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诞辰220周年 | 还记得童年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吗？

书名：《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作者：[丹麦]安徒生

绘者：[丹麦]威廉·佩德森、洛伦兹·弗罗里希

译者：石琴娥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出生在丹麦中部菲茵岛欧登塞城的一个穷苦鞋匠的家里。

十九世纪初，欧登塞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全城共约有一千二百户人家。其中十分之一是贵族，还有官吏、军官，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上流阶层；一百来户行业不同的商贾和二十多户酒店客栈经营者，一百二十户军人兵士，他们是社会的中下层；剩下还有近一百户靠打零工挣钱糊口，一百五六十户乞求社会救济度日的贫民。安徒生的父亲正是个靠每天干活挣钱糊口的鞋匠，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生计所迫，安徒生的母亲只得当洗衣妇挣钱补贴家用。

这样的一个贫困至极的家庭居然哺育出了日后丹麦全国为之骄傲至今的文学巨擘，他的名声和作品流传到整个世界，这真是不可思议，比我们常说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还要匪夷所思，拿安徒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安徒生出生之时，丹麦正在走下坡路，昔日北欧霸主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疆域辽阔的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凋敝衰落。

安徒生出生前直到他晚年，战争阴影不断笼罩在丹麦上空，打了一场场的战争，却遭受了一次次的失败。从19世纪初，丹麦连战连败，先败给了瑞典，然后是英国，又再是普鲁士，以至于霍尔斯坦恩和石勒苏益格两个富饶的公国被割让给了普鲁士；不仅对外用兵连吃败仗，弄得割地赔款、国土日敝，国内也是经济衰退、百业萧条，贵族豪门与新兴的资产者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直到1848年，国王签署了丹麦全国议会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政局才逐渐摆脱动荡。

在这样的时代，安徒生一家过日子是很不容易的，更雪上加霜的是：在1814年对瑞典战争结束后不久，从军当兵的父亲回到家来就病死了。母亲只得改嫁给另一个鞋匠，依然当洗衣妇挣钱糊口，却又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在艰辛困苦的童年里，安徒生当过学徒，学过裁缝，也曾在济贫学校上过学，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仅能粗粗地认识点字而已。

不过安徒生还是幸运的，他没有去当裁缝，而是一心想到首都哥本哈根去学戏剧，当个演员。他还真的去成了，而且经过不懈的努力，在遭受了一连串的碰壁之后，居然登上了舞台，扮演一名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由于嗓音变化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不得不放弃舞台生涯。他又通过各种关系，在皇家剧院副院长科林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笔国王奖学金。安徒生转而专注于写作，他写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随后又发表了小说《奥·梯》（1836）和《仅是一个乐师》（1837）。这三部小说使得他蜚声丹麦文坛。他的剧本《黑白混血儿》（1840）也终于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剧院上演，并且取得了成功。然而平心而论，安徒生在长篇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的“严肃”文学方面的成就都较为平平，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反倒是他的挚友，丹麦物理学家奥斯忒看出了他的才华应该朝什么方向发挥。他对安徒生说：如果长篇小说能使他出名，那么他的童话将使他不朽。奥斯忒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安徒生的童话果真传遍了全世界，而且至今还在流传。

1835年安徒生发表了他的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在这以后的三十七年里，安徒生一共写了一百七八十篇童话故事。正是童话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奠定了他在丹麦和世界文坛上的突出地位，使他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随之而来的是：名声、地位、尊敬、荣誉……丹麦国王对他礼遇优渥，欧洲王室以结交他为荣，所有的王室的华贵大门都为他敞开。他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显赫头衔、一枚又一枚的勋章。人们为他举行火炬游行，朝他热烈欢呼，甚至在他病笃之时，丹麦王储破格亲自来到他的寓所慰问，这真是无上的殊荣。丑小鸭变成的这只白天鹅振翅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飞呀、飞呀，飞得高入云霄，飞的姿态那么优雅美妙，人们都昂首凝目赞叹连声。

