不多是贝莱德过去四年的利润总和。

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个税后可以存下 200 万的小红书金领，刚刚拿出四年的积蓄溢价买入一套市中心黄金地段的老房子，却告诉别人自己供不起一只入门级 LV 的消费贷，你一定觉得匪夷所思。

但当一个富可敌国的超级资本集团，做出这种看似矛盾的取舍时，它一定是把自己的算盘抠到了旁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在金融世界的食物链中，中小机构可以只活在金融周期里，大型机构会被迫活在经济周期里，而超级财团则必须活在政治周期里。

混乱即阶梯

众所周知，贝莱德崛起的关键转折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巴克莱全球投资（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即BGI）收购案。这场金额高达 135 亿美元的狩猎，是在今年的港口交易之前，贝莱德历史上出手最大方也是结果最成功的一笔买卖。

为了应对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监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巴克莱银行急需补充大量现金，卖身是活下去的必经之路。

于是，等不到 ETF 兑现巨大市场潜力的巴克莱银行，把旗下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ETF 提供商——iShares 作为非核心业务一起打包在 BGI 里，卖给了贝莱德。

交易之后，贝莱德从一个 1.3 万亿美元的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一跃成为 3.3 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而贝莱德的市值也在拉里·芬克（Larry Fink）的带领下从 1999 年上市时的 11 亿美元，变成 2009 年的 448 亿美元，十年增长了 40 倍。

相较于前老板苏世民掌管的黑石集团 2009 年只不过 880 亿美元的规模，后浪拉里·芬克通过一场金融危机，翻云覆雨、灵活腾挪，彻底扭转了自己的话语权，也成为了华尔街最令人敬畏的角色。

时代周刊记者在描述从业者们对贝莱德保持缄默时写道：他们有一座贷款未还完的郊区别墅、几个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孩子、一位花销不菲的女友以及一位花销更大的前妻。贝莱德每年给银行和经纪行带来数亿美金的收入。谁想失去如此重要的衣食父母呢[2]？

华尔街的牛马们不敢得罪贝莱德，但锈带区的红州公务员们可以。

在拉里·芬克成为全球资本之王以后，他倡导的所有议题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ESG 投资。这个旨在通过设立 Environmental（环境保护）、Social（社会责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指标来为企业打分，以此作为选股依据的投资理念，在大多数语境下迎合的是民主党的议程，也符合拉里·芬克作为奥巴马早期支持者之一的身份立场。

比如在 ESG 视角下，一个好公司的常见标准是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碳排放、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还能肩负社会责任、创造女性友好/LGBTQ 友好的职场环境。

2021 年，贝莱德作为 ESG 投资最主要的支持者，推出了一只碳转型ETF基金（U.S. Carbon Transition Readiness ETF），12.5 亿美金的发行规模创下了 ETF 行业记录，其中加州教师养老金就出了6.5亿美元[3]。

但爆款基金的出现在美国市场似乎也意味着某种“盛极而衰”的拐点。贝莱德此后并没有迎来一个 ESG 吞噬一切的盛世，而是逐渐在红州遭遇潮退的阻力。

2022 年 6 月，西弗吉尼亚州财长 Riley Moore 因为贝莱德和其他五家金融机构反对石化行业，便禁止该州与这些机构开展投资业务。几个月后，反对 ESG 的路易斯安那州，从贝莱德赎走了 7.94 亿美元。而以石化为支柱产业的得克萨斯州则在 2024 年初直接宣布从贝莱德撤资 85 亿美元。

2024 年末，印第安纳州财长 Daniel Elliott 宣布印第安纳州公共退休系统（INPRS）决定将贝莱德从其投资服务商的名单里移除，并在发布会上颇有一番“基金是人民的基金”的风采——他驳斥 ESG 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和公务员们的养老金，并把剔除贝莱德言简意赅地总结为：

因为我们决定把印第安纳州人民公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

不过，就在巴拿马运河交易见诸报端之后，Elliott 旋即话锋一转：“贝莱德与特朗普政府合作将让所有人都受益，我可以看到这种合作会为贝莱德打开一些机会”。

红州官员们对贝莱德的风评转向，是这笔 228 亿美元收购案之于这个超级财团一个最直观的即时正反馈。

可见，金融世界的灵活就在于永远可以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反对该反对的，从不影响拥抱该拥抱的，尤其是当后者的蛋糕足够大。

要知道，当我们在谈论美国市场是一个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成熟市场时，各州的退休计划、公共雇员养老基金正是最主要的金主。因此，对于一家美国资产管理机构而言，To G 的工作才是规模野心的体现。

贝莱德还要继续增长，拉里·芬克首先不想再在自己的主场里做二选一的取舍了。

Opportunity 在哪里

2020 年 6 月 19 日，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班因为疫情防控而陷入瘫痪，拉里·芬克以视频形式接入了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的会场。

彼时，中美关系已经因为贸易摩擦和疫情防控产生裂痕，但面对一个在地缘纷争之下依然选择加大对外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深谙“非零和博弈”的金融大佬芬克表示，“尽管现在市场上存在噪音，但我对中美关系能够以积极的方式继续发展感到乐观[4]。”

