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贵州新文学的先驱》
作者:颜同林,湖南涟源人,现居贵阳。
但凡提及贵州新文学的历史或成就,都绕不开对蹇先艾的聚焦和讨论。作为贵州新文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蹇先艾是一个最为显著的存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蹇先艾跟着父亲从贵州遵义起身北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人生与文学为伍,创作了一系列留名史册的文学作品,尤以短篇小说见长,被新文学史视作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蹇先艾是乡土贵州的观察者、书写者,其代表性作品以民国时期的黔地乡土社会为背景,对于遥远边地的乡间人与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摹与刻画,向读者展示了乡间习俗的冷酷无情和底层人民的悲惨世态。蹇先艾的小说对于乡土主题的开掘、对于乡间人物的塑造,是颇为深刻而独特的,这既源于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与认知,也源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
有必要对蹇先艾的人生经历及创作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与概述。蹇先艾是贵州遵义人,出身不低,生于官宦之家。蹇氏家族是当地的望族,自蹇先艾曾祖父开始,历代先辈们便在四川各地任职,有着几代人的仕宦积淀。1906年蹇先艾出生在四川越隽县城,其父时任越隽知县,后随父亲任职地的变动而迁徙于涪陵、松潘、阆中等多地。清朝灭亡后,六岁的蹇先艾跟随失去官职的父亲回到了家乡遵义。在遵义这座黔北小城里,蹇先艾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眼光长远的蹇父携十三岁幼子,于年底北上赴京,让蹇先艾在北平读书、生活。但造化弄人,蹇父于回乡途中突然病故,蹇母也在次年去世。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彻底改变了蹇先艾的人生道路。亲人离世、家道中落,让蹇先艾于茫然无措间饱尝人情冷暖,潜在地促使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从青春期的新诗写作,转到小说创作,成为历经了世事沧桑、见识过人间冷暖的蹇先艾的首选,他借助手中的笔,尽情倾吐心中的无限思绪,对物是人非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人和事,进行了“离乡者”的打量与审视。据蹇先艾自述:“我的短篇小说取材于贵州的较多,因为我对故乡的人民生活、语言、风土人情一般比较熟悉,虽然对有些题材写来并不见得都那么得心应手;但我坚持一条: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不要勉强去写。……我所写的那些故事,多数是令人愤懑和悲痛的,因此调子就往往显得有些低沉,使人读后感到沉闷和压抑”。“解放前我的小说,多半以旧贵州的小县城或小乡镇为背景,我着重刻画了在深重苦难中的劳动人民,抨击了地方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嘲讽了一些利䘵薰心,狼狈为奸,纸迷金醉的乡绅和商人们的糜烂生活。我认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民不聊生的旧贵州就是黑暗的旧中国的缩影。”这里所引用的两处短论,基本概括了蹇先艾民国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精神风貌。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蹇先艾肩负着组织、领导贵州文艺事业的重任,虽然也在进行文学创作,但就小说而言,艺术水平其实有所下滑,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也很少有突破性的代表性作品。换句话说,民国时期才是蹇先艾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这阶段的作品被收入短篇小说集《山城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与《倔强的女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中。这两本集子可视为作家小说创作的精华。
在蹇先艾的文学生涯里,曾有幸得到诸多文学社团与新文学作家的扶持,像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新月派、京派等社团及部分作家,均对他的小说创作有过帮助。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是,蹇先艾将自己学步阶段创作的部分作品结集为《朝雾》,于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部集子中的《水葬》与《到家的晚上》,得到了文坛领袖鲁迅的赞赏,被鲁迅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在此书导言里,鲁迅对乡土文学作了深入的论述,并将蹇先艾与许饮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一起,划定为乡土文学作家,其间蹇先艾居于首位。鲁迅评价说:“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里面“老远的贵州”的说法,来自蹇先艾《朝雾·序》里的自述,经过鲁迅匠心独运地“拈举”,便固定在文学史上,成为了一种不可多得的经典指称,而《水葬》也自此成为蹇先艾知名度最高的一篇小说。《水葬》以黔北乡间“桐村”一个名叫骆毛的青年为主人公,他因为偷盗被抓,并被村民公开地处于水葬的死刑,执行过程中沿途一路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乡民。相对照的是,在村后远处住在一间破烂草房的骆毛之母,还在念叨和盼望儿子骆毛出去了怎么还不回来,而邻居知道实情也没有告知她。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在乡间习俗的背后见出小人物并不相通的悲喜!