然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以后，安徒生本人的故事并没有完结，生活也不曾因此而停顿下来。安徒生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是双重性的，并不仅仅只有快乐的陶醉，而且也有忧郁的沉闷，甚至可以说是颇为痛苦的彷徨。这种灰色情调在已经印刷出版的、他的卷帙浩繁的日记和数以千计的书信里都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位世界童话大师正是在荣耀欢乐和沉郁孤寂之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正如安徒生在《我一生的童话》里所说：“我的一生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快乐而又多彩。”他确实感到幸福，他享受到快乐，因为人生赋予他的竟是那么丰富，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年轻时的幻想和企盼。一个穷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差点就要去当裁缝，当时最大的美梦无非就是当个演员登台演出。然而凭借了自己的顽强意志和执着奋斗，他不仅成名成家，而且竟然还登上了世界文学殿堂，成为一代文豪、宗师、巨匠。这样童话般的故事是连具有丰富幻想力的童话大师安徒生自己都不曾想到过的，但又在他的一生中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他不能不感到幸福快乐。他把自己生活里的阿拉丁神灯般的遭遇看成是上帝的仁慈怜爱和慷慨恩赐，因而他直言不讳地宣扬他所得到的一切荣耀都应该完全归于上帝，并且在他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颂扬上帝的伟大和仁慈，要世人虔诚地信仰敬畏上帝。这不仅是出于宗教的虔敬诚意，更是殷切表达自己的涕零感激。出于这种受宠若惊和感恩戴德的心情，安徒生童话中充斥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和说教，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更是有如在唱赞美诗一般。于是人们不禁惋惜：安徒生若是不这样笃信、虔诚，那么他的童话必将更出色。

然而光灿灿的勋章毕竟还有黑沉沉的背面，安徒生的生活之中亦是如此，这就使得他烦闷苦恼和惶惑惆怅，甚至向往死亡的解脱。

安徒生打了一辈子光棍，倒不是他不想娶妻，而是结不成婚。恋爱上的挫折对他的摧残甚至超过贫困的影响。他至少有三次坠入情网，起初是个名叫里堡·伏格特的名门闺秀，她虽动了心，但几经权衡之后，对他声称自己早就另有所适，安徒生只好自惭形秽，抽身而退了。那时候安徒生刚刚在丹麦文坛上崭露头角，所以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还没有闹得满城风雨。

1843年安徒生同来丹麦向王室献艺演出的瑞典当红女歌唱家燕妮·琳德相恋。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在夭折之前延续了三年，他们曾谈论到婚姻嫁娶，却终于在地位名气的牵累下未能结成连理。安徒生还曾向他庇护人的女儿路易丝·科林求爱，尽管路易丝对他一往情深，并且等着他求婚，但是门第的鸿沟却是不可逾越的。她的哥哥司法部次官爱德华在同安徒生的经年交往里，从来不肯屈尊迁就用昵称“你”来平等相待安徒生，更不消说让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上流社会闯入者”来当妹夫了。

这三次恋爱失败，尤其是后两次，对安徒生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巨大。在壁垒森严的门第观念面前，在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的包围之中，他只得作罢。《单身汉的睡帽》里那个可怜巴巴的老光棍正是他自己的逆来顺受的写照。他发出过幽怨的悲鸣，呼出过愤懑的哀号；在以“瑞典的夜莺”燕妮·琳德为蓝本的《夜莺》里，在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小美人鱼》里，我们都能听到安徒生从流淌着鲜血的心灵里发出的无助的哀怨悲啼。

安徒生把自己的成功都说成是上帝的仁慈指引和偏爱垂怜，然而尽管这样自谦自卑，门第尊卑、出身贵贱的世俗歧视并没有就此放他一马。安徒生成名之后，王公贵族竞相同他交际来往，这些人附庸风雅、结交名士，无非是为了装饰点缀、抬高身价，因而他们表面上礼贤下士，骨子里却是轻蔑侮慢，多半把安徒生视为帮闲门客，并不把他视为平等相待的“圈里人”。应该说，安徒生当时确实得到了其他著名的北欧作家可望而不可即的种种殊荣，他起初也长时间甘之若饴，陶醉在成功的虚荣之中，不曾觉察到世态人情之险恶，他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幸福。”他入目所见只是迎面而来的美好事物—那些大天鹅拥簇着他游水，用嘴喙替他梳理洁白的羽毛。然而现实毕竟是严峻冷酷的，并不能让他一厢情愿地像《金宝贝》中的那个宝贝疙瘩一样生活在充满浪漫的幻想和诗意之中。他的平民意识、民主主义精神都是同庇佑、接纳他的贵族上层格格不入的。他并没有像比他年轻的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布朗兑斯（G. Brandes，1842—1927）那样鼓吹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振臂高呼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旗呐喊，然而他倾向支持这样的变革，写出了《她真是一个窝囊废》《在柳树下》《伊勃和小克里斯蒂妮》等描写劳动者和穷人清苦生活的作品，他用自己童年的不幸表现了丹麦的社会矛盾。尽管不如挪威的易卜生那样深刻、不及瑞典的斯特林堡那样的尖锐，安徒生也在自己的童话故事里辛辣地讥讽贵族阶层和抨击门第观念，还对世人的贪婪、愚蠢给予无情的嘲弄，这就不能不使得上流社会对他侧目，对他抱有戒心，所以尽管安徒生享有了名声、地位和头衔，但是在开门接纳他的老爷太太们的眼里，他依然是个非我族类的鞋匠的儿子。在安徒生的日记里有不少这类的记载：在酬酢社交场合，他是如何被人苦苦追问昔日贫贱生活的细节；他们猎奇地审视他，仿佛他身上还在散发出鞋匠或洗衣妇的臭味；他们还刻薄地给安徒生起了种种恶意侮辱的外号，如“势利鬼”、“嫌贫爱富者”、“向上爬的人”等等。安徒生不如易卜生和斯特林堡那样骨气刚烈、清高狷傲，他忍气吞声地承受下来了。不过这也使得他终于明白过来一个浅近的道理：原来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后，照样要靠孩子们抛面包和麦粒来养活的。这就使他失望、惆怅不已，甚至颓废到想以死亡来寻求解脱，在《坟墓里的孩子》等故事里都可以看到安徒生这种忧伤、绝望的心情。安徒生十分喜欢旅行，一生之中除了跑遍丹麦全国各地之外，还作了二十九次国外长途旅行。他在这些旅行中为自己的写作收集材料、拓宽思路，并且结交了狄更斯、雨果、海涅、格林兄弟和易卜生等大文学家，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何尝不是在逃避和闪躲呢？因为只有到了国外，他才能稍有片刻的清静，才能暂时摆脱狭隘的世俗偏见的包围和困扰。

