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占比或增速上升,意味着金融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金融体系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在增加
作者|盛松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文章|《中国金融》2025年第7期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问世十多年来,受到决策层、市场人士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自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以来,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已连续15次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社会融资规模是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已成为衡量资金松紧程度、展示融资结构的重要指标。除了决策层面、资本市场等,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在学术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
社会融资规模蕴含着丰富的区域结构特征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上升
图1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及GDP的全国占比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观察到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上升的同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GDP的占比也在上行。随着2024年经济数据陆续发布,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初现端倪。根据2024年季度名义GDP累计值计算,2024年我国四大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GDP的占比分别是:东部52.4%、中部27.9%、西部14.9%、东北4.7%。拉长时间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GDP的占比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即从2015年的40.4%增至2024年的42.9%。
2020年后,统计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名义GDP的相关性较强。2020~2024年,东部地区名义生产总值的复合平均增速为6.6%,中西部地区名义生产总值的复合平均增速为6.3%。以复合平均增速来计,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59,而东部地区的相关系数为0.15。进一步地,以2014~2024年各季度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
当前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可以从供需两个角度予以分析。从供给侧观察,多层次政策叠加效应正在释放,金融体系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一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与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战略通过梯度衔接形成合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激活要素流通渠道,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发展方面形成独特优势,与其他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衔接的成效显著。
二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近年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增强,金融机构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差异化考核机制等政策引导下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持续深化服务重心下沉,通过科技赋能的普惠金融模式触达基层,显著强化了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
三是信贷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由于房地产贷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等需求趋降,银行调整传统业务重心,将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移,把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先进制造、普惠小微、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这种信贷结构调整反映在区域层面,体现为对中西部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适配性增强,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更紧密地结合。2020~2024年,在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的占比从37.7%上升至41.8%。
从需求侧观察,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催生的资金需求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结构较好地适配。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原先金融资源相对有限,产业升级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加大。在全球供应链重塑和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区位、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优势日益凸显。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链延展形成的转移需求,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链集群。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能源优势进一步发挥,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持续释放产业投资活力。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产业链集群配套体系的完善,都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如设备、厂房、道路等,从而产生较大的融资需求。
总结与启示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名义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深刻体现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动态适配性。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近年来金融体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强化了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叠加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传统融资需求趋降,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向保障产业梯度迁移、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以及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中西部地区利用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配套以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低成本要素+基础设施配套+产业集群培育”的生态体系。我国以银行信贷、政府债券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恰恰有助于实现对产业迁移的接续支持,通过金融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配置,有效满足了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融资需求,切实将金融资源投入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
基于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优化区域融资结构的适配性改革。在我国产业梯度迁移背景下,以银行信贷、政府债券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够更好地服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应地,金融体系要重视产业转移所对应的金融资源再配置效应,充分发挥间接融资、政府债券融资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迁移的支持作用,比如将地方政府专项债与产业链集群培育相挂钩等。
二是构建功能互补的多层次融资体系。一方面,加大间接融资体系对科创领域的支持力度,如在大数据、信息技术等赋能下增加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发展债券市场“科创板”等。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在服务东部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加强适应性改革,加快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为科创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健全天使投资、风险资本、并购基金等多维度、全覆盖融资体系,畅通投资退出渠道,助力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支持链条。
三是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的监测维度。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具有天然的包容性特征,在设立之初就为未来可能的修订留出了余地。随着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修订是正常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建议尝试将VC/PE投资、碳配额质押等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使之成为金融服务我国经济转型的监测指标。
我国实体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金融业态的丰富多元,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诞生、改进和完善提供了土壤。社会融资规模在综合反映实体经济融资总量的同时,还提供了资金类型、地区流向和行业投向等信息,对于推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更全面地反映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前瞻性地反映实体经济融资规模变化、地区发展差异、行业发展动向等,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需求,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以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责任编辑 赵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