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薛凤:中国古代很多像宋应星一样的思想家,被大家轻视了

腾讯文化特约作者 唐山

编者按:今年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正式面世30周年,在已出版的全部180多本著作中,《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可谓精品。德国著名学者薛凤研究《天工开物》这部“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之后认为,与其说作者宋应星是一位科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思想家。腾讯文化特约作者日前对薛凤进行了专访。

德国学者薛凤

为了离家远点喜欢上中国学

腾讯文化:在德国,中国学应该是很小众的研究领域吧?您当年为何选择这一专业方向?

薛凤:确实如此。在德国,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学。我在农村长大,从小便很想离开家,离得越远越好,那时觉得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学产生了兴趣。

我遇到一位非常聪明的老师,他来自东德,教我们地理史。他常在黑板上画地图,告诉我们长江、黄河在哪里,我觉得很好玩。

我学过一点法语、意大利语,但学得都不太好,上大学后得重新学外语。可学校只开了俄语和中文这两门东方语言课,我觉得俄语和法语太像了,所以学了中文。

我的老师很厉害,他特别重视发音。为了帮我,他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读bpmf之类,大概读了一年。学发音很难,因为很难看到成果,不像学语法,初期会快得多。

我的老师擅长工艺研究,他是个很老派的人,认为要研究技术史,必须先学会技术。他让我到杭州留学,跟从著名学者潘吉星先生学习。那时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刚成立,丝绸研究所的人教我怎么使用提花机之类。大概用了1年时间,我掌握了全部工艺流程,才知道做丝绸这么麻烦。

腾讯文化:您的中文名很独特,会让很多人以为您是中国人。

薛凤:是啊,这是我的台湾老师给起的名字。她说,我让她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两位女性——薛宝钗和王熙凤,所以给我起名为薛凤。她说我像凤凰一样无畏,每个中国人都会把我误认为中国人。我很喜欢这个主意,特别是她很努力地教我发音,使我的发音听上去像个中国人。

中国学生比我辛苦

腾讯文化:您在西方接受教育,又曾跟随中国老师学习,他们的执教风格有何不同?

薛凤:我知道的只是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现在如何就不知道了。总的来说,中国老师喜欢读课本,欧洲老师喜欢问概念性问题;中国老师强调读的能力,西方老师强调分析性技巧。

腾讯文化:那时中国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不觉得很辛苦吗?

薛凤:我那时很年轻,觉得能到中国这件事很酷。但中国大学是8个人住一间宿舍,而德国都是单人间,这需要慢慢习惯,但我和室友们至今还是朋友。

在中国,大学新生要军训,我觉得我不怎么辛苦,她们才辛苦。

如果说有什么不适应,那就是上街时,有人看见我的黄头发,会用手来揪一下,这是最不愉快的经历。那时人们对外国人非常友好,他们很少遇到能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如今这样的外国人太多了,他们再来留学的话,恐怕会更辛苦,因为不太容易找到朋友了。

宋应星和波义耳处在同一水准

腾讯文化:在中国,很少有人去读《天工开物》,您怎么喜欢上这本书了?

薛凤:读博士时,导师让我选研究方向,提出两本书:一是《天工开物》,一是《天下郡国利病书》。

我喜欢技术,和先生买了一栋破房子,完全是我们自己装修,而且做旧如旧。我对古老工艺感兴趣,所以我选了《天工开物》。

可真去读《天工开物》,觉得它太枯燥了,当时很后悔:我怎么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向?

恰好知道宋应星还写过其他东西,如《论气》《谈天》等,我想,如果放在一起来研究,可能会很有趣,这样就能解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宋应星为什么要写《天工开物》?

如果我也去研究《天工开物》的版本变化等,前人已研究得很细了,还有我什么事?历史学者要发现新的东西,不能总是重复别人。

腾讯文化:宋应星为什么要写《天工开物》?

薛凤:当然是为了赚钱。(笑)

我们知道,不同时代人对技术有不同的认识,现代人将技术视为确定的事实,但古人未必这么看,他们的观念是逐步转变的。

在《天工开物》中,宋应星并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而是从中看到普遍原则,即宇宙秩序。《天工开物》并非百科全书,宋应星也并非百科全书编撰人,他的《天工开物》具有宇宙学的成分。

科学是近代才有的,欧洲在19世纪前也没有科学。当然,当时人们可能也会研究技术,但大多数人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实践者。也许他有科学家一样的想法,但他必须先生存,不得不去其他工作。就像我,有时也喜欢画画,或干点儿装修方面的活儿(刷墙、雕刻),但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宋应星也如此,他把自己定位为学者,所以对技术细节不太熟悉,但他坚信工艺可以揭示世界的规律。不过宋应星曾务农,也许他懂一些操作知识。

中国有很多思想家,每个人都和爱因斯坦或伽利略一样独特,许多伟大的想法在当时被轻视了,宋应星就是如此。人们觉得这些想法并不新颖,而且有点奇怪,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

宋应星的想法好,但世界没准备好

腾讯文化:如果当时中国能重视宋应星这条路,会走向现代化吗?

