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星电子来说，印度市场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三星在印度持续增长。2024年7月，三星电子一位高管在印度诺伊达工厂参观时明确表示，印度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为三星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三星电子2024年在印度销售额为17.04万亿韩元（约839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利润同比增长22%至1.4万亿韩元（约690亿人民币）。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似乎不可能让三星电子顺顺当当赚走了印度的钱。近期，印度政府在对韩国三星公司进口的通讯设备进行广泛调查后，认定三星因逃税和所谓“逃避”关税，开出了6.01亿美元的巨额罚单。
这笔罚款堪称印度政府有史以来征收的最大罚款之一，且占三星去年在印度9.55亿美元净利润的很大一部分。
抛开罚款不说，三星电子在印度多年以来，通过大量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电子制造业的水平，拉高了就业和财税收入。理论上，这一性质的投名状更应该对三星电子以礼相待。
在印度投资不等拥有免死金牌
最近十年，三星电子在印度部分投资项目包括：
2019年，投资3.6亿美元在诺伊达市新建智能手机显示屏和锂离子电池两座工厂；2021年投资约6亿美元设立OLED模组生产线；2023年投资5亿美元设立智能手机屏幕工厂；2023年投资2400万美元设立一条笔记本电脑生产线。
除此以外，三星子电子明确表示将会在印度投资半导体、销售网络与体验店、研发中心等。虽未明确投资额，但业内推测这些项目至少涉及百亿美元。
2024年11月，三星电子计划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制造工厂投资40亿印度卢比（约合3.54亿元人民币），用于生产4G和5G电信基础设施设备。这是三星首次在印度投资制造网络设备。
上述只是三星电子在印度投资的部分项目。但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投资不是免死金牌。
此次罚款并非三星首次在印度遭遇监管重击。2017年，三星因“手机零部件关税分类争议”被追缴1.2亿美元；2021年，其位于诺伊达的工厂因“环境排放超标”被罚3400万美元。
今年以来，印度税务部门曾经以税务问题为由对三星在印度的办公室进行突击检查。认为三星“违反”了印度法律，“并故意向海关当局提交虚假文件以申请清关”，甚至七名印度高管还面临8100万美元的罚款。
印度针对外资企业罚款并非只针对三星一家。谷歌、亚马逊、小米、OPPO等跨国企业早已深陷印度“税务风暴”，都先后在印度面临过类似的巨额罚款。
这种“规则追溯”的监管模式，已成为外企在印度的普遍困境。据《印度经济时报》统计，仅2023年，印度税务部门对跨国企业发起的“关税重审”案件就达127起，涉及金额超30亿美元。
而普华永道印度《2023关税争议报告》估算，印度当年针对外企的潜在关税追缴规模为25-35亿美元，与30亿美元的中值吻合。
为何三星们仍向印度行？
尽管风险高企，三星仍宣布未来五年在印度追加30亿美元投资，扩建诺伊达工厂并新建半导体研发中心。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背后是现实考量：
一是14亿人口的“增量战场”是刚需。
印度智能手机年销量1.5亿部，根据Counterpoint数据显示，其中三星占据21%份额。相比饱和的中国市场，印度中产阶层的消费升级红利仍在释放。三星印度CEO JB Park坦言：失去印度等于失去未来十年的增长引擎。
三星作为全球知名的消费电子产品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印度市场对于其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增加销售额至关重要。
二是印度成为三星手机供应链的核心。
除了印度人口红利以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在印度产业链的布局。目前，印度已承接三星全球23%的手机产能，印度的目标是，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0%。三星电子对印度的依赖性更加重要。
不得不说，印度这种近乎“养肥了再杀”的玩法，对制裁外资企业屡次出手皆为有效。这也是印度政府深谙“先罚后谈”的博弈策略。
比如，亚马逊被罚后，承诺未来三年向印度中小供应商投资10亿美元；沃尔玛则通过扩大农产品采购换取了罚款减免。这种“交保护费式”的投资倒逼机制，似乎成为印度招商引资的潜规则。
然而，这种策略的可持续性正遭遇挑战。据印度工商业联合会（FICCI）发布的《2023-24年度印度营商环境调查报告》（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23-24）显示，这份抽样调查了412家在印运营的外资企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科技领域）中65%受访企业将“监管不可预测性”列为最大经营障碍；38%企业表示“可能或确定缩减未来两年在印投资”。
对很多受罚的外资企业来说，前期在印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不仅解决了印度的就业，还带动了电子制造业的发展和财税收入。
但印度对这些外资企业的罚款丝毫不手软，这就是印度当局的态度。
三星电子受罚6亿美元，绝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