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创始人罗征启:那一场人文主义的先锋实验

在深圳各种旧事物也是初来乍到 不像内地结成了网,连个缝隙都难找到 在这里你总可以找到空当,新旧混战勇者胜

教育改革者罗征启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5.2总第1042期《中国新闻周刊》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艾志刚记得,他1985年8月从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分配到深圳大学建筑系,被与内地高校截然不同的校园景象所震撼。

那时校园里一片创业热潮,公告栏上贴满了小广告,很多宿舍门口挂着公司招牌,食堂、清洁、保安人员都是勤工俭学的学生。他随系主任去校长办公室汇报工作,发现校长罗征启的秘书也是学生。当时的罗征启是一位明星式的高校领导,带领深大在国内教育界屡开风气之先,成为国内高教改革的一面独特旗帜。

2022年4月12日,罗征启去世。或许“北清华,南深大”的创校梦想早已远去,先天禀承先锋气质的深大也逐渐归于现实,但罗征启等改革拓荒者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不会消失的。

(资料图片)罗征启。

“待业中年”的新使命

1981年寒假,清华大学无线电系62级学生、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孙毓星去中央党校看望罗征启。

罗征启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在中央党校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就读。第一期共七八十人,分为两个班,田纪云和尉健行都在其中,罗征启是其中一个班的支部书记兼班长。

孙毓星和罗征启有很深的、悲欣交集的渊源。

“文革”时,孙毓星是清华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团派)”的干将,团派成立了“罗文李饶”(都是支持团派对立组织“四一四”的校中层干部)专案组,“罗”即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罗征启,孙毓星是罗征启专案组的负责人。罗征启被团派抓捕,后逃了出去。1968年4月3日晚,孙毓星带领一行9人去罗父家抄取照片以用于发通缉令,在他带人进屋时,留守在车中的两人驱车抓住了偷跑出来的罗征启胞弟罗征敷,罗征敷被嘴塞棉纱窒息而亡。作为专案负责人和带队者,孙毓星多次受到审查、关押。

1980年,孙毓星在取保候审期间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在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考生中总分排名第一。学校党委和黑龙江省委先后开会专门研究他和另一位造反派考生的录取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在孙毓星的求助下,罗征启此前已代表家属出具了谅解书,此时又给黑龙江省并哈工大党委写信表示,现在应当是化解冤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

孙毓星和另一位造反派考生的入学问题被提交中纪委二办,据悉胡耀邦作出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罗征启得知后,经仔细考虑,致信胡耀邦: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让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一登报,容易造成“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的结果,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胡耀邦很欣赏罗征启的心胸和格局,批示同意。最终此事没有见报,由新华社记者写出了内参报道。

孙毓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党校的这次见面中,罗征启告诉他,自己可能将被安排去团中央工作,组织部已经找他谈过话了。

然而,1981年暑假“青训班”结业,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工作,罗征启却没有接到安排。

许多人还记得,197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他担任清华党委宣传部负责人,主管教师思想工作,得知教师中对一位领导人的儿子未经考试就被特批公费出国一事反应很大,提笔给这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后,此议在清华作罢。后来,上级机关领导在谈话中曾告诉罗征启:“有人反映说你思想有点偏激,你以后说话做事要注意点。”

离开“青训班”后,罗征启成了“待业中年”,在家待了7个月后才回到清华,仍然担任党委副书记。

1983年春节后,罗征启得知消息,要调他去深圳筹建深圳大学。不久,他参加了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召集的协调会议。黄辛白说,中央已批准建立深圳大学,请清华、北大和人大支持,现第一批调清华副校长张维任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人大经济学教授方生任副校长抓教学。

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和人大副校长谢韬都表示支持,张维和方生表示同意,只有罗征启不表态。黄辛白要他发言,他说:“听说深大现在只有不到20个党员,又听说省委决定实行校长负责制,我去了没事干,所以我还在考虑。”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忙说:“我明白了。今天先不定吧,我明天到清华去拜访你,我们用家乡话谈心。”

第二天,黄其江到访。他告诉罗征启,广东省委常委连夜开会,决定聘请罗征启担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深大的全面工作。

但罗征启还有一个困扰。他看到深圳市申请创办深圳大学的报告中有一句话是“说干就干,立即上马,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精神创办深圳大学”,担心这是1958年“大跃进”式的蛮干。

