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Watkin's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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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铍，作为中国古代冷兵器谱系中的独特一员，其形制介于矛与剑之间，承载着青铜时代军事技术演进的重要密码。冷研之前的文章《出土于秦始皇兵马俑坑的神秘兵器，竟是春秋时期城市CQB战术利器？》，从春秋时期的资料出发，介绍了当时攀上“步兵崛起”这一大势，从而趁势崛起的铍。然而，仅此而已，实际上仍不足以勾勒自商周至战国，其形制、装柄方式及使用场景的不断演变。这一演变的过程，既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技术交流，也折射出古代战争形态的变迁。

本文以考古发现为核心，结合文献与铭文资料，系统梳理铍的起源、发展及区域特征，探讨其在军事史中的地位。通过对盘龙城、殷墟、楚国墓葬等代表性遗址出土铍器的分析，揭示早期铍的工艺特征与功能分化，并试图理清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变革中的角色。本文的撰写，旨在为理解中国古代兵器技术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提供新的视角。

最早的“铍”

据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页401，目前在我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较早的可能称之为“铍”的器物，是1984年在殷墟苗圃北地M110出土的一件具戈援形锋刃的兵器。此器编号M110：6，以銎装方式进行固柲，通长26.4厘米，有格，锋刃部分类似于匕首或戈，区分于其它殷墟出土的青铜矛。

其锋刃的位置，说明该剑形器并未采用缠绳等措施进行进一步的固定。查阅《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可知图中剑形器的骹部圆孔为“凹槽状铸纹”，或许其本意是打算在凹槽内镶嵌某种宝石，但因墓主人的财力实在不足而被迫作罢。

▲（图源：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403）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两件青铜铍（剑/矛形器）文物，所属年代被分别判断为盘龙城遗址第五期和第七期，确为商代早期文物。其中青铜铍WZH：2出自盘龙城王家嘴一灰坑中，青铜铍YWM11：44 出自杨家湾M11上部的下层。

与其它以銎装方式装柄的青铜矛不同，两者皆采用铤装（可能结合缠绳）的方式进行固柲，为后世战国时期大规模流行，并完全淘汰了銎装方式固柲的铤装铜铍所能追溯到的血缘关系最遥远的祖宗。前者通长为23厘米，后者通长为24厘米，前者平脊，后者中脊突出为棱形。

▲（图源：苏荣誉《论早期南方风格青铜矛》，东南文化，2003年第一期）

进入到西周时期，出土铜铍仅见于瓯海杨府山土墩墓所出土的几枚“剑形器”。该墓所见铜铍工艺精美，饰有云纹、宝石，皆銎装，有脊。其中M1：24残长26.2厘米，M1：22残长约30厘米，M1：21仅有简报图像，未有具体的测量数据。从规格上来看，该墓所出土的三件铜铍，其属于礼器的成分要明显超过实用器。

西周时期，可判定为铜铍的“剑形器”另有黄岩小人尖遗址所出土铜铍。此器的柄被三道凸箍分成两段，后段圆形截面而中空，下一箍之下出短銎口。残长约24厘米，有脊。

总之，在早期中国，参照匕首或短剑的形制以铸造矛头，并将之装于木柄上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之久远。早在商代，以銎装与铤装两种不同方式固柲的“剑形矛”便已经出现，且从盘龙城遗址所见文物来看，我国境内的一些早期青铜文明，已初步具备生产以铤装形式固柲的铜铍的能力。

进入到西周时期以后，居住于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民族，又相对独立地发展出了制作銎装铜铍的技术，而中原地区对于类似缺乏实用性的武器则显然兴致寥寥。这一时期，“剑形矛”的锋刃普遍较短，难以支持使用者施展劈斩和拖割的技法，还没有表现出能独立发展成为足以挑战主流枪矛的亚类“刺兵”的潜力。

而就“铍的起源”这一问题来看，目前可以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是铍类兵器的起源之地。无论是见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铤装铍，还是湖北随州黄土坡周代墓所出土的留孔、毁茎铜铍，都足以说明这类兵器为长江中游人群所长期使用的事实——然而另一方面，铤装形式的铜铍在春秋时期显然并未受到广泛欢迎。

殷墟出土的简陋“剑形矛”与越民族工艺精美的銎装铜铍，说明“灵感”与技术在青铜时代早中期，并不必然受其它人群的限制与干涉所影响。至东周时期，齐、鲁地区各类人群可能是通过贸易、赠礼及战争所得而开始逐渐接触到相关的技术，目前于我国境内所出土的年代确定为春秋时期的铜铍实物中，确有较多来自于山东地区者。

而一些接近成周地区的关东“大国”，也为我国今天的河南省一带贡献了较多的铜铍实物以及有关使用铜铍的文献记载。

铍鐏、铍“室”

铍鐏，有的发掘报告或简报称为錞、有的称为鐏，均指铍柲末端的金属套。严格的说，镦、錞、鐏是有区别的。《礼记 曲礼上》：

“进戈者前其鐏，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镦”。释文：“镦，本又作‘錞’”。郑玄注：“锐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镦，取其镦地。”孔颖达疏：“镦为矛戟柄尾，平底如镦”；“戈之底锐，谓之鐏；矛戟之底平，谓之镦。鐏、镦盖皆以金饰之”。