薛凤:我认为不会。但在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欧洲是差不多的。

《天工开物》的文本很晦涩,可那时欧洲人写的科技著作也很别扭。比如17世纪的著名化学家波义耳,现代人很难看懂他的东西。宋应星用“气”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理,这非常直观,波义耳就没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宋应星和波义耳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只是波义耳开创的传统得以延续,而宋应星开创的传统中断了,所以人们忽视了他。

腾讯文化:为何明代中国能产生出宋应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却没有?

薛凤:因为外部世界的价值观改变了,人们的理想也变了。

在宋应星的时代,中国是发达、富有的,宋应星是一个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能干什么,在富有时代中,常有宋应星这样的人。

宋应星的很多想法没有付诸实现,不是因为这些想法不好,而是世界还没有准备好。

腾讯文化:在您的书中,较多使用“知识”这个概念,而非“工艺”和“科学”,这是为什么?

薛凤:我最主要的目标是展示“科学”与“工艺”是何时、为何应运而生的,而不是它们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李约瑟曾做过的工作。此外,我要思考从知识到科学的变化路线,有的知识永远不会变成科学。

学习历史可避免上当受骗

腾讯文化:技术史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东西,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薛凤:年轻时都觉得历史很无聊,因为有很多固定答案。我已从事28年的专业历史研究工作了,我的感受是:很多事看上去是新的,其实它在历史息息相关,学习历史可以避免上当受骗。只有了解过去,才能定义未来。

腾讯文化:您的书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奖,您当时的感受如何?

薛凤:很感激公众和学术圈对我看问题的角度予以认可,我最大的愿望是做研究,让人们能从更新的角度去思考,写人们读起来有趣又能学到真东西的书——而非让他们接受简单、大众化的信息。

腾讯文化:在过去4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薛凤: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变化确实很大,好和不好的东西都在发生。中国已经追上了世界的发展速度,中国学者也都精通世界的变化。总的来说,中国学者能保留自己的传统,同时又能学习欧洲的研究方式,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希望我的欧洲同事不只崇拜自己的研究方式,也能更多学习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

腾讯文化:科技史在中国非常冷门,多数读者带着“先前阔”的心态来看它,您对他们有何建议?

薛凤:也许是他们的视角有问题,我没有什么建议,只能推荐他们多读一些作品——然后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了。

(德)薛凤,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吴秀杰/白岚玲

短评:如何看待《天工开物》的价值?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契机

“年来著书一种,名曰《天工开物》卷。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370年前,宋应星在他的不朽巨著《天工开物》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李约瑟先生称宋应星是“中国的阿格里科拉”或“中国的狄德罗”。阿格里科拉是15世纪德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被称为“地质学与矿物学之父”;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欧洲“百科全书学派”的代表。

正是基于对《天工开物》的深入研究,李约瑟先生提出古代中国曾在26个关键技术上大大领先于西方,由此引发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天工开物》不涉及政治,但书中提到满清时,有部分字眼不敬,在清代遭到禁毁,至乾隆时已绝迹。幸好该书在海外广为流传,民国初年得以回流。(民间有私藏,1952年,李庆城先生将涂伯聚初刻本捐给北京图书馆)

随着《天工开物》知名度陡升,一些人将“中国人自己的工业革命”的期望寄托在《天工开物》上。可真正翻开此书,不免大吃一惊:文字佶屈聱牙,技术关键环节记述粗略,配图模糊……总之,仅凭该书,50%以上技术无法复原。

实用价值有限,宋应星又何必写它呢?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读者,也困扰着德国著名学者薛凤,于是便有了《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她独辟蹊径地提出:与其说宋应星是一位科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思想家。

薛凤以《天工开物》为切入点,与宋应星同一时期完成的《论气》、《谈天》等论文对参,探索当时文人记录工艺技术的目的,表明:“记录传统工艺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天工开物》中描绘的宇宙论——在工艺和技术的背后,蕴藏着世界的普遍性原则,展示了一种宇宙秩序。这是宋应星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众所周知,技术是将人类导入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在英语中,Technology(技术)由两部分组成,“Techn-”意为工艺,始于魔术师和工匠,“-ology”源自哲学。换言之,只有工艺与哲学相结合,技术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天工开物》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努力推动“形而上的儒学”向“实用儒学”转化,试图将“Techn-”与“-ology”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契机。

2015年,《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被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赢得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