1983年8月底,张维、罗征启和方生等应邀来到深圳,第一次踏上南头区粤海门村的新校址。眼前是一座荒凉的小秃山,1700棵荔枝树因长期无人照料已衰败枯萎,罗征启却看到了“一日千里”的一股劲头。

他说:“一平方公里、一片荒地、一张白纸,我感到这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而且‘天高皇帝远’,干扰会少一些。我立刻爱上了这片荒丘野地。”

深大设计师

经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批准,拨给深圳大学基建费一个亿、设备费一个亿。罗征启全权负责学校的规划建设。

罗征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1963年“四清”时,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的他被派去听梁思成的课,这实际是一种“检查”,却成为他“补课”的机会。梁思成讲课妙语连珠,如:“我们搞建筑,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造成无限的幻觉。”“建筑师很幸运,因为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美;建筑师也很痛苦,因为也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丑。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创造点美。”这些话一直铭刻在罗征启心里。

规划的首要因素应该是“人”,但在现实中,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和仪器设备。图书馆的书库大,阅览室却小,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抢占座位。长期以来所讲的“先生产、后生活”,实质上被歪曲为先“物”后“人”了。明确了这一点后,教学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比例就发生了变化。

图书馆是规划中的全校中心,处于最高的坡地上,体量最大。图书馆从早上8点半开到晚上12点,全年365天开放,全部开架。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每500名在校生要配备一所食堂,按深大当时四五千学生的规模,至少需要八所食堂。食堂一般就开个把小时,罗征启读清华时就是这样,一到饭点需要抢饭,但深大食堂每天开12个小时,这样三所食堂就够了。

学生宿舍设计成两人一间。罗征启认为,这表面看起来浪费,其实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压力就减小了。不算地价,图书馆造价是一平方米1000元,学生宿舍是110元,因此宿舍做成两人间是最经济的做法。

罗征启认为,大学是智能荟萃的地方,对社会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势位”,既能汲取社会的营养,用精神产品去服务社会,同时又要避免喧嚣嘈杂的“污水废物”的回流。因此,学校环境必须格调高雅,富于文化氛围。

深大背山面海,规划时尽量利用了这一优势,校园建筑高低错落,而不是“推平头”,所有建筑物都面向大海。1700多棵荔枝树被抢救成活,后来学生在荔枝林内自建了烧烤场。原有的“细脚湖”水塘被改名为“上文山湖”,又开挖了“下文山湖”,湖上有岛,湖畔遍植柑橘、香蕉、菠萝等。

学校的方位并不是正北正南,而是向东偏了15度。罗征启的解释是,如果是正南正北,刮东风、西风时没有穿堂风,但又不能偏多了,以免西晒。不过一些人认为,熟读《易经》的罗校长其实在进行一种“人文气场”的实验。因为走在校园里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和跃动感,谁都解释不清这其中的原因。

1984年夏,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生李念中分配到深圳大学。当时学校已完成一期工程,ABCD四座教学楼都已启用,即将开始二期建设。罗征启对观念比较陈旧的方案并不满意,在设计院内部针对E栋教学楼、粤海门客舍、学生宿舍楼的设计开展竞赛,最后拍板E栋教学楼、粤海门客舍的设计选定李念中的方案,并由他当项目负责人。如果在内地,李念中要积累近十年资历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艾志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头看罗征启主持的深大校园规划是很有超前性的。当时资金有限,校园风格朴素简约而又现代,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根据地形做成自由开放式大布局,背山面海,朝南偏东,在形态上打破了传统高校庄严封闭的布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征启夫人、也是他的清华建筑系师妹梁鸿文主持设计的深大演会中心。

占地4000余平方米的演会中心位于学校西广场北侧小丘上,整个底座就是小丘的一部分,使用本地天然石料筑成,体态轻盈。根据广东气候条件,演会中心不设高墙,四周只有防止强光和改善音响效果而设置的围护,并开有缺口以通风,是全开放空间,其北200米内都是荔枝林,观众席旁就是绿地和水池,不需要安装空调,是早期绿色建筑的典范。

“百家拳”

罗征启说,深圳不是没有旧东西,有些比内地还严重,但它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各种旧事物也是初来乍到,不像内地结成了网,连个缝隙都难找到,而在这里你总可以找到空当,新旧混战,勇者胜。

他意识到,很多大学里教职工和家属人数往往比学生多得多,基建和后勤大部分时间是“自我服务”。连教务处都要花许多精力主管附中、附小,其他各部门也主要忙自己的事。越大的学校,这一点越明显。