彼时，芬克直言中国就是贝莱德未来最大的机遇之一。事实上，当时的贝莱德本身也已经是中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2011 年 7 月和 2012 年 10 月，贝莱德旗下的两家公司先后获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这就意味着贝莱德可以将持有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投资A股市场。

2015 年股灾之后，贝莱德开始加强其在中国市场的头寸，持续抄底港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并开始放大投资组合里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敞口[7]。

也正是在这场A股史诗级波动里的迎难而上，为贝莱德中国市场业务的加速创造了一个契机。

2015 年 8 月下旬，拉里 ·芬克受邀来华为当时的中国股市提供一些自己的经验和建议。同期，贝莱德旗下的贝莱德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获批 QDLP试点机构，这意味着贝莱德可以在国内募集人民币资金，为境内合格投资者提供离岸投资服务。

真正的重头戏在 2017 年拉开序幕。

贝莱德不仅花了 12 亿买下普陀北岸长风的两栋写字楼（现已断供），旗下的两个主体还先后获批 RQFII 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前者可以用离岸人民币投资中国市场，后者则可以像景林、高毅等本土私募基金一样，募集在岸人民币，为境内合格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2019 年，贝莱德聘请了兼备美国留学工作经验、中国证监会工作经验和境内头部金融机构高管经验的汤晓东担任中国区负责人。一年之后的 2020 年，中国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贝莱德拿下国内第一张外资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牌照。

到 2021 年，贝莱德持股 50.1%的合资理财公司——贝莱德建信理财获得银保监会批准，可开展理财业务。

此后贝莱德以近乎“大满贯”的牌照组合，成为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里几乎独一档的外资基金公司。然而，拉里·芬克却再也没有在国内的任何论坛、会议上做过公开发言。

地缘政治的暗涌已经不可避免地流向了这家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滩头。

2023 年 8 月，美国国会启动了对贝莱德的一项调查，核实其中国市场的投资是否涉及到“制裁名单”。贝莱德声明称，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通过指数基金实现的，自己只是通过指数基金提供该类投资服务的 16 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言下之意，16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凭什么只把我架在火上烤。

同年 10 月，一贯保持低调的拉里·芬克接受了CNBC的专访。在谈到全球地缘格局时，他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recalibration（重新校准）”来概括对中国供应链的看法，并把过去用在中国市场身上的 opportunity 留给了印度、日本和墨西哥[7] 。

与此同时，贝莱德中国区耐心地打完了牌照的地基，业务的发展却没能逆势拔地而起。以最为核心的公募基金牌照为例，从细分业务上看，贝莱德不仅没有把自己在指数业务上的超级长板做出来，最早发行的几只偏股主动基金，仍然还在亏损当中。只有偏债类的产品，表现还算差强人意。

从 2021 年 6 月正式展业至今接近四年，贝莱德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的高管团队变动频繁，整体规模目前只有 100 多亿人民币，排在中国公募行业一百名开外。

麻雀虽小，对于国内金融从业者来说，在行业限薪、降薪的大背景下，依然维持着 global pay 的贝莱德，仅从薪酬回报的角度来看，或许对求职者们仍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但对于拉里·芬克而言，动荡的地缘形势与趋严的金融监管下，在中国做资管生意还是不是一笔值得投入的买卖，可能又会是一个要做权衡的问题。

尾声

在贝莱德初入中国的日子里，几乎所有同行都对它的风控系统——阿拉丁（Aladdin）充满好奇。

2007 年至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期间，阿拉丁帮助贝莱德减少了损失，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信任。凭借其强大的风控能力，贝莱德得以帮助美联储管理其回购的 1.25 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此后，包括日本、挪威、新加坡等主权基金也纷纷寻求芬克的帮助，贝莱德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一场大型金融危机让所有人看到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一个生僻的话题。

比起复杂的技术原理，村口老头老太们更喜欢说的一句大白话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所有篮子都放在一辆车里。

小到一个家庭的财务管理，尚且需要通过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来分散单一资产、单一市场的风险，遑论一个数以十万亿美元计的超级资本集团。

对于贝莱德这样的超大型金融机构而言，也许，它比任何人都需要一个太平盛世来做配置，而不是做选择。

在这个维度上，它和它的港口交易对手，面临的是同一种窘境。

参考资料

[1] Analysis: Republican officials rethink BlackRock bans after Panama port deal

[2] 金融帝国贝莱德，海克·布赫特

[3] 碳ETF发行创纪录 关注高碳企业转型，财新网

[4] BlackRock CEO Larry Fink Ranks China Among Biggest Opportunities，Bloomberg

[5] BlackRock's Fink advises Chinese government on volatility，CNBC

[6] QDLP试点案例一：全球最大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上海金融

[7]  BlackRock Chairman & CEO Larry Fink Speaks with CNBC’s “Squawk on the Street” Today（20231013），CNBC

[8] China calls in investing heavyweight Larry Fink for advice on fixing its dysfunctional market，Financial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