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刘霞。

今天给大家讲一桩离奇的案子。

一个县里的军官下乡催捐，意外死了。

和他相关的人都被牵扯进来，乡政府、乡民、送他的轿夫，十几号人。

军团要借机整治乡政府，乡政府要自保，乡民无法自证清白，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案件只有一个证人，他叫邹鼎山。

他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常山县的电话局，不过身份已经暴露了刚从监狱保释出来。

正是自身难保之际，他要不要出来作证？

谁是凶手 作者：马瘦骨 口述：邹鼎山

1944年，我任宣风乡中心小学校长，这里与乡公所毗邻。

一天，一个穿着自卫队制服的军官被独轮车拉进乡公所，奄奄一息。当晚，乡公所的警长才找来两个轿夫，抬着军官到县城求医。

第二天传来消息，两个轿夫光着脚奔跑了十五里路，到县城已是凌晨四点钟，但军官还是咽气。

这是个大事。

果然，隔天早晨，我出了学校一看，整个乡连带乡长在内的十几名公职人员，全被自卫队的绑走了。

这背后的政治斗争比我想得要凶险，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出庭作证。

但我是唯一的证人，身份又特殊，人人都来威胁我。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国民党治下的浙江常山县，山头林立，派别众多，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斗个你死我活。

当时，斗得最凶的要算定阳派和正谊派。

定阳派是县里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帮派，正谊派是乡村一批乡绅组成的团伙，两个派系在竞争县议员时结下梁子，都想在当地独霸一方。

一位名叫李春芳的人是定阳派的头头，当上县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后，手上有了人事权，就在全县的教育系统里开始排除异己，发展亲信。

宣风乡中心小学原校长是正谊派的，李春芳立即免掉原任，把我调过去当校长。

我清楚当地的政治派系斗争，不愿被卷进去，便一直拖着不肯就任。

李春芳命人叫我去见他，他带去的话话里藏刀，让人不寒而栗。

他说：“你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可我还这样相信你，以后，你要对我言听计从，不然的话……”

没办法，我只好答应去宣风乡中心小学当校长，以后再作打算。

当时的宣风乡，如今更名为白石街

宣风乡中心小学设在忠烈庙里，离我的老家不远。忠烈庙建于明末清初，庙分上下廊，有大天井小天井，内有正殿副殿。

忠烈庙里除了小学，剩下的大半建筑，被乡公所占用。正副乡长，及秘书、财政、警务、兵役等股，平日就在乡公所内办公。

记得我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时，就遇到乡长胡棣。见了我，他脸上露出了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我和胡乡长的冤仇显然还没解除。

这下好了，我以后还跟他在同一屋檐下进进出出，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和乡公所同处一庙之中，常常听见前院凄惨的喊叫声，老师无心教书，学生无意学习。那是乡政府随意抓丁逼捐，正在拷打可怜的乡民。

校长的工作并不繁重，每天就给学生讲讲课，处理处理学校里的事务，很是轻松自在。但这段日子是我人生当中最苦闷的时候，心中抱负无人可诉。

我只是在苟且营生，虚度光阴。

清明节后的一天上午，我正旁听学生上课。

突然听到前院吵吵嚷嚷，出去一看，一位中年农夫推着一辆独轮车走进了乡公所，独轮车上还坐有一名穿军装的男子。

那身装束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党自卫队的。

军装男子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小纸票递给农夫，说：“我身体很不舒服，麻烦你还是把我送进城看医生吧。”

农夫摇手不接钱，搀扶着他躺在乡警察宿舍的大通铺上，推着空车，急匆匆地离去了。

军装男子好像病得不轻，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声，把学校里的师生闹得心神不宁。

听说这位军装男子姓徐，是县自卫队的一名班长，前几天受派到宣风乡催收壮丁受训费的。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抓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壮丁抓到后，他们的训练费、生活费也全由老百姓分摊。县自卫队隔三差五下乡，像黑社会一样，背着枪到百姓家里要钱。大家日子过得更苦了。