勤工俭学是他选择的改革突破口。他是搞政工出身的,深知从这里入手难度太大,而勤工俭学没人注意,有可能搞起来。

深大率先在全国取消了学生助学金,改为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制。一支勤工俭学的学生队伍取代了庞大的职工队伍,并逐渐从清洁、服务等渗透到学校的各个部门。改革最兴盛时,深大凡和学生有关的工作岗位,全由学生担任。

罗征启要求,学校管理人员只能配备学生秘书,报告只能自己写。

大三下学期,土木工程系85级学生郝福寨开始担任校长秘书,每周利用两个下午的课余时间到校长办公室门口的秘书台坐班。他要负责接待来访,接听电话,处理来信,打理罗征启的日程,把他订阅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深圳特区报》《香港信报》等十几份报纸中与深大有关的报道内容做成剪贴本。

罗征启强调“something interesting,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special”。他说,深大不可能在教学质量上很快追上老牌名校,但是可以提高竞争力。如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的质量并不如美国、西德的产品,但是竞争力强,因为它适销对路,性价比高,包装和广告好。深大要在竞争力方面争取一流,才能在全国1061所高校中立起来。

李念中回忆,如果清华是少林拳,北大是武当派,深大则是百家拳。艾志刚说,罗征启鼓励年轻教师在教学上大胆创新,一见到他们就问“有什么新想法”。

当时对教学资源采取的策略是“抱大腿”,从清华大学引进了建筑和电子类,从北大引进了中文、外语类,从人大引进了经济、法律类。学生不包分配,毕业也不留校,以防止近亲繁殖,同时四面八方招聘,到处“挖墙脚”。

建校之初,清华大学副处级调研员方智调来深大负责人事工作。由于招聘审批流程耗时太长,那时招聘大多是先就职,再补办流程。罗征启要求招聘有重点大学背景的人才,方智曾去西安招聘两个月,听说深圳在创办一所先进的新型大学,报名者众多。

罗征启对受邀来组建中文系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胡经之说,深大就像一张白纸,给我们留有很多自由的空间。1987年,胡经之根据主管文教的深圳市副市长林祖基的建议,想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罗征启很支持:“你是系主任,你确定是国际文化系就行。”胡经之和中文系几位副手一商量,国际文化系就建了起来。

1986年5月,罗征启接替张维担任校长,继续兼任党委书记。他清醒地看到,自己作为校长,学术地位、成就和威望以及在教学科研上都是有欠缺的,既需要支持,也需要监督。同时,学术和行政工作不同,不能采取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因此建立了教授会,主持学术活动。

原来深大由学术委员会负责职称评定,论资排辈严重,教授会成立后,一些年轻、业务强的讲师得以晋升。

报考深圳大学的学生年年增长,1987年报考人数是录取人数的200倍。罗征启在开学典礼上致辞时要求:学校里面不许称呼职务,不许称呼什么“校长”“处长”“科长”,都称“老师”,希望大家保持这个好传统。

推行学生自治

罗征启大力推行学生自治。

深大学生会主席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只要考试没有挂科、没有受过处分,人人皆可报名。学生工作处发给每位参选者几百块钱,用于印刷宣传材料。

郝福寨担任过学生会内部“消费者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监督学校小卖部、食堂、商场的物价。一次他们选了学生商场里的十几种商品,与南头镇商场的同类商品比对后,发现贵了百分之二三十,遂写信向学校反映。罗征启得知后亲自处理,认为学生商场由学校物业提供场地,没有房租,学生勤工俭学收入也不高,物价偏贵很不应该。

罗征启(中)与深大首届毕业生合影。

1986年,深大推出教育改革23条,很多学生对其中的“补考要缴费”很有意见,甚至闹事。此后,学校于1987年成立了学生事务咨询中心,以倾听学生诉求。咨询中心由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7名学生组成,团委推荐的郝福寨也在其中。

郝福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生事务咨询中心是校长的学生智囊团,每周开会讨论食堂加价、学校收费、学生违纪处理等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形成共识后以中心名义发函给罗征启。

如果说学生事务咨询中心是咨询机构,“学生法庭”则是执行机构。

“学生法庭”主要由法律系学生组成,针对学生内部纠纷或作弊、斗殴等违纪事件,经过调查、一审、上诉、二审等程序后形成处理意见,报校长批准。有老师认为私设“法庭”不妥,一些学生也觉得这个名称难以接受,因此改为学生自律委员会,“传询”也改为“传请”。