1928年夏,出走多年的蹇先艾从北平返乡,途中耳闻目睹了不同地区的山川风光、风俗民情以及民生之艰险,尤其是在川黔山区讨生活的劳苦民众,让他对现实生活、对社会底层,有了更为直观而深刻的认知。“返乡——离乡”的沿途遭遇,扩大了蹇先艾的人生视野,为他后续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后七八年间,蹇先艾乡土贵州题材的短篇小说,迎来井喷式的发展,先后有六部小说集问世,像《在贵州道上》《婚前》《映姊》《到镇溪去》《盐巴客》《乡间的悲剧》《赶驮马的老人》《盐的故事》《酒家》《盐灾》等作品就出自这一阶段,作家不仅对现实生活的开掘颇为深广,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水准颇高。抗战时期,蹇先艾再次从北平返回家乡,避居遵义、贵阳等地。在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里,他以杂文创作居多,发表了一些杂感、回忆录式的散文,小说方面则有《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古城儿女》等。总体来看蹇先艾的文学创作,讲究简洁、精致,并不以数量知名,但以少胜多的特征较为明显,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底色和风格,对于乡土贵州的社会生活、人间世相进行了集中呈现。
客观评价蹇先艾的小说作品,在体察、洞悉社会真相上,广为人知的《水葬》似乎稍显单薄,不如给人厚重之感的《在贵州道上》《盐巴客》等后出作品。这些创作于1928年之后的小说,在题材内容上,或者呈现险恶陡峭的川黔山路,或者书写底层人民出卖苦力的辛酸生活,或者揭露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生存现状。战乱频仍的糟糕环境,军匪难分的地方武装,以及朝不保夕、衣不裹腹的山民生活状态,均在蹇先艾小说中得到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让读者了解到那个年代里黔地真实的社会情状。像《盐巴客》中未能及时躲避过路军队的盐巴客,被蛮横军士挤下悬崖而致残,后续事宜只能伤者自理;《福兴酒店》中外省青年褚梦陶因为劝说乡下女子招弟别去做军阀的姨太太,而被巴团长的手下残忍击毙;《濛渡》中水牛镇张大嫂的娘家遭到土匪洗劫,丈夫也被川军拉了夫,由此一家人立时陷入绝境。不仅底层民众的生活水深火热,就连地方士绅阶层,也遭受着军阀的打击,像《山城的风波》即描写了小军阀对老绅士的打压。
总之,蹇先艾笔下这些乡土贵州题材的小说创作,对于黔地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作了真切而痛心的展示,可以说是蹇先艾写作的最具生命力的一批作品。作品中那些艰难挣扎着生存的小人物,身份地位形形色色,但都具有被抛弃、被侮辱的性质,他们有的是盐巴客、马夫、挑夫、船夫、草药贩子、小商贩、乞丐,有的是村妇、道士、和尚等,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一群人。与之相对,蹇先艾笔下还有一群乡绅、地主、军阀官僚之类的人物,像《初秋之夜》里在聚会上丑态百出的县长、监学、乡绅,《乡绅》里做烟土生意的乡绅,《踌躇》中对草药贩子痛下狠手的警察,《谜》中行贿、敛财、杀人的区乡官员,《盐灾》中为富不仁的盐商……显然,底层民众与乡间统治者两个阶层的尖锐对立,共存于蹇先艾的小说作品中,形成了文本中紧张、激烈的张力结构,暗示着旧社会里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畸形社会结构。在这种对立结构中,贵州山民穷困潦倒的艰辛生活、黔地山区黑暗病态的社会情状,得以形象而含蓄地再现出来,而民国时期的乡土贵州,在蹇先艾的小说中也得以形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蹇先艾书写乡土贵州的小说,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部分,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们是作家对贵州乡间现实生活的经验实录,是对黔地恶劣自然环境与黑暗社会生活的艺术呈现,尤其是对乡间小人物的塑造,真切表现了军阀统治下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为什么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蹇先艾,却对乡土贵州的底层民众倾注了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呢?究其缘由,身处新文化中心,经历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启蒙思潮的启谛,蹇先艾更能体察到民众艰难求生的不易,故而对世态人情作了直接而逼真的形象展示。蹇先艾的小说创作,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字里行间混合着血与泪,响彻着来自乡土小人物的生命喘息与不甘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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