那天，乡公所里只有一名看门的乡警，却不理会这位痛苦呻吟的徐班长。其他乡公所的人平时一般都找地方喝酒赌博干私活，很少会来乡公所正经办理公务。

到了下午，我在学校里，听见隔壁的呻吟声渐渐弱了，心里琢磨有事，走进警察宿舍一看，发现徐班长全身皮肤发黑，眼睛紧紧地闭着，已经处于昏迷当中。

我吓了一大跳，去找看门的乡警，催促他赶快去找乡长、干事回来处理。

乡警瞪我一眼说：“我出去找人了，乡公所没人看守，出了事情谁来负责？你少管闲事。”

他依然悠闲地喝着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深夜时分，警长才满嘴酒气地回到乡公所，去看了眼徐班长，感觉有些不对，更怕承担责任，立即从附近找来两名轿夫，叫他们将徐班长抬到县城自卫队去。

轿夫是翁婿俩，我们都认识，岳父叫张水民，那年50多岁，女婿叫刘启发，30多岁，家在乡公所边上，都是老实本分的人，靠抬轿子谋生。

他们把生病的徐班长扶上轿子的时候，翁婿两个陪着笑脸问：“警长，抬人的工钱问谁要？”

警长把眼一瞪，挥挥手说：“这几个小钱，堂堂乡公所会懒？别啰嗦，赶紧上路吧。”

那天夜里，风裹着雨，雨挟着风，抬轿子的翁婿俩，出门时担心脚上的鞋子被水打湿，把它脱下来放进轿子，光着脚板抬起轿子出了忠烈庙。

光脚噼啪有声，溅起一地的泥水。

宣风乡外的田野，下过雨满地泥泞

我们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三天天刚发亮，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名学生慌张的叫声吵醒：“邹校长，不好了，乡公所门外站满了拿枪的大兵，个个凶神恶煞，是来抓人的。”

当时，学校只有10多名寄宿生，除几位女教师有专门的寝室外，其余的师生都在教室里打地铺。

门外站满的大兵，是被这名起床解手的学生看到的。

学生们顿时慌作一团，胆小的甚至哭出声来，几名学生甚至想爬窗户逃跑。他们平日里便惧怕当兵的，那都是没法讲理的人。

我的心咯噔一下往下掉，难道是前些日子我请一位进步青年来学校教唱流行歌曲和宣传共同抗日招来的祸事？

当时，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我都是有罪之人。我希望共产党组织看到我默默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更希望早日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所以只要有机会，都会向师生灌输进步思想。

该来的都来吧，我不怕，大不了再次把我抓去坐牢好了。

我镇静了下来，安抚师生们：“你们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应付。”

大步走到门外，我发现带领自卫队的队长是熟人。便跟他打一声招呼，问道：“队长，你一大早来这里有何公干？”

他诧异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自卫队徐班长被你们乡公所唆使暴徒打死了，我是来抓捕相关人员的。”

徐班长已经死了？

见我愣在那，队长说：“军医已经验证，死掉的徐班长全身伤痕累累，颈部有绳索勒出来的痕迹，是窒息而亡。如果不是故意害命，为什么乡公所既不派人护送，又不办文书交待？又为什么轿夫丢下尸体，不打招呼就溜走？现在轿夫已经抓到，供认是乡公所让他们抬死人的……”

他所说的，和我那天所见完全不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讲完，自卫队队长还提醒我：“人命关天，你少管这种闲事为妙，里面的水深着呢。”

接着，一部分自卫队员看守住忠烈庙前后出口，一部分人进来搜捕。

学校被迫停课，忠烈庙有进无出。

自卫队见没有搜捕到相关人员，又把队员派遣出去。

附近周家园村的农户侯海水和他的母亲姜兰香也被押了进来，全身被麻绳像粽子一样捆绑着。只见两人鼻涕眼泪齐下，哭喊着说自己没有杀人，是被冤枉的。

他们跟这命案能有什么关系？一看就是乱抓人。

连乡长胡棣、副乡长陈炳福、警长张久金、乡警曾生财、保长李财发、保队副侯永福等10多人被陆续押进乡公所，个个都惊慌失措，全没有了往日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派头。

自卫队长的手指从被抓的10多人脸上一一划过，严厉地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前，你们个个都值得怀疑。”