自律委员会半年内处理了110宗案子,包括考试作弊14起、违反宿舍纪律11起、看黄色录像22起。处理一般都比较轻微,考试作弊和看黄色录像属于其中处理比较严的。

罗征启说,两个学生打架,校长和党委书记永远搞不清谁先动手、谁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学生自律委员会能把大多数事情都搞清楚,他们经手的案子中上访投诉的几乎没有,他几乎从未否决过自律委员会的意见。

深大搬到粤海门新址后,周边还是一片荒芜,附近没有一家银行,师生存取款十分不便。国外学校的工资由银行代发,罗征启想研究一下可行性,跟银行的人一聊,对方反问:“要银行给学校发工资的话,你想想我们得增加多少编制?编制从哪里来?人员住房怎么解决?”因此,他想到了交给学生自己办。

他请83级金融系学生李敏筹办深大学生银行。李敏带着几个同学利用假期到深圳的几个国有银行“取经”,并自学了相关内容。1984年11月,“深大实验银行”开业,李敏担任第一任行长,所有8名工作人员都是在校生。1985年2月11日,人民银行补发了金融许可证,学生银行法定名称为“深圳大学信用社”。

经上级机关批准,教师工资、基建费用、奖学金等都存进“学生银行”。“学生银行”还向学校基建办和校办厂发放贷款,为师生代办邮政汇款。

一次,郝福寨家里遇到困难,想向“学生银行”贷款,毕业后归还。他找到罗征启,罗当即同意为他提供担保。

1987年,深圳市金融机构财务检查评比,深大“学生银行”在全市13家银行中名列第四。为根本解决城市信用社的风险问题,1995年9月国务院决定撤并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深大实验银行”于1995年底被合并到深圳城市合作银行(现深圳商业银行),成为其深大支行。当时,其流动资金已从最初的不足50万元增至1.5亿元。

罗征启说,以前学生在他眼里只有业务学得好与不好、思想好与不好(这常常以是否为党员来体现)的区别,而现在,学生的形象是生动的,具体的,他可以预测到他们将来工作后的情况。他由此得到启示,学校工作应打破过去受苏联影响的模式化,不强求大家排成一字齐步前进,而应注重发挥学生的特点和优势。

李念中回忆,深大学生和社会的贴合度在高校中独树一帜。学生骨干毕业时都很受用人单位欢迎,绝大多数日后在事业上都很成功。

艾志刚说,罗征启的早期措施在深大造就了大批学生企业家,深圳名企蓬勃发展,很多创业者都毕业于深大。

在各高校校友财富榜上,深大排名第一。1985级财务会计的周海江后来成为红豆集团CEO,1985级电子技术与计算机专业的梁光伟成为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88级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史玉柱成为巨人公司董事长,1989级计算机专业的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许晨晔、1989级应用化学专业校友陈一丹一起,创立了腾讯公司。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80年代末,罗征启离开深圳大学。梁鸿文退休后,夫妇俩创办了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清华苑与深大仅一街之隔,罗征启暇时常到深大散步。

现为清华苑总经理的李念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主要依托清华和深大两方面资源,有学院派风格。罗征启希望建筑师有独立见解,有个性,不求同,提倡快乐设计,因为设计要创新,要实现美学追求。

李念中说,晚年罗征启看淡得失,对外界也尽量减少评论,同时要求员工注意言行,不要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现为深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的艾志刚觉得,晚年的罗征启并不孤单。多年来,深大和清华校友常去拜访他,各界领导也常去看望他,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他成为了一名资产丰饶的企业家,这是值得庆幸的。

清华校友张比说,罗征启是清华人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范,是清华人的良心。

2018年12月,孙毓星最后一次在罗征启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此时罗征启已患帕金森病多年,每周只能到公司三个半天,但依然能亲自处理事务。

晚年罗征启一直想写一部《深大故事》,他请现为深圳市锦兴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郝福寨牵头做口述和组稿。但这些文稿至今压在郝福寨手中,尚未出版。

郝福寨记得,罗征启曾写过一段回忆文字。他写道:当年点亮的青春火炬,依然在我的心中燃烧。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美丽的日子,是永远不会黯淡的。即便盲从酿成灾难,禁锢变为现实,真正的你也依然在探索。苍凉人生中也是有绿地的吧,那长者的关切和朋辈的友情,是永远的绿地。