也就是说矛戟柲下端的金属套叫镦，同錞；戈柲下端的金属套叫鐏。錞和鐏的形制也有区别：“平底曰錞”，“锐底曰鐏”。铍属矛类，这里把铍柲末端的金属套通称为镦。目前为止，出土铜铍的底部金属套以圆形、弧底或平底为主，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基本构成对应关系。

▲（图源：孙燕《出土铜铍研究》，厦门大学，2008，页23）

“平底”的设计可能与官方对于刺兵的管制条例有关。众所周知，“铍”在春秋时期常常被人们所用于城市环境内的武装械斗，因此国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管制显然是有必要的。

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殴）也，论比剑。”可见在秦代，只要有人在发生冲突时胆敢亮出原本藏于鞘内的铍刃而与他人相“斗”，则不论是否对他人造成伤害，皆一律按“伤人”罪进行论处。

铍头、铍柲

目前我国境内所出土铜铍中，铍刃长度最长者，为湖南慈利石板村出土铜铍。该器通长60.8厘米，宽4厘米，脊厚0.8厘米。为战国中期产物。

▲（图源：孙燕《出土铜铍研究》，厦门大学，2008，页19）

铍刃宽度最宽者，为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铜铍。该器通长51.2厘米，宽9厘米。为春秋中晚期产物。

▲（图源：河南博物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著《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页127）

就形制而言，目前我国境内出土长铍，铍身宽度均在2.5厘米以上。东周时期，铍身长通在30厘米以下者甚少，典型器物见中山国灵寿城战国早期墓葬出土铜铍，铍身长26.5米，宽3.4厘米。因此，认为铜铍的普遍形制为长度在20厘米以上，宽度在2.5厘米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图源：《战国中山国灵寿 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铍柲的长度从1.6米到3.8米不等。其中，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带柲完整铜铍通长均在3.5米以上。郭店楚铍通长170厘米，包山楚铍通长166.2厘米，子弹库楚铍根据残存痕迹计算，通长为162厘米。宜昌前坪战国墓出土铜铍，根据残存的铍头部分与铍鐏之间距离进行计算，通长为2.13米。

目前，出土自楚国墓葬的带柲完整铜铍，均以“积竹柲”为柄。楚铍木柲为扁弧形，木芯外裹蔑丝，包裹铍柲的竹片为一层或以上，前端扁平，随鞘形，后端呈扁圆形或扁棱形，表面髹漆。柲身上又有丝织物缠裹，或以宽铜箍作为额外的加固措施。如此，则铍柲耐用可靠，且与铍身连接牢固，便于近战、投掷。

传世有铭文铍

据苏辉《三晋纪年兵器研究》所整理，目前传世铭文铜铍主要见于赵国，且多为赵孝成王二年以后生产，其数量多达44件，甚至超过了目前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被公开发表的铜被实物。此外，另见有魏国传世有铭文铜铍一件，韩国传世有铭文铜铍二件。而秦的铜铍，目前所见均来自于秦始皇陵，未见有其它地方出土。

赵国传世铭文铜铍堪称离谱的绝对数量，使得网络上出现了所谓“长平之战以后.赵国迅速抛弃‘戈’类短兵器，发生了一场不为人知的军事革命”的说法。

然而，BC260年以前是明确有赵国铭文铍出土的，杜宇、孙敬明《从有关铭刻看战国时期赵之兵器冶铸手工业》一文，就提到两件铭文为“王立事”的赵铍，出土赵国兵器铭文以“王立事”为纪年者，能确定在位赵王之名者仅见“王何立事”戈，“王何”即赵惠文王——易言之。

这两件以“王立事”纪年的铍，具体年代应不会晚于赵惠文王时期，否则很难解释为何赵惠文王时期的兵器以“王何立事”纪年时，明确记载是哪一位赵“王”，而后世赵王以“王立事”纪年时却反而不载其名。

其次，长平之战以后应仍有戈生产，如十七年邢令戈、十一年房子戈就一般被认为是赵孝成王在位期间生产的兵器，年代皆在BC260年以后。事实上，早在春秋晚期的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中，便已有铜铍实物被发现，铍身通长52厘米，茎长10.4厘米，茎銎径4.1厘米。

可以说赵人制作长铍的技术很早就是相当成熟的——若非如此，恐怕也做不到在春平君和建信君时期进行大规模的量产。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土的铜铍实物，并不会因为它所给我们带来的强烈印象，而实际意味着秦军相对于关东六国的军队存在“装备碾压”。

即使出土自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带柲铜铍，在柲长上明显超出目前所发现的其它保留有铍柲的随葬长铍一截也同样如此。毕竟，我们无法确定，作为随葬品的铜铍，就是当时各国军人所用于野战格斗而非室内护卫或城市防身的军中制式装备。

总结

从商代早期的銎装铜铍到战国时期的长铍积竹柲，铍的形制演变贯穿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衰历程。盘龙城与殷墟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可能是铍类兵器的发源地，其铤装与銎装技术分别影响了中原与东南越地的兵器体系。

西周以降，铍的礼器化倾向与楚地铍柲工艺的精进，凸显了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分化。春秋战国时期，铍的实战化趋势愈发显著，秦俑坑中长达3.5米的带柲铜铍，以及赵国产铭文铍的规模化生产，均印证了这一古老的兵器，在近战与城防中的独特价值。

参考资料

《中国青铜器综论》

《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

《论早期南方风格青铜矛》

《战国中山国灵寿 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

《出土铜铍研究》

《睡虎地秦墓竹简》

《三晋纪年兵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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