那一刻，我感到特别解气。

我和胡乡长的恩怨，还得回到两年前，也就是1942年的6月。

当时日本鬼子攻入常山，天天进村入户烧杀掠夺。经过持续多天的扫荡，家家户户已经没有一粒粮食，只得靠挖野菜填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的。

6月12日晚上，我偷偷地把附近的村民叫过来，鼓动他们和我一起去粮库装粮自救。刚开始他们都不敢，说：“聚众盗抢公粮，被抓住要掉脑袋的。”

我说：“留着粮食与其便宜了日本人，还不如我们自己吃了活命。”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村民们才将信将疑地跟着我干。

趁着夜色到了粮库门口，我突然发现从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往里一看，只见乡长胡棣和几位乡公所的人在私拿公粮。

我立即带大家一拥而进。听到粮库有响动，后续又有村民赶来。胡棣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出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稻谷装走。

两个月后日本鬼子撤走了，为了推脱责任，胡棣向县里谎报粮库是被日本人抢劫的，那次抢粮就不了了之。

但胡棣恨上了我。他以收取自卫队经费的名义，对我家进行敲诈勒索，还下了一张勒令书：“限邹六吉（我父亲的名字）三天之内缴费400元，否则鸡犬不留。”我把勒令书撕碎，根本没有去搭理他。

邹鼎山年轻时候的照片

没想到，徐班长一人之死，让宣风乡的整个乡级机构都被端掉了。

我听说胡乡长被押到县城后，当天就提审了他。

当时，常山县设有国民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省里派中校副团长、少校团副各1人，设警卫股、征募股、编练股，下辖自卫独立中队、常备队、后备队，有官兵132人。

提审胡乡长的，正是国民党兵团团副熊正沅，他问胡棣：“胡乡长，死掉的人还是有魂魄的，刚刚，我对死去的徐班长说，要是你被打死的就睁开眼睛，结果你知道怎样吗？”

尽管胡棣在乡里有权有势，但这种阵势还是第一次经历，心里有些发虚，问道：“怎样的？”

熊团副说：“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徐班长果然睁开眼睛三次，你怎么解释？”

胡棣无言可辩。他可能到今早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好事不出门，宣风乡打死一名自卫队班长，以及乡长等一干人被抓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县城。

胡棣的大弟弟叫胡楷，在县城做生意，手上有几个钱，听说哥哥惹上了麻烦，连夜赶回老家。

他多方打听，了解到我当时在现场，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找到我的一个亲戚来说情。

他希望我去跟自卫队说明亲眼看见自卫队徐班长是活着用独轮车送进乡公所，然后再用轿子抬进城的，不存在被打死的事，特别是跟他哥哥胡棣没有关系。

我根本不愿意介入这种狗咬狗的官司。这哪里是命案，而是政治斗争。我清楚这种事情会给自己惹上多少麻烦。我甚至巴不得胡棣这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官宦受到惩罚呢。

这个以前看到我连眼睛都不抬一下的生意人，几乎天天都找我聊天请我吃饭，他说：“兄弟，我哥能不能出来，全靠你了。”

我心里非常反感，对他并不热情。

但是，我同意写证明作证。

答应作证之后，我开始去调查徐班长当时所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希望把他是怎么死的，做一次全面梳理。

那天，自卫队徐班长来到了宣风乡，催收壮丁受训费。在乡警曾生财的带领下，两人一起来到了周家园村。他们并没有马上去催收费用，而是到村民侯海水家里，开始一种名为“推牌九”的赌博。

一上了赌桌，他们就忘记了时间。赌到次日深夜时，突然，徐班长说自己头痛得厉害，倒头就在侯海水的床上昏昏睡去。乡警曾生财也就先离开了。

清晨，侯海水母亲姜兰香去房间叫徐班长起床吃早饭时，发现他的病情加重，已经起不了床，担心出什么意外，就托邻居用独轮车把他推回乡公所。

再后来，就是他在乡公所逐渐病危，死在求医路上、张刘两人的轿子里。

这个结果疑点重重。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真相。但此时，我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