还有令安徒生黯然神伤、失望不已的，那就是他的童话从问世起，除了受到欢迎之外，也一直处在猛烈的抨击之下。上流社会的文人学者、骚士墨客对这些作品嗤之以鼻，把它们说成是“保育室里的瞎说”、“哄孩子的小玩意儿”，有人甚至还说安徒生根据外国和民间故事改写的那十几篇有出处可查的作品可算是真正的故事，而他后来自己创作的都只不过是剽窃之作或是模仿的赝伪之作，也有人指责他母语都没有掌握好就胡乱写作，等等。另一方面，激进民主主义的文人，如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 Kierkegaard，1813—1855）、文学评论家布朗兑斯等人也一直不曾停止过对他的幻想浪漫主义的中肯批评。安徒生被这些抨击和批评弄得心力交瘁，他的大量书信中有不少是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或自我辩白的，但是却没有博得上流社会的宽容怜悯，也没有得到激进民主主义派的朋友们的谅解。

正因为在得意于人生坦途的同时，还必须忍受难言之隐以及无法宣泄的苦闷、愤懑，安徒生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中后期的作品中，便往往流露出一股肃杀深沉的忧戚和哀伤，读来令人感同身受，甚至掩卷遐思，扼腕叹息，仿佛是咀嚼了一枚青橄榄似的，在舌尖留下一股虽甘洌却又苦涩，且久久不会散去的余味。这股耐人寻味、无穷的苦涩余韵恰恰正是安徒生的童话的独到之处。著名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曾说过，安徒生的童话真可以从小读到老，其奥妙恐怕也在于此吧。

插图

独家特约：

绿色是安徒生

林棹

我的第一本安徒生是另一个孩子送的礼物。那个暑假，我暂住在他紧挨华南植物园的家里，具体年份和原因早已无人记得。天暗下来的速度很慢，我跟着他们到植物园深处看草茎间漫涌的萤火虫，有人双掌一合捉住一只，有人说放掉吧。烈日当空的时间很长，那孩子揣颗旧网球，走到一堵旧墙前愁眉苦脸地打。

临别之际他取来一本书送我。《老栎树的梦》。封皮绿色，可以是被树的梦染绿的。我在回程火车上（恰巧是绿皮火车）读完了那册薄薄的小绿书，发现自己还想读更多。得偿所愿，我读到《小意达的花》《海的女儿》《红鞋》，然后是《野天鹅》《冰雪女王》《沼泽王的女儿》……尽管安徒生的世界不缺冰雪，但对我而言他是永恒绿色。

哪一种绿呢？是所有脆弱、易逝之物共享的那种绿。是一种旅程。在这种旅程里，不管自愿与否，纯真之心必须落入残酷世界。于是，小锡兵化作锡块，海的女儿成为泡沫，格尔达和凯回到春天，火柴燃尽，老栎树倒下。安徒生总是指引他的读者去注目那些微细的、静默的：一件旧玩具，一个雪人，豆荚里豌豆，线与补衣针；他让动物植物、山川星体开口说话，让它们生发愿望、缺陷、性格。非人类乃至无生命的主体醒来，行动，言说。我们的想象力在这一敞开的葱茏的世界漫游，心灵则被节制的残酷擦伤；我们学习珍惜，学习怜悯，学习接受生命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我们学习希望。

安徒生教给我们的，正如绿色教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