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8日，《日本经济新闻》一则报道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越南共产党计划将全国63个省市缩减至34个，目标在8月底前完成整合。
这一改革被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称为“调整经济资源分配的必要措施”，其规模与1976年越南统一后的行政区划调整相仿。
这一决策不仅涉及行政层级的简化，更关乎越南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转型的深层逻辑。
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如何通过行政区划改革重塑发展路径？
这场改革的背后，既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倒逼，也有对未来竞争力的迫切追求。
历史脉络：从殖民遗产到治理现代化的突围
越南当前的行政区划体系深深植根于殖民历史,法国殖民时期，越南被划分为多个的行政单位，以削弱地方凝聚力。
尽管独立后63个省级单位的架构仍显冗余。相比之下，同属中等规模国家的中国云南省仅有16个州市，越南的行政层级复杂性与财政负担可见一斑。
这种碎片化格局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以招商政策为例，各省为争夺外资竞相推出税收优惠，反而加剧区域恶性竞争，资源难以集中投向关键领域。
近年越南提出“204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后，改革压力进一步凸显。
此次合并省市、取消县级行政层级的举措，旨在构建“省-乡”两级体系，减少中间环节，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政策执行效率。
1976年越南南北统一后的大规模区划调整，曾有效整合战后资源。
如今，越南试图通过类似手段破解发展瓶颈，既是对历史逻辑的延续，也是对治理现代化的主动探索。
改革逻辑：经济整合与区域协同的战略考量
越南此次改革的深层动力，源于对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
以胡志明市为例，其与平阳省、巴地头顿省的合并方案，将形成一个涵盖越南最大贸易港口的超级经济区。
这种整合不仅能强化产业链协同，还可通过规模效应吸引高端制造业投资。
类似地，岘港与广南省的合并，已刺激中部地区土地价格上涨，预示基建与产业联动效应的显现。
改革还试图破解南北发展失衡难题。北方红河平原与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资源分配长期不均，而南北高铁、中越铁路等跨境基建项目，亟需更高效的行政区划支撑。
通过合并相邻省份，越南希望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资源向交通枢纽和产业带集中。
这种思路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撤地设市”的策略异曲同工，即通过行政力量引导经济要素集聚。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非单纯追求数量缩减。
合并标准综合考虑面积、人口、经济互补性等因素，这种精细化设计，体现了越南在效率与公平间的平衡考量。
现实挑战：利益重构与社会韧性的双重考验
尽管改革蓝图清晰，实施过程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公务员体系震荡。
越南推出史上最激进的机构改革方案，将省级行政单位数量减少50% 左右，地方机构数量减少70% 以上。
同时研究取消县级行政单位、合并乡级行政单位。
如何妥善安置分流人员、防止官僚体系动荡，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内务部要求各省市5月1日前提交调整方案，紧迫的时间表考验着政策落地的连贯性。
地方认同冲突亦不容忽视。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行政合并可能引发文化归属危机。
如高平省、北件省等边境省份的历史文化特殊性，需通过柔性政策予以尊重。
此外，企业普遍对招商政策连续性表示担忧。
各地原有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的调整若缺乏过渡期，或将冲击投资者信心。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改革红利转化为可持续增长。
越南制造业仍依赖外资，电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
行政效率提升虽能改善营商环境，但若缺乏产业升级配套，改革效应恐难充分释放。
结语
越南的行政区划改革，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
从殖民遗产的清理到治理体系的重构，从经济地理的重塑到社会韧性的培育，每一步都交织着历史逻辑与现实诉求。
这场改革既是对“革新开放”政策的深化，也是越南在全球化变局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尝试。
正如1976年的区划调整为战后重建奠定基础，此次改革或将成为越南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一跃。
然而，改革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行政单位的数量变化，而在于能否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发展动能。
当胡志明市的港口吞吐量因合并而提升，当岘港的土地价值伴随基建投入攀升，越南或将在东南亚乃至全球产业链中书写新的坐标。
这场改革的终局，不仅将定义越南的发展轨迹，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参照。
参考资料
中网资讯：《越南将大规模改革 缩减一半省市数量，优化行政区划布局》
中国政府：《7月2日：越南南北